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里还带着一丝化雪后的湿冷,我妈把一盘炒好的韭菜鸡蛋“啪”一声搁在桌上。
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
空气里还带着一丝化雪后的湿冷,我妈把一盘炒好的韭菜鸡蛋“啪”一声搁在桌上。
“为民,跟你说个事。”
我哥陈为国冲我挤挤眼,埋头扒饭。
我妈清了清嗓子,“东头王婆给你说了个亲,是供销社的,姑娘长得周正,家里就她一个。”
“不去。”我头也没抬。
筷子敲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妈的脸拉了下来。
“你都二十六了!厂里跟你同年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还挑三拣四?”
我放下碗筷,很平静地说:“我要娶林舒。”
一瞬间,饭桌上死一样的寂静。
连我那六岁的侄子都停下了筷子,睁着大眼睛看我,好像我说了什么天理不容的话。
林舒,是我们村里公认的“疯姑娘”。
我哥猛地把碗往桌上一墩,米饭洒出来几粒,“陈为民,你是不是也疯了?娶个疯子,你让我们陈家的脸往哪儿搁?”
“她不是疯子。”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她不是疯子?她大夏天穿着棉袄在河边唱歌,对着石头说话,这不是疯子是什么?”我嫂子李桂芬尖着嗓子嚷嚷,生怕邻居听不见。
我妈气得嘴唇都在哆嗦,“你要是敢娶她,就别认我这个妈!”
我站起身,没再多说一句话。
走出家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
那时候我还不懂,有些人的疯,其实是周围的人都病了。
第二天,我揣着两个攒下来的肉包子,去了村东头的河边。
河边的风很大,吹得人脸上生疼。
林舒就坐在那块被村里人叫做“望夫石”的大青石上,手里捧着一本卷了角的书。
她穿得单薄,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很长,被风吹得有些乱。
她看得太入神,连我走近了都没发觉。
我把用油纸包着的肉包子递过去。
她吓了一跳,像只受惊的兔子,抬头看我。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秋夜里的星星,一点都不浑浊,更没有一丝疯癫。
“给我的?”她小声问,带着一丝不确定。
我点点头,“刚出笼的,还热乎。”
她接过去,却没有立刻吃,只是用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温热的油纸包。
“他们都说我是疯子,你不怕?”她忽然问,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不信。”我说,“我见过你救那只掉进沟里的小猫,也见过你把自己的干粮分给要饭的老人。”
疯子,是不会有那样的眼神的。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但她倔强地仰起头,没让眼泪掉下来。
“你是个好人。”她把一个包子递还给我,“一人一个。”
那天下午,我们就坐在河边,一人一个肉包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她读过高中,在我们村里,这已经是顶天的学历了。
她说书里有另一个世界,有高楼大厦,有火车轮船,有不需要凭票购物的商店。
她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我在厂里任何一个女工脸上都看不到的光。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姑娘,我娶定了。
我跟我爸摊牌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编柳条筐。
他抽着旱烟,听我说完,沉默了很久。
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像他脸上的神情。
“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他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行,你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我爸是家里唯一没有激烈反对的人,但这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可我妈那边,却像捅了马蜂窝。
她跑到林舒家去闹,骂她是“狐狸精”,说她把我“勾了魂”。
林舒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被我妈堵在门口,一句话都不敢说,只是一个劲地鞠躬道歉。
我赶到的时候,林舒正把我妈拦在门外,瘦弱的身体站得笔直。
“阿姨,陈为民要娶谁,是他自己的事。您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可以让他别来找我。但您不能侮辱我,也不能侮辱我的父母。”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妈被她这不软不硬的态度气得说不出话,指着她“你你你”了半天,最后跺着脚走了。
我看着林舒单薄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
“对不起。”我说。
她摇摇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苦涩,“不怪你。”
那一刻,我觉得我必须为她撑起一片天。
我们的婚事,遭到了除了我爸之外所有人的反对。
我哥甚至扬言,我结婚那天,他绝对不会出席。
我没理他。
我从厂里预支了两个月的工资,托人买了“三大件”里的一台缝纫机,又扯了几尺红布,买了些糖果。
结婚那天,家里冷冷清清。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我哥和嫂子真的没露面。
我用自行车把林舒从她家接了过来。
她穿着我给她买的红布新衣,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紧紧抓着我的衣角。
村里人指指点点,那些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真是昏了头了,好好的小伙子娶个疯子。”
“以后生个小疯子,看他们怎么办。”
我把车蹬得飞快,想把那些声音都甩在身后。
我们的婚房,就是我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墙上贴着一个红双喜字,是托厂里写字好的师傅写的。
晚上,屋里只点了一根红蜡烛。
烛光摇曳,映着林舒的脸忽明忽暗。
她坐在床边,有些紧张地绞着衣角。
我给她倒了杯水,“累了吧?”
