摘要：那年是1992年，我二十八岁，在红星机械厂当车工，不好不坏地混着日子。

那年是1992年，我二十八岁，在红星机械厂当车工，不好不坏地混着日子。

厂里的老师傅都说，我这双手，是老天爷赏饭吃，稳。砂轮磨出来的刀，切在钢锭上，出来的铁屑花儿都比别人的卷得漂亮。

可手再稳，也架不住牙疼。

右边倒数第二颗大牙，烂了个洞，先是喝凉水刺一下，后来是吃热饭也跟着凑热闹，最后发展到不吃不喝，它自个儿在那儿一下一下地跳着疼，像心里揣了个小鼓手，不定时就给你来上一段。

我老婆林慧看我捂着腮帮子，饭都吃不下，就催我：“去看看吧，厂卫生所不行，就去街上那个私人诊所，听说技术好。”

厂卫生所的张大夫，手艺跟他的年纪一样老，拔牙基本靠蛮力，我可不敢。

于是，在一个不用上工的下午，我揣着半个月的烟钱，走进了那家开在巷子深处的牙科诊所。

诊所很小，就一间门面，刷着白灰的墙上挂着一张牙齿结构图，已经泛黄卷边了。空气里飘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来苏水味儿，闻着就让人腮帮子发紧。

给我看牙的是个年轻女医师，姓温。很年轻，看着也就刚毕业的样子，穿着白大褂，头发利索地盘在脑后，戴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眼神干净得像刚洗过的玻璃。

我躺在那张老旧的牙科椅上，张着嘴，任由她用带小镜子的探针在我嘴里捣鼓。

金属工具碰到牙齿的声音，咯吱咯吱的，顺着牙根一直传到天灵盖。

“蛀得很深了，神经都露出来了。”她的声音隔着口罩，有点闷，但很清晰，“保守治疗意义不大，拔了吧。”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心里想着，总算能解脱了。

她开始准备工具，棉球，针管，还有一把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的、亮闪闪的牙钳。

我能感觉到她的靠近，那股来苏水味里，夹杂了一丝很淡的洗发水香气。她俯下身来，调整我头顶那盏灯的角度，一缕没扎好的碎发，轻轻扫过我的额头，有点痒。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两拍。

她拿起针管，准备打麻药。针尖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我紧张，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胸口起伏得有些厉害。

她拿着针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然后，她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话。

“你别喘，我紧张。”

我愣住了。

我睁开眼，对上她的目光。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此刻也写满了和我一样的紧张。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在害怕。

这个小插曲，像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湖里，让这个原本充满消毒水味的下午，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味。

麻药劲儿上来，半边脸都木了。温医师的技术，比我想象的要好，也可能是我这颗牙烂得太透，没费多大劲就下来了。她用棉球塞住牙洞，嘱咐我两个小时内不能喝水吃东西，又给我开了点消炎药。

我付了钱，嘴里含着棉花，含含糊糊地道了谢，走出了诊所。

外面的阳光有点晃眼，我眯着眼，感觉整个世界都清净了。那颗折磨了我半个多月的牙，终于成了一段过去。

回到家，林慧正在给五岁的女儿彤彤洗头发。彤彤不老实，水花溅得到处都是。

“回来了？拔了？”林慧头也不抬地问。

我点点头，想说话，又怕牵动伤口。

“桌上有稀饭，温的，你先垫垫肚子。”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平淡，琐碎，像一碗温吞的白开水，没什么滋味，但也解渴。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我们俩都变成拔光了牙的老头老太太。

可我没想到，那颗被拔掉的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要命的疼痛，还在后头。

拔完牙的第三天，我收到一封信。

信是从邮局直接寄到厂里收发室的，收发室的王大爷眼神不好，看见我的名字，就在厂区的大喇叭里喊：“陈明！有你的信！陈明！有你的信！”

整个车间的人都听见了。这年头，除了电报，就数信件最稀罕。工友们都开我玩笑，问是不是老家的哪个小姑娘惦记我了。

我笑着骂了他们几句，心里也犯嘀咕。我们家亲戚都在本市，谁会给我写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很旧，边角都磨毛了。上面的字迹娟秀，但笔锋有点抖，像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写的。寄信地址很陌生，是川西的一个小县城，地名我听都没听过。

