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其砖城则始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由知县张可俭为御“土寇啸聚”之困而创建。历经后世各代的努力，至清道光朝已臻定型。仅辟东、西、南三门，这在当时新乡周边各县城垣的规划建设中可称别具一格。

辉县治所城垣之建构，在今新乡各县城垣建筑史中是最为久远的，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

其砖城则始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由知县张可俭为御“土寇啸聚”之困而创建。历经后世各代的努力，至清道光朝已臻定型。仅辟东、西、南三门，这在当时新乡周边各县城垣的规划建设中可称别具一格。

1938年2月16日午后四时，由沿村、申屯两路进攻的日军攻陷辉县县城。五时二十分，远山联队举行入城仪式，迎接这群倭兽的是徐世昌的管家袁石生、辉县人张济宏、朱子荫等十余人。

对此入城经历，任职远山登第五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青木茂人少尉在其《阵中日记》中写道：“（联队）到达了辉县东方两里的地方。在辉县城内未发现敌人，大家整装待发进城。民众手持欢迎的旗帜迎接我们……”

对于辉县城垣的变迁，辉县伪知事（县长）李怀仁称：“（辉县城墙）虽因遭受淫雨不断崩坏，然多经历任县知事重新葺修，故至今（沦陷时期）仍蔚然完整……周长四里八十步。”

从日本“华北交通”社人员拍摄的照片可知李怀仁的描述不假。此刻东城门前无人员进出，但日军由此进城的耻辱气息已侵入古老文明的表里……

“高8米、上宽3米、下宽5米，周长3000米，外壕沟宽4米、深2米。护城河除雨期外，基本是干涸。”这是日军在占据辉县期间对城垣的统计情况说明。

照片中的城墙是东城墙南部的一段，护城河的水算不上丰盈充沛，其东侧是低矮的民居和高耸的古树。历史的古风气息在这里得到了真实展示。

城墙上东南隅的重檐阁楼是文光阁，为上祀奎宿、下祀文昌之所，代表了辉县官吏、学子对文脉繁盛的希冀祈愿。

清道光十年（1830年）农历秋七月知县周际华倡捐创建此阁，待阁成，周际华又有《新建文光阁记》书其略于石。

翁城内也被百姓充分利用，民居立于路两侧。

几名第五十联队的士兵，于冬日暖阳的映射下于南城门前留影。

南门号称“望汴”门，与其他两个城门一样，原有之各城楼于三十年代初为“备防守”改为“碉楼形式”。

“打倒日本复兴中华”、“抗战到底”的巨型标语，依然现于城门楼墙体上。宽阔的门洞则可以使后人遐想城垣的规模，当时的侵略者也不得不用“豪壮”“雄姿”这样的词汇赞叹辉县城垣。

“城内民房密度大”，“有2325户，14286口人”、“494眼井”。日军如此细致的统计，使其欲长期占据辉县的野心昭然若揭。

城内并不宽敞的道路上行人不多，路两侧是硬山顶式的民居。自沦陷后，日军实施经济封锁，加以连年兵荒，因之城内市况萧条。

“城内有县公署、新民会、合作社、中学一个、小学校五个”，对政府机关、宣传部门、学校、商业这四者利害攸关机构的统计，显现出日军实施霸占计划的要点环节。

东大街上的伪“辉县县公署”成立于1938年5月，袁石生任知事。

照片中斑驳脱落的墙体以及砖石构筑的建筑，透露出此处沧桑的悠久岁月。国运维艰、大浪淘沙，必定要惩罚屈膝求荣、叛国附逆者，就如袁石生仅任职两个月后就被八路军俘获、处决。

百泉“碧水一池、清冽可鉴，多前贤遗迹”，“风景佳丽，为中州之冠”。

占据辉县全境的日军，在对辉县的概况时亦言：“县城北方三公里处，是风光明媚的百泉。古来是退职官吏度余生之地。”并印发了《新乡印象》系列“军事邮便（明信片）”，将百泉风景列入其中。

但“碧水一池”、“风光明媚”的百泉湖，却被日军霍霍成了游泳嬉戏的非礼乱为之所，“知小礼而无大义”的族类也在此得以验明正身。

来源：弘福齐天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