她摇摇头,忽然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
“陈为民,”她叫我的名字,“谢谢你。”
然后,她又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我没有疯。”
烛光下,她的眼神清澈而坚定,没有丝毫的闪躲。
我愣住了,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知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
她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
那一夜,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讲了很多。
她说她从小就喜欢看书,村里人都觉得女孩子读书没用,是“不务正业”。
她说她撞见过村长的儿子偷生产队的木料,她去举报,结果被村长一家倒打一耙,说她“脑子不清楚,胡言乱语”。
从那以后,“疯”这个名声就传开了。
她说她穿着棉袄在河边唱歌,是因为那天她发高烧,冷得浑身发抖。
她说她对着石头说话,是因为没人愿意跟她说话,她只能把心里的委屈说给石头听。
我听着,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伸出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
“以后,有我跟你说话。”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我妈从不给林舒好脸色,吃饭的时候,总是把好菜往我哥和我侄子碗里夹。
林舒默默地吃饭,什么也不说。
嫂子李桂芬更是变着法地找茬。
“哎呀,弟妹,这地怎么还有头发丝啊?你这活儿干得也太不仔细了。”
“弟妹,我这件衣裳破了个口子,你给补补呗,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林舒总是默不作声地接过衣服,拿起针线,不一会儿就补得平平整整,几乎看不出痕迹。
她的手很巧,那台我买的缝纫机,在她手里像是活了一样。
没过多久,她开始接一些帮邻居做衣服、改裤脚的零活。
一块钱、五毛钱,她都用一个小布包装起来,攒着。
我哥和我嫂子对此嗤之鼻鼻。
“能挣几个钱?不够丢人的。”李桂芬翻着白眼说。
我不理他们,每天下班回来,看到林舒在灯下踩着缝纫机,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那是我们家的声音。
八五年的秋天,厂里要搞技术革新,从德国进口了一台新机器。
结果安装调试的时候出了问题,几个老师傅围着那堆“洋铁疙瘩”研究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
德国专家要过两周才能到,生产任务又紧,车间主任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我回家吃饭的时候,随口跟林舒提了一句。
她听得很认真,问了我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机器的型号和故障表现的。
我当时也没多想,就一一回答了。
第二天我上班,林舒突然找到了厂里。
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画满了图纸和英文的本子。
“为民,你把这个给你们主任看看,我昨天晚上查了些资料,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液压传感器的校准上。”
我当时就愣住了。
她一个高中生,怎么会懂这些?
“我高中的时候,物理和英语学得还行,昨晚我去县里的图书馆,找了几本相关的外文书看的。”她轻声解释道。
我拿着那几个本子,手都在发抖。
我冲进车间,把本子塞到主任手里,“主任,你看看这个!”
主任半信半疑地翻开,越看眼睛越亮。
他叫上几个技术骨干,对着林舒画的图纸和说明,重新检查机器。
半天后,车间里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机器,居然真的修好了!
那天,整个厂子都轰动了。
没人相信,解决这个大难题的,竟然是我那个“疯媳妇”。
厂里给我发了三百块钱的奖金,这在当时,是我将近一年的工资。
我拿着那厚厚的一沓钱,第一时间跑回家。
林舒正在院子里晒被子,阳光洒在她身上,像给她镀了一层金边。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小舒,这是你的。”
她愣愣地看着我,又看看手里的钱,眼圈又红了。
“我们……有钱了?”