我把信揣进兜里，一直熬到下班回家，才在自己房间里，关上门，小心翼翼地拆开。

信纸是那种很薄的稿纸，上面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信的开头，称呼我为“陈明同志”。

她说，她叫许桂芬，是我父亲陈建国的“旧识”。

看到“陈建国”三个字，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我爸去年冬天刚走的，肺上的老毛病，没扛过去。

我爸这辈子，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在我们面前，永远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父亲，是家里的山。他很少提自己的过去，我只知道他年轻时响应号召，去过很远的地方支援“三线建设”，后来才调回我们这个城市。

我一直以为，他的过去，就像厂里那些封存的旧机器，虽然存在过，但早已无人问津。

可这封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尘封的门。

许桂芬在信里说，她和我爸是在川西的工地上认识的。那一年，我爸是厂里派去的技术员，她是当地的民工。

信写得很克制，没有太多情绪化的描述，只是在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

她说，我爸在川西待了八年。这八年里，他们生活在一起。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闷棍。

信纸上的字，开始变得模糊，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小锤子，敲打着我的神经。

儿子……

我爸还有一个儿子？

那我算什么？

信的后半段，许桂芬才说明了写信的意图。

那个我素未谋面的“弟弟”，叫陈勇，今年二十五岁，前段时间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伤了脊椎，现在瘫在床上，急需一笔钱做手术。

他们那边穷，家里已经山穷水尽，她也是走投无路，才想起来打听我爸的消息。可一打听，才知道我爸已经不在了。

信的末尾，她写道：“陈明同志，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也知道建国他……亏欠你们母子。但阿勇他，毕竟也是陈家的骨肉。我不是要你们负责，只是想，看在建国和你弟弟的份上，能不能……帮我们一把。多少，都是一份心意。”

信的最后，还附了一个邮局汇款的地址。

我把信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清楚楚，可连在一起，我却觉得那么陌生。

我爸，那个在我印象里，连跟邻居吵架都会脸红的男人，竟然在外面还有另一个家，另一个儿子。

那个我叫了二十八年“爸爸”的人，形象瞬间崩塌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笑话。

我把信叠好，塞回信封，然后把它藏在了床垫底下。

我不敢让林慧看见。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这件事，像一颗比那颗烂牙更疼的钉子，钉在了我的心里。

晚上吃饭，林慧给我盛了碗排骨汤，说：“给你补补，看你这几天脸都瘦了。”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我们这个家，是靠着两个人的工资，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我们省吃俭用，给彤彤买最好的奶粉，想着再过几年，能换个带阳台的房子。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

可现在，这个基础，被一封信给动摇了。

我爸的秘密，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彤彤用小勺子笨拙地喝着汤，弄得满嘴是油。她抬起头，冲我笑：“爸爸，汤好喝。”

我看着女儿天真的笑脸，心里一阵发酸。

我该怎么办？

装作没收到这封信？把那个所谓的“弟弟”抛在脑后？

可信里的那句“他毕竟也是陈家的骨肉”，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我爸不在了，作为他唯一的儿子……不对，是名义上唯一的儿子，我是不是该替他承担些什么？

那几天，我魂不守舍。

上班的时候，好几次都差点出了差错。车床的刀头离我的手只有几公分，要不是老师傅吼了我一嗓子，后果不堪设想。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林慧问我怎么了，我说可能是拔牙伤了元气，过几天就好。

我开始偷偷计算家里的积蓄。

我们俩的工资，除了日常开销，每个月能存下百来块钱。这几年下来，存折上有了三千出头的存款。

这笔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我盯着存折上的那个数字，心里像有两只手在撕扯。

一边是我的小家，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们未来的生活。

另一边，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弟弟，是我爸留下的一个烂摊子，是一个我无法回避的伦理难题。

一个星期后，我做出了决定。

我瞒着林慧，从存折里取了一千块钱。

取钱的时候，银行柜员是个认识的街坊，还跟我开玩笑：“小陈，发财了？取这么多钱。”

