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轻轻一笔，像掀开一角旧帘子，露出自家院墙里那道久久不愈的伤疤。

但他始终没把话说透——家到底怎么败的？

今天，我们就把这段他不愿细讲的往事，原原本本讲一遍。

原来， 一切的悲剧，都源于一场轰动一时的科场舞弊案，而案件的主角，正是他的祖父周福清。

光绪七年（1881 年），鲁迅出生了。彼时的周家，在绍兴当地算得上是体面人家，家境殷实，社会地位也不低。

这一切的荣光，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幼时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常常跑到学堂窗外旁听，先生见他如此好学，也不忍心将他赶走。

就是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狠劲，周福清在科举路上一路披荆斩棘。

同治六年，他成功考中举人；同治十年，更是进士及第，还被点了翰林院庶吉士。

在当时的绍兴，能有这样的成就，足以让周家在地方上昂首挺胸，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

翰林院学习期满后，周福清在散馆考试中取得了二等第三十五名的成绩。

这个成绩显然不太理想，其他人留在翰林院供职，周福清却被外放了知县。

而周福清似乎又不适应官场的生存法则，终因得罪上司而被弹劾革职。

官场失意后，周福清还不死心，一心想东山再起。

他不惜卖掉家中的田地，在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总算是重新回到了官场序列。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鲁迅的太奶奶去世，按礼制，周福清必须离职回乡守丧。

就在这次回乡期间，一场足以毁灭整个家族的灾难悄然降临。

周福清自己靠科举当了官，也一心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周伯宜、周伯升，还有鲁迅等孙辈都培养成翰林。

他的梦想，就是能在自家台门口悬挂起 “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 的匾额。

可天不遂人愿，他的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自从中个秀才后就止步不前，别说进翰林院了，中个举人都难如登天。

眼看儿子前途渺茫，周福清那个急啊，恰在此时，他得知有些交情的同年进士殷如璋被任命为浙江乡试主考官。

这位殷如璋在官场中风评不佳，同僚们私下里戏称他为“殷如獐”——獐头鼠目的“獐”。

几个同样望子成龙的乡绅找到周福清，商议共同行贿主考官。

他们凑足了一万两银子的巨款——这相当于当时一个七品官二十年的俸禄。

经过一番犹豫，周福清咬牙答应参与其中，并趁机把自己儿子的名字也加入了“通关节” 的名单。

随后，周福清亲自赶到苏州，因为他得知殷如璋会乘船经过苏州前往杭州赴任。

到了苏州，周福清没敢亲自露面，派了家里最忠厚的老仆人陶阿顺去递信。

老仆不识字，却有一把子忠心，周福清千叮咛万嘱咐：先递上名帖请求接见，若获准见面，再当面呈上密信。

可没读过什么书的陶阿顺并不能领会主人的深意，到了码头，他见船舱里官员进进出出，心里发慌，干脆把名帖和信函一起交给殷如璋的仆人。

好巧不巧，此时殷如璋正在船上接待前来例行拜访的苏州知府王仁堪等人。

王仁堪是光绪三年状元，以品行端方著称。

陶阿顺在船下等了许久，不见回音，情急之下他竟扯起嗓子喊：“殷大人，周老爷有信——”

一声吼，满船惊，殷如璋更吓得手心发凉——清朝对科场舞弊防范极严，明令规定乡试主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得接收任何私人信函。

殷如璋为求自保，“大义凛然”地将未拆封的信件交给王仁堪，请他代为查验。

王仁堪推辞了两句就不客气地打开看了，这一看不要紧，信上列着五位考生的姓名，其中就包括周伯宜，另附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这下好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事情败露，殷如璋立刻翻脸，当即锁了陶阿顺，连夜飞奏朝廷。

得知消息的周福清自知大祸临头，几经挣扎后还是选择投案自首。

在清朝，科场舞弊是重罪，可诛连九族。

光绪皇帝闻奏震怒，下旨严惩，周福清被判“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关入杭州监狱等候处决。

为了保住周福清的性命，周家开始疯狂变卖家产——田地、房屋、古董字画，能卖的都卖了，所得钱财全部用于打点各级官员。

原本宽敞的宅院不得不转手他人，一家人挤在租来的狭小房屋里。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秀才功名被一笔勾销，从此不得再考。他终日靠酒精麻痹自己，肝火攻心，咯血不止。

那一年，鲁迅才十二三岁，作为家中长孙，他被迫承担起与年龄不符的责任，不是去当铺典当，就是去药铺买药，受尽冷眼和蔑视，也因此第一次看清“世人的真面目”。

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后来都被他写进了《呐喊》自序中。

到了光绪二十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大赦天下，周福清的死刑被赦免。又过了几年，甲午战争爆发，朝廷无暇他顾，这类旧案渐渐无人过问。

周福清在杭州监狱被关押近八年后，于1901年获释，出狱时，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漫长的牢狱之灾让周福清的脾气更加乖戾。

上至慈禧、光绪，下至家人亲友，无不在他的痛骂之列，就连曾经帮助过他的老友薛允升，也被他骂作“糊涂人”。

他整日发脾气，闹得全家不得安宁。1904年7月，周福清在冷清凄凉的氛围中离世。

家道中落，父亲病逝，祖父身败名裂——一连串重锤，锤醒了鲁迅，让他从心底里痛恨腐朽的科举制度。

十七岁那年，他毅然离开绍兴，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在当时，读新式学堂仍被许多人看不起，但鲁迅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

父亲的病逝又促使他东渡日本学医，希望救治像父亲那样的病人。

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幻灯片里中国人被日军斩首，同胞围观喝彩，那一幕让他意识到，比肉体病痛更可怕的，是精神的麻木。

于是，他毅然放弃医学，拿起笔杆，写《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祝福》……

他把旧科举的吃人真相，把祖父和父亲两代人的悲剧，把当铺柜台后面的冷笑，把药罐里熬不出的希望，一一写进了小说。

来源：夜半读诗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