“对,我们有钱了!”我大声说。
那天晚上,我妈、我哥和我嫂子都来了。
我妈的表情很复杂,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嫉妒?
“为民啊,你这媳妇,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她干巴巴地说。
李桂芬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我手里的那沓钱,酸溜溜地说:“哎哟,弟妹真是好本事,这下可成我们家的大功臣了。”
林舒没说话,只是默默地给大家倒水。
我哥搓着手,嘿嘿地笑,“为民,你看,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侄子上学要交钱……”
我还没开口,林舒就把水杯轻轻放在他面前。
“哥,为民挣钱也不容易。这钱,我们有别的用处。”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我哥的脸一下子就僵住了。
李桂芬“嚯”地站起来,“林舒你什么意思?我们是一家人,找自家兄弟周转一下怎么了?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说话?”
“嫂子,我现在是为民的妻子,这个家,我就是半个主人。钱是我们俩一起挣的,怎么用,我们俩说了算。”林舒站起身,不卑不亢地看着她。
“你……”李桂芬气得说不出话。
我心里痛快极了,第一次觉得林舒站在我身前,像个女战神。
“我媳妇说得对。”我把钱收进口袋,“这钱我们打算租个门面,让她开个裁缝铺,不借。”
这是我们第一次,明确地向我的家人说“不”。
那晚之后,我们和家里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但我们的日子,却开始热火朝天地好起来。
裁缝铺很快就开张了。
因为林舒手艺好,人又实在,收费公道,生意出乎意料地好。
她不仅做衣服,还开始自己设计款式,城里很多时髦的姑娘都专门来找她。
我每天下班后就去店里帮忙,看她拿着剪刀在布料上飞舞,听着缝纫机清脆的响声,我觉得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八七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我给她取名,陈念舒。
思念的念,林舒的舒。
女儿的出生,让家里增添了无数的欢声笑语。
林舒一边带孩子,一边打理店铺,比以前更忙了,但她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没几年就在城里买了套小两居,彻底从村里搬了出来。
而我哥那边,却是一地鸡毛。
他和我嫂子都好逸恶劳,眼高手低。我哥在厂里混日子,李桂芬嫌上班累,天天在家打麻将。
他们看着我们家买了房,买了彩电,心里更不平衡了。
隔三差五就上门来“打秋风”。
“为民,你侄子要报补习班,借我点钱。”
“弟妹,你看你店里那么多好看的布,给我扯几尺呗。”
一开始,林舒还顾及着我的面子,能帮就帮。
但他们却变本加厉,把我们的帮助当成了理所当然。
有一次,李桂芬甚至趁林舒不注意,从店里偷走了一匹很好的料子。
林舒发现后,气得浑身发抖。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对我发了火。
“陈为民,你的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尊重我们?我们不是他们的提款机!”
我无言以对,心里充满了愧疚。
第二天,我拿着林舒算好的布料钱,去了我哥家。
我把钱拍在桌子上,“哥,嫂子,这是嫂子昨天拿走的布料钱。以后,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不是这么个帮法。”
李桂芬的脸当场就涨成了猪肝色。
“陈为民,你什么意思?为了一匹破布,你至于吗?你现在有钱了,看不起我们穷亲戚了是吧?”
“我不是看不起你们,我是看不起你们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我盯着她的眼睛,“你们但凡自己争点气,我这个当弟弟的,能不拉你们一把吗?”