我扯了个谎，说是厂里有同事家里急用，我先借给他。

走出银行，我捏着那沓厚厚的十元纸币，手心全是汗。

这一千块，是我们家将近一年的积蓄。

我走到邮局，按照信上的地址，把钱汇了过去。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我犹豫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两个字：保重。

我没有留我的名字。

做完这一切，我心里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更加沉重了。

我像一个偷了东西的孩子，既心虚，又害怕被发现。

回到家，我把存折放回原处，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我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

林慧是个细心的人，家里的每一笔开销，她心里都有数。

果然，没过几天，出事了。

那天，林慧单位里发了一笔奖金，她很高兴，说要去给彤彤买一条新裙子，顺便把奖金存起来。

下午她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她一进门，就把存折“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

“陈明，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一千块钱去哪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厂里……厂里一个同事，家里出了急事，我……我借给他了。”

这个谎言，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林慧冷笑了一声：“同事？哪个同事？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方的朋友？一千块，说借就借？”

“他……他家里人病了，急用钱。”我硬着生生地往下编。

“病了？什么病？住哪个医院？我们两口子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才多少钱？你倒好，一出手就是一千！陈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她的声音越来越大，眼睛里充满了怀疑和失望。

我知道，她可能想到了最坏的方面。这个年代，男人在外面有不清不楚的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的沉默，在林慧看来，就是默认。

她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带了哭腔：“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彤彤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哪样不要钱？你把钱拿出去给别人，你想过我们娘俩没有？”

“我……”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真相太沉重，我怕说出来，这个家就散了。

那晚，我们分房睡了。

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卧室里传来林慧压抑的哭声，心如刀割。

我第一次发现，一个谎言，会带来比真相更大的伤害。

我和林慧开始了冷战。

白天，我们各自上班，晚上回到家，也是零交流。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彤T彤似乎也感觉到了家里的气氛不对，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

这种沉默，比争吵更让人窒息。

我心里憋着那个巨大的秘密，感觉自己快要被压垮了。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躺在沙发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直到天色发白。

我脑子里反复回想着那封信，回想着我爸沉默的脸。

我试图去理解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年轻男人，被派到千里之外的深山里，一待就是八年。他和我的母亲，聚少离多。在那种孤独和艰苦的环境下，发生一些感情上的事，似乎……也并非完全不可理喻。

可理解归理解，接受是另一回事。

他的一个选择，却给我现在的生活，留下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一个周末，我独自一人去了我爸的墓地。

墓碑上，他的照片还是那么严肃。我给他点上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蹲在墓碑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风吹过松树，发出沙沙的声响。

我看着墓碑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心里第一次涌起一股说不清是怨恨还是悲凉的情绪。

“爸，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喃喃自语。

没有人回答我。

我开始反思自己。我为什么要撒谎？

我怕林慧知道后，会看不起我爸，会觉得我们陈家不光彩。我怕她会因为这件事，跟我闹，甚至离开我。

我以为我在保护这个家，但我的做法，却亲手把这个家推向了破裂的边缘。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被动地承受，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我必须主动去面对这一切。

我不再去想“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开始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该如何面对？”

我想要的，是挽回我和林慧的感情，是给彤彤一个完整的家。

而要做到这些，第一步，就是坦白。

那天晚上，我等彤彤睡着后，走进了卧室。

林慧背对着我躺着，我知道她没睡。

我在床边坐下，沉默了很久，才下定决心开口。

“小慧，对不起。”

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没有说话。

“那笔钱，我没有借给同事，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深吸一口气，把那封信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我讲得很慢，很艰难。每说一个字，都像在揭开自己的伤疤。

我讲了我爸的过去，讲了那个叫许桂芬的女人，讲了那个我素未谋面的、躺在病床上的弟弟。

我说：“我爸不在了，他留下的这个债，我不知道该不该我来还。我怕你知道了会多想，所以就……就自作主张把钱汇过去了。”

我说完，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敲打着我的胸膛。

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可能会骂我，打我，甚至提出离婚。

但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说出来。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林慧才慢慢地转过身来。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有些吓人。

