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人是没挺过一场高烧。那几天家里人都守在床边，气氛像被罩上一层湿布，动也不敢大。邓颖超一直在旁边，常能听到周老一遍遍问一句话：“恩来怎么还没来？”那会儿周恩来刚做了小肠疝气手术，躺在床上又写了封长信，字迹有点抖，但提醒得很仔细：先把内火清了，吃饭别太猛，别让他

1942年7月10日，周劭纲在重庆病逝。

老人是没挺过一场高烧。那几天家里人都守在床边，气氛像被罩上一层湿布，动也不敢大。邓颖超一直在旁边，常能听到周老一遍遍问一句话：“恩来怎么还没来？”那会儿周恩来刚做了小肠疝气手术，躺在床上又写了封长信，字迹有点抖，但提醒得很仔细：先把内火清了，吃饭别太猛，别让他碰凉面这类的东西。信里每一句都像是在嘱咐一件急事，后来变成了家里人反复念的清单。

老人走了之后，家里怕惊动还在养病的周恩来，就先把灵柩放在沟边的一片竹林里，既不方便也不体面，但那是能暂时藏住消息的办法。三天后，周恩来还是知道了。他推开病房门，非要下山看一看。见到灵堂，他当场跪倒，额头贴着地板好久好久。那一夜谁劝都没动他。天亮时才抬头，说了几句要办丧事节俭的话，意思是按老人的样子来，别铺张浪费。报纸上只在广告栏里登了几行讣告，日期是七月十五。有传言说蒋介石想表示吊唁，周恩来婉言谢绝了，外面就说葬礼已办，不必劳烦。表面上的从容把家人的感情收了起来，细节里却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沉重。

往回看，周劭纲这一生其实就是在为生活奔波。早年家里落难，1907年夏天他回到清江浦，妻子万氏才去世没几天，连棺材钱都是借来的。外祖母又坚持要办“七七”的佛事，传统的讲究和家里的窘迫把他逼得没地儿站。他在庵堂前对着薄薄的草席上的棺木跪很久，晚上走到河堤坐下，月色里那点光把木板照得发白，他也想哭但又忍着，怕孩子们看见。

后来这些年里，他换着门路过日子。1912到1921年这十来年，他干过塾师、局子文书、当账房，工资常常只有十四五块，日子紧得像拉紧的弓。有人说他可以去做买卖，他摇头说自己就会写写算算，不适合那套。那时候他常把妻子的照片揣着，照片边角都卷了，也舍不得换新的。

有个转折是1922年。南开校董严修愿意资助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的父亲特地跑到天津去当面致谢。顺路他又去东北找了个差事补贴家用。坐火车那次买的是三等车票，路费是靠卖掉旧书换来的。车厢里闷热，他把头靠窗，看着陌生的风景，低声念了一句像是在自言自语的话，旁边人听见了，后来有人把这句当成记忆里的话来讲。那种离别的无奈和小心翼翼，像是碎布缝在一起的生活。

抗战期间父子在武汉碰过面。那时空袭频繁，周劭纲背着一个小包，里面放了两件长衫、一册唐诗、还有一小瓶绍兴花雕。警报一响，父子俩被赶进防空洞，坐得近却也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又各自忙活。有人回忆老人常坐在马灯最暗的角落，手里不抽烟，只是把灯守着，像有人守着一盏小小的心灯。

跟着队伍辗转到湘乡、贵阳、重庆时，他从不拿自己儿子的身份去引人注意。乡下人觉得他“识字多”，常让他念念报纸，再用口音把外面的事讲给邻居听。碰到穷人就塞几枚铜钱，见孩子就鼓励认字，会说“抄首《静夜思》也好。”在贵州青岩那边，很多年后还有人提起这个白胡子的老头给人念故事的样子，听着像是在讲别人家的老人。

生活里那些微小的动作里能看出他的性格。周恩来私下里记得父亲会把一支铅笔削成两截，递给他用，想着短一点好放口袋不扎手。这个不起眼的习惯，后来变成儿子应急时的一个小窍门。还有一次回乡，他带回几块碎银，终于在1935年冬天把妻子从临时坟地迁回了周家的茔地。墓砖砌好后，他在坟前站了很久，低声说了一句“我做到了”，像是给自己交代，也像是在给逝者说话。

那之后他又赶着去扬州、上海，打听“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是不是平安。看到报纸上写着主力覆没的消息，他会把号外揉成一团，塞进袖子里，尽量不让旁人看见他的慌张。父子俩平时话不多，但那种关心一直很实在。周恩来把父亲的遗像放进旧皮夹，后来出国时有人想换新的钱包，他总说别换，这个结实就行。那张照片跟着他多年，直到1976年一早，邓颖超才把它交给了家里的年轻一代。

这些零碎的事像一条细线，把一个人的影子慢慢勾出来。一个旧照片、一支被削短的铅笔、一句在车厢里低声念出的自语，都是生活留下来的痕迹。人在世上的日子，就是被这些小东西一点点拼合成样子。

来源：毒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