那次之后,我们和哥嫂家彻底断了来往。
我妈为此又哭又闹,说我不孝,不顾亲情。
我抱着林舒,对她说:“别怕,以后我们的家,就我们三个人。”
有些亲情,就像是一棵爬山虎,只会依附着你,吸干你的养分,却从不会为你遮风挡雨。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十年代。
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林舒的裁缝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加工厂。
她很有商业头脑,抓住了市场变化的机遇,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女儿念舒也上了小学,聪明伶俐,是林舒的骄傲。
而我,在厂里兢兢业业,也评上了高级技工。
我们成了外人眼中的模范夫妻,是那种从贫穷里一路奋斗出来的榜样。
只有我知道,这条路走得有多不容易。
2005年,我哥出事了。
他迷上了赌博,不仅输光了家底,还欠了一屁股高利贷。
讨债的人天天上门,家里被砸得稀巴烂。
李桂芬哭着跑到我们家,跪在地上求林舒救救我哥。
“弟妹,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为国吧!他要是被抓走,我们这个家就完了!”她鼻涕一把泪一把,和我记忆里那个尖酸刻薄的嫂子判若两人。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林舒把她扶了起来,沉默了很久。
晚上,她对我说:“为民,我们帮他吧。”
我有些惊讶,“你……不恨他们吗?”
林舒摇摇头,目光很平静,“恨有什么用?他是你哥,是念舒的伯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走上绝路。”
她顿了顿,又说:“但是,不能白帮。”
第二天,林舒约了我哥见面。
她没有直接给钱,而是拿出了两份协议。
一份是借款协议,详细写明了借款金额、利息和还款计划。
另一份是保证书,要求我哥写下保证,从此戒赌,并同意去林舒的厂里上班,从最底层的工人做起,工资直接用来抵债。
我哥看着那两份协议,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弟妹,这……这也太……”
“哥,这不是羞辱你。”林舒的语气很温和,但眼神不容置疑,“这是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路我已经给你铺好了,走不走,看你自己。”
“你要是觉得委屈,现在就可以走。但是,钱,我一分都不会给。”
我哥沉默了很久,最终颤抖着手,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看着林舒,心里充满了敬佩。
她比我更懂什么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真正的善良,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带着锋芒和原则的拯救。
我哥真的进了厂。
一开始,他很不适应,觉得丢脸。但林舒对他一视同仁,并没有给他任何特殊照顾。
慢慢地,他竟然真的沉下心来,开始认真工作。
李桂芬也变了,不再打麻将,找了份保洁的工作,两个人一起省吃俭用还钱。
几年后,他们不仅还清了欠我们的钱,还有了些积蓄。
过年的时候,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上门,我哥红着眼圈,对着我和林舒,深深地鞠了一躬。
“为民,弟妹,谢谢你们。”
我妈坐在一旁,看着我们,眼角湿润了。
她拉着林舒的手,轻轻拍着,“小舒,这些年,是我们陈家对不起你。”
林舒笑了笑,“妈,都过去了。”
那一年的春节,是我们家这么多年来,最团圆的一个年。
日子就像流水,看似平淡,却在不经意间就冲刷走了几十年的光阴。
女儿念舒大学毕业,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和林舒,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服装厂交给了女儿和女婿打理,我们俩过上了清闲的日子。
我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相伴到老。
但命运,却总喜欢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掀起波澜。
大概是2014年左右,我发现林舒开始变得有些……奇怪。
她会把钥匙放在冰箱里,然后满屋子地找。
她会对着刚打过电话的女儿,问她今天怎么没来电话。
她会站在小区里,茫然地看着我,问:“我们家……往哪边走?”
一开始,我只当她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
我还笑她:“你这脑子,现在可真有点‘疯’的迹象了。”
她也跟着笑,眼神却有些慌乱。
直到有一次,她炖着汤,却忘了关火,差点引起火灾。
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带她去医院。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检查,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表情凝重。
“陈先生,您的爱人,得的是阿尔茨海मर病。”
“什么……什么海默?”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医生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塌了。
林舒,我那个聪明、能干、清醒了一辈子的林舒,怎么会得这种病?
那个曾经被全世界误解为“疯子”的她,在生命的后半程,却要真的走向混沌和遗忘。
这太讽刺了,也太残忍了。
回家的路上,林舒很安静。
她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民,我是不是……病得很重?”
我看着她,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
我只能用力地回握住她的手。
她的病情发展得很快。
从忘记事情,到忘记人。
她开始不认识我哥,不认识邻居,甚至有时候,连女儿念舒站在她面前,她都会问:“姑娘,你找谁?”