她没有哭，也没有骂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信呢？”她问，声音有些沙哑。

我从床垫下摸出那封信，递给她。

她打开床头灯，就着昏黄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完信，她又沉默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着她的审判。

“陈明，”她终于又开口了，“你爸这件事，做得不对。”

我点点头：“我知道。”

“但是，”她顿了顿，看着我，“你瞒着我，更不对。”

我的心一沉。

“我们是夫妻，”她说，“有什么事，不能一起商量吗？你一个人扛着，把我当外人吗？”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我以为她会纠结于我爸的过去，纠结于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弟弟，纠结于那一千块钱。

可她真正在意的，是我的隐瞒和不信任。

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愧疚。

“对不起，小慧，我错了。”

她叹了口气，把信放在床头柜上。

“事情已经这样了，再追究谁对谁错也没意思。”她说，“现在的问题是，以后怎么办？”

我愣住了：“以后？”

“是啊，”她说，“那边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个弟弟，病得有多重？手术要多少钱？以后还会不会再来信？”

她提出的问题，都是我刻意回避，不敢去想的。

“我不知道。”我老实回答。

“不知道，就得去弄清楚。”林慧的语气，出乎意料的平静和果断，“光寄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得亲自去一趟。”

我看着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去……川西？”

“对。”她点点头，“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是假，总得亲眼见了才知道。如果是真的，我们再商量该怎么办。如果是假的，那这一千块钱，就当买个教训。”

我没想到，林慧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她不仅没有跟我大吵大闹，反而比我更理智，更有担当。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

这是我们冷战以来，第一次心平气和地交谈。

我把心里的所有担忧和矛盾都告诉了她。她虽然也觉得这件事很棘手，但她始终坚持，逃避不是办法。

“陈明，我们是一个家。”这是她最后对我说的话。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终于松动了。

我决定，去川西。

我要去亲眼看看，我爸的另一段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跟厂里请了半个月的假，理由是老家有急事。车间主任看我最近状态一直不好，也没多问就批了。

林慧给我收拾行李，把家里仅剩的几百块钱都塞给了我，还反复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到了那边要先去邮局给家里拍个电报报平安。

出发前一晚，她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到了那边，别跟人置气。不管怎么样，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她一边给我挑出葱花，一边说。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我知道，她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她选择了和我一起面对。

我坐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1992年的火车，又慢又挤。车厢里混合着烟味、泡面味和各种说不上来的气味。我买的是硬座票，过道里都挤满了人。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驶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熟悉的平原，慢慢变成连绵不绝的丘陵和山脉。

两天一夜之后，火车终于抵达了那个小县城。

下了火车，一股潮湿的山风迎面扑来。县城很小，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砖房。

我按照信上的地址，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听说我要去的地方，摆了摆手：“那地方太偏了，路不好走，得加钱。”

最后，我多花了一倍的价钱，他才愿意载我过去。

摩托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一个坐落在半山腰的村子。

村子很破败，大部分都是土坯房。

我在村口下了车，按照门牌号，找到了信上写的那个家。

那是一座用黄土和石头垒起来的房子，院墙都塌了一半，门口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在择菜。

我走过去，试探着问：“请问，这里是许桂芬家吗？”

老太太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打量了我一番。

“你找谁？”

“我……我找许桂芬。”

她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我就是。你哪位？”

我看着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依稀能看到信里字迹的影子。

我的喉咙有些发干，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

“我……我叫陈明。”我说。

听到这个名字，许桂芬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走进那间低矮的土坯房。

屋里很暗，光线不好，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里间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年轻人。他面色蜡黄，嘴唇干裂，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就是陈勇，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弟弟。

他听见动静，艰难地转过头，看见我这个陌生人，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许桂芬跟了进来，声音颤抖地对他介绍：“阿勇，他……他是你哥。”

陈勇的脸上，没有我想象中的激动或者惊讶，只有一片麻木。他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