但她始终记得我。
每天我下班回家,她都会像个孩子一样,在门口等我。
看到我,她就会笑,笑得像朵花。
“你回来啦。”
她会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好像生怕我会消失一样。
我辞掉了退休后返聘的工作,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给她做饭,喂她吃药,带她散步。
她变得像个孩子,喜怒无常。
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突然大发脾气,把东西扔得满地都是。
有时候又会抱着我,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不停地哭。
我知道,在她混乱的意识深处,她也在害怕,在挣扎。
有一次,我给她洗脚。
她低头看着我花白的头发,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你……是谁?”她眼神茫然地问。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水盆里。
我知道,她终于,也开始忘记我了。
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是对身心的双重考验。
我很快就撑不住了。
我变得暴躁,易怒,有时候会对她大吼大叫。
但吼完之后,看着她那无辜又害怕的眼神,我又会陷入更深的自责和痛苦。
女儿看不下去,劝我把林舒送到专业的养老院。
“爸,那里有专业的护工和医生,对妈的病更好。你也能歇一歇。”
我一开始坚决不同意。
我答应过她,要照顾她一辈子的。
但有一天深夜,我起夜,发现林舒不见了。
我疯了一样冲出家门,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找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警察在离家五公里外的一个公园里找到了她。
她穿着单薄的睡衣,冻得浑身发紫,蜷缩在长椅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为民……家……回家……”
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
我意识到,我的固执,可能会害了她。
我同意了女儿的建议。
我们选择了一家环境和口碑都很好的私立养老院。
送她去的那天,天气很好。
她穿得很干净,像个要去远足的小姑娘。
她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了,一路上都很安静。
办好手续,护工要带她去房间。
她却突然抓住我的衣角,不肯松手。
她不认识我,但她的身体,还残留着对我的依赖。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一遍一遍地跟她说:“没事的,我过几天就来接你,我们回家。”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松开了手。
我转身离开,不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步子。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
这个家,没有了她,就只是一个房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去养老院看她。
给她带她爱吃的点心,陪她说话,尽管她已经听不懂了。
我帮她整理东西的时候,在她的一个旧皮箱底,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铁盒。
盒子已经生锈了,上面还挂着一把小锁。
我找来工具,撬开了锁。
里面,是厚厚的一沓信,还有一本泛黄的日记。
信,是她写给一个人的,但似乎从未寄出去过。
收信人的名字,叫“江远”。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第一封信。
日期,是一九八三年。
“江远:
见字如面。
今天,我又看到他了。那个畜生,村长的儿子。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觉得恶心。我不敢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我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们都说我疯了,这样也好,疯子说的话,没人会信,我也就安全了。”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我一封一封地往下看,一个被尘封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在我面前缓缓展开。
原来,林舒和江远是高中同学,是彼此的初恋。
他们原本约好,高中毕业就一起考大学,离开村子。
但是,意外发生了。
一九八二年的一个晚上,林舒无意中撞见村长的儿子强暴了村里的一个知青。
那个知青第二天就投河自尽了。
村长家动用所有关系,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对外宣称是知青自己想不开。
年少的林舒充满了正义感,她想去揭发。
结果,她被村长一家人关了起来,威胁她,恐吓她。
为了让她闭嘴,他们开始在村里散播她“精神不正常”的谣言。
她那些所谓的“疯癫”举动,一部分是巨大的精神创伤下的应激反应,另一部分,是她为了自保,不得不装出来的伪装。
她成了村里人人避之不及的“疯子”。
她的父母胆小怕事,为了不惹麻烦,也默认了这种说法。
而她的恋人江远,在得知她“疯了”之后,便断了和她的联系,独自一人考上大学,去了远方。
林舒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日记里,她写道:
“他们都说我疯了,连你也不信我了吗?江远,我的世界只剩下黑暗了。”
“今天,陈为民给了我一个肉包子。他的眼神很干净,他说他不信我疯了。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陈为民要娶我。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嫁给他,我就可以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地方。可是,这对一个好人来说,太不公平了。”
“我还是嫁给了他。新婚之夜,我告诉他,我没有疯。我看着他的眼睛,决定把所有的秘密都埋在心里。他已经为我承担了太多,我不能再让他卷入这些可怕的是非里。从今以后,我只是陈为民的妻子,林舒。”
我看着那些字,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原来,我所以为的拯救,其实也是她的蓄谋已久。
她不是选择了我,她只是选择了一条可以活下去的路。
而我,只是那条路上,恰好出现的一块垫脚石。
三十年的相濡以沫,三十年的风雨同舟。
我以为我们是爱情,是扶持。
到头来,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是一个为了逃离地狱而做出的选择。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养老院的。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回到了那个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屋子里,还残留着她的气息。
我坐在沙发上,从白天坐到黑夜,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她为我修好机器时的骄傲眼神。
她抱着刚出生的女儿时温柔的笑容。
她挡在我身前,对峙我嫂子时的倔强。
她拿出协议,给我哥一条生路时的智慧。
……
这些画面,一幕一幕,清晰得就像昨天才发生。
如果这一切的开始,只是一个交易,那这些年里,她流露出的那些情感,难道都是假的吗?
我不信。
一个人,可以伪装一天,一年,但能伪装一辈子吗?
我的心里,愤怒、委屈、心痛、不甘,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她现在得了这个病,是不是一种报应?
但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秒,就被我掐灭了。
我怎么能这么想她?
她也是个可怜人。
一个被命运捉弄,被时代辜负的可怜人。
第二天,我照常去了养老院。
林舒正坐在窗前发呆,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
护工说,她昨天晚上又闹了一夜,嘴里一直喊着一个名字。
“喊的什么?”我问。
“好像是……为民?对,就是为民。”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
我走到她身边,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依然是陌生的。
“你……是谁?”她又问了那个我最害怕的问题。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我叫陈为民,是你的丈夫。”
“我是在一九八四年娶的你,那时候,所有人都说你是疯子,但我不信。”
“你很聪明,修好了我们厂的德国机器。”
“你也很能干,开了一家裁缝铺,后来变成了服装厂。”
“我们有一个女儿,叫陈念舒,她长得很像你。”
我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
我拿出那个铁盒,拿出那本日记。
“小舒,我都知道了。关于江远,关于村长儿子,关于你所有的委屈和秘密,我都知道了。”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这么多事?”
“你怕连累我,是不是?你觉得对不起我,是不是?”
我泣不成声。
她还是那样静静地看着我。
突然,她伸出手,像很多年前那样,轻轻地,笨拙地,擦了擦我脸上的泪。
她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了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
我把耳朵凑过去,仔细地听。
“不……不……对不起……”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丝清明。
“为……民……”
她叫了我的名字。
然后,她笑了。
像我们新婚之夜,在烛光下,她对我笑的那样。
纯粹,干净,带着一丝如释重负。
那一刻,所有的怨恨、不甘、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开始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是不是交易,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三十多年,我们是真真实实地爱过的。
她或许曾经把我当成救命的稻草,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根稻草,已经长成了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而她,也早已从我生命里的一个意外,变成了我血脉里的一部分。
我们彼此成就,也彼此救赎。
从那天起,我不再纠结于过去。
我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在养老院附近租了个小公寓。
我每天都陪着她,给她讲我们过去的故事,尽管她可能下一秒就会忘记。
我会指着照片,告诉她:“这是念舒,我们的女儿。这是我哥,他现在可出息了。”
有时候,她会突然清醒片刻。
她会拉着我的手,问:“为民,我们是不是……老了?”
我会笑着回答她:“是啊,都老了。不过没关系,老了我也陪着你。”
她就会安心地笑笑,然后又陷入混沌。
但我知道,在她灵魂的最深处,她记得我。
这就够了。
人生就像一本书,我们无法选择它的开头,也无法预知它的结局。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心写好中间的每一个章节。
林舒这本书的开头,写满了苦难和不公。
但从我闯入她生命的那一页起,我发誓,要让剩下的每一个字,都充满温暖和爱。
三十年前,我娶了村里的“疯姑娘”,所有人都说我瞎了眼。
三十年后,我才明白,我才是那个最幸运的人。
我用半生的时间,读懂了她的伤痕;她用一生的遗忘,只为记住我的名字。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