这种冷漠，比任何质问和哭诉，都更让我心里难受。

许桂芬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上面全是豁口。

她拉着我在堂屋的板凳上坐下，开始跟我讲这些年的事。

她的故事，和我爸告诉我的版本，大相径庭。

在我爸的描述里，他的“三线”岁月，是一段充满革命豪情的奉献史。

但在许桂芬的口中，那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充满了无奈和辛酸的过往。

我爸不是主动抛弃她们母子的。

当年，我爸接到调令，要返回原籍。他本想带着许桂芬和刚出生的陈勇一起走，但那时候的政策不允许。许桂芬没有城市户口，陈勇也跟着她，是农村户口。他们一旦离开这里，就意味着失去了土地和唯一的依靠。

我爸只能一个人先走。他承诺，等他在城里安顿好了，就想办法把他们接过去。

可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刚开始的几年，我爸每个月都会给她们寄钱和粮票，从未间断。信也写得很勤，信里充满了对她们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许桂芬把那些信都收在一个小木盒里，拿出来给我看。信纸已经泛黄发脆，但每一封都保存得很好。

我看着我爸那熟悉的笔迹，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原来，他不是不负责任。他只是，被困在了那个时代里。

后来，随着我们这边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我爸的工资也开始不稳定。他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信，也越来越短。

再后来，他就很少提及接她们过去的事了。

“我知道，他有难处。”许桂芬擦了擦眼角，“他那边，也有家，有你和你妈。我们不能去给他添麻烦。”

她说，她这辈子，不怨我爸。

“他是个好人，就是……命不好。”

我听着她的讲述，心里那点对父亲的怨恨，渐渐被一种巨大的悲哀所取代。

我爸，他这一辈子，原来是活在两个家庭的夹缝里。他对哪一边，都充满了亏欠。

我问起陈勇的病。

许桂芬说，手术费要一万块钱，后续的康复治疗，更是个无底洞。我寄来的一千块，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我们不该给你写信的，”她叹了口气，“你爸走了，我们跟他，就算断了。只是看着阿勇他……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那天晚上，我留宿在他们家。

许桂芬把她和陈勇的房间让给了我，她自己去睡外面的柴房。

我躺在陈勇睡过的床上，闻着被子上残留的药味和汗味，一夜无眠。

隔壁房间里，传来陈勇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压抑的呻吟声，和许桂芬低声安慰的声音。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者，一个局外人，窥探着这个家庭的痛苦和挣扎。

我带来的那几百块钱，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力。我以为我来这里，是来解决问题的，是来替我爸“还债”的。

可我来了之后才发现，我什么都解决不了。

我爸留下的，是一个我根本无力承担的重担。

我在这里待了三天。

三天里，我试着跟陈勇交流，但他始终对我爱答不理。

我给他削苹果，他不说谢谢。我问他疼不疼，他把脸转向墙壁。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冷漠和戒备。

我知道，他可能是在怨恨。怨恨我爸，也怨恨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生活在城里的“哥哥”。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如果我和他的人生对调，我可能比他更偏激。

第三天，我要走了。

临走前，我把身上剩下的钱，都塞给了许桂芬。

她推辞着不要，我硬塞到她手里。

“姨，”我第一次这样称呼她，“这点钱不多，你先拿着给阿勇买点有营养的东西。家里的事，你让我想想办法。”

许桂芬哭了，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

一直沉默的陈勇，突然开口了。

“你还会来吗？”

他的声音很轻，很沙哑，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我耳朵里。

我回过头，看见他正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怀疑，有期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

我心里一颤。

“会。”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再来的。”

回到家的那天，下着小雨。

林慧和彤彤在车站接我。看见我，彤彤迈着小短腿跑过来，抱住我的腿。

“爸爸，你回来啦！”

我把她抱起来，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地方，被填满了一点。

林慧接过我手里的包，问：“怎么样？”

我摇摇头：“情况……比我想的要复杂。”

回到家，我把在川西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林慧。

我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陈勇的病情，许桂芬的艰难，以及他们对我爸的真实看法。

林慧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我茫然地看着她：“我不知道。一万块钱的手术费，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拿不出来。”

是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那个沉重的现实，让我所有的决心和勇气，都变得像个笑话。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又变得很压抑。

不是冷战，而是一种共同的无力感。

我上班更加沉默了，林慧也经常一个人发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谁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我甚至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去了那一趟。

如果我没去，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骗局。

可我去了，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苦难。我不能再自欺欺人。

我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我感觉自己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罩住了，无论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出去。

我珍视的家庭，因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阴影。我对父亲的信念，彻底崩塌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和能力，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开始怀疑，我做的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彤彤在旁边的小桌子上画画。

她画好了，举着画纸跑过来给我看。

“爸爸，你看，这是我们一家人。”

画纸上，是三个用蜡笔画的小人，手拉着手。一个是我，一个是林慧，一个是她自己。背景是蓝天白云，还有一栋带烟囱的小房子。

简单，干净，完整。

我看着那张画，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我想到我爸。

他这一辈子，是不是也想拥有这样一幅完整的画？

可他的人生，被时代分割成了两半。一半在我们这个家，另一半，在川西的那个小山村里。

他努力过，挣扎过，但最终，他还是没能把这两半拼凑完整。

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捉弄的普通人。

他没能完成的事情，现在，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突然明白了。

我的责任，不是去评判我爸的对错，也不是去抱怨命运的不公。

我的责任，是去面对这个已经存在的现实，去尽我所能，让这个破碎的“大家庭”，找到一个新的平衡。

我不能让陈勇就那样躺在床上，耗尽他年轻的生命。

我也不能为了他，就毁掉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我需要找到一个方法，一个既能帮助他，又不会拖垮我们这个小家的方法。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心里那团乱麻，好像被理出了一点头绪。

我不再纠结于过去，而是开始思考未来。

我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抱起彤彤，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彤彤画得真好。”

晚上，我把林慧叫到身边，郑重地跟她谈了一次。

“小慧，我想好了。”

我把我下午的想法，都告诉了她。

“手术费，我们肯定是凑不齐的。就算砸锅卖铁凑齐了，以后的康复费用，我们也承担不起。”

“我的想法是，我们不能只给他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林慧静静地听着。

“我想，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接到我们这边来治病？”我说，“我们这边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他们那山沟里好。而且，他那个病，最重要的是后续的康复和护理。把他接过来，我们也能照应一下。”

“接过来？住哪？谁来照顾？”林慧问得很现实。

“我们可以先在医院附近，租个最便宜的平房。至于照顾，许姨可以跟着一起来。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可以去搭把手。”

“钱呢？治疗的钱从哪来？”

“我们家的存款，都拿出来。然后，我去找我妈，把情况跟她说清楚，看她能不能支持一点。剩下的，我去找厂里，看能不能申请困难补助，或者跟工友们借一点。能凑多少是多少。”

“最重要的是，”我看着林慧，一字一句地说，“我想给他找个出路。他才二十五岁，不能一辈子躺在床上。等他病情稳定了，我想办法托人，在厂里给他找个看大门或者收发室的活儿。虽然挣得不多，但至少，他能靠自己养活自己。”

我说完，看着林慧，心里很忐忑。

我知道，我这个计划，听起来很疯狂。

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都要被这件事彻底改变。

我们会变得很穷，很累。

林慧沉默了很久，没有说话。

就在我以为她要反对的时候，她却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了我们的存折。

“家里还有三千二百块。”她把存折拍在我手里，“你先去跟你妈说，如果她那边没问题，我们就这么办。”

我握着那本薄薄的存折，感觉它有千斤重。

我看着林慧，眼眶有点热。

“小慧，谢谢你。”

她摇摇头：“我们是一家人。”

第二天，我去了我妈家。

我妈退休后，一个人住。我爸的突然离世，对她打击很大。

我一直不敢跟她提这件事，怕她受不了刺激。

但现在，我必须说。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我妈讲了。

我妈听完，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只是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我以为她会哭，会闹，会骂我爸。

但她没有。

她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爸他……苦了一辈子。”

然后，她从房间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是她所有的积蓄，一共五千块钱。

“都拿去吧。”她说，“就当是……我替他还的债。”

拿着两家的全部积蓄，八千多块钱，我心里有了底。

剩下的缺口，我厚着脸皮，跟厂里的领导和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借。大家知道我的为人，又听说我是为了救“老家的弟弟”，都或多或少地伸出了援手。

半个月后，我凑齐了一万块钱。

我给许桂芬拍了电报，让她带着陈勇，来我们这里。

一个月后，我在火车站的出站口，见到了她们。

陈勇是被两个老乡用担架抬下火车的。他比上次见面时更瘦了，脸色也更差了。

许桂芬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裹，一脸的惶恐和不安。

我走上前，接过她的包裹。

“姨，别怕，都安顿好了。”

我把他们安顿在我提前租好的小平房里，然后马不停蹄地联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手术很顺利。

医生说，陈勇的脊椎神经没有完全断裂，只要坚持做康复训练，以后拄着拐杖，慢慢行走，应该不成问题。

听到这个消息，许桂芬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陈勇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第一次，对我露出了一个微笑。

那笑容很淡，很虚弱，但在我看来，却比阳光还要灿烂。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异常忙碌和辛苦。

我和林慧，白天上班，晚上下了班，就轮流去医院给陈勇送饭，陪他做康复。

康复训练是痛苦而枯燥的。

陈勇一开始很不配合，经常发脾气，摔东西。

我知道，他心里急，也自卑。

我也不骂他，就静静地陪着他。等他发泄完了，再一点一点地扶着他，重新开始。

“哥，”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对不起。”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是兄弟。”

林慧比我更有耐心。她会给陈勇讲厂里的趣事，会把彤彤的画拿给他看。彤彤也很喜欢这个“小叔”，经常趴在他的床边，给他唱歌。

在我们的陪伴下，陈勇慢慢地变了。

他不再那么阴郁，话也多了起来。他开始主动配合治疗，再疼再累，也咬牙坚持。

半年后，他可以拄着双拐，下地行走了。

出院那天，我去接他。

他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睛里有了光。

我按照之前的计划，托了厂里的关系，给他在收发室安排了一个工作。

工作很清闲，就是收发报纸信件。

第一个月发工资，他拿到了一百二十块钱。

他把钱捏在手里，手都在抖。

那天晚上，他来到我们家，把那一百二十块钱，放在了桌子上。

“哥，嫂子，这是我第一个月工资。我知道，这钱不多，跟你们为我花的比，差远了。但是……我想把这钱给你们。”

我和林慧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林慧把钱推了回去：“阿勇，这钱，是你自己凭本事挣的，我们不能要。你留着，跟你姨好好过日子。”

陈勇的眼圈红了。

他没再坚持，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陈勇和许桂芬，在我们这个城市，扎下了根。

逢年过节，他们都会来我们家吃饭。我妈也把他们当成了亲人。我们两个家，慢慢地，融合成了一个大家。

有时候，我会和我妈，还有许姨，一起聊起我爸。

从她们的口中，我拼凑出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父亲形象。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过错，也有过软弱。但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承担了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渐渐地，理解了他，也原谅了他。

1995年的春天，林慧又怀孕了。

B超查出来，是个儿子。

全家人都很高兴。陈勇最高兴，他说，他要当叔叔了，以后要给侄子买好多好多玩具。

那天，我陪林慧去产检。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意外地，又遇见了温医师。

就是当年给我拔牙的那个年轻女医师。

她比三年前成熟了一些，但那双眼睛，还是一如既往的明亮。

她也认出了我，笑着跟我打招呼：“是你啊，牙还疼吗？”

我笑了笑：“早就不疼了。谢谢你。”

“不客气。”她看了看我身边的林慧，又看了看她隆起的肚子，说，“恭喜你啊，要当爸爸了。”

“是第二次了。”我说。

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各自走开了。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了三年前那个下午。

那个充满来苏水味的诊所，那句“你别喘，我紧张”，还有那颗被拔掉的烂牙。

就好像，是一个隐喻。

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就像那颗烂牙，虽然带来了疼痛，但只有把它拔掉，勇敢地面对那个血淋淋的伤口，才能迎来新生。

我转过头，握住林慧的手。

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依然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琐碎，要承担生活的压力。

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来源：笑笑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