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5月1日深夜,柏林,地堡,昏黄灯光下,六个孩子整齐地躺在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5年5月1日深夜,柏林,地堡,昏黄灯光下,六个孩子整齐地躺在临时搭起的行军床上。
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还不到五岁。
身边是熟悉的玩具和柔软的毛毯。
空气里没有火药味,只有一种安静得诡异的平静。
几个小时后,这六个孩子被人发现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嘴角留着微弱的紫色痕迹,双手交叠放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而他们的父母——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几个小时后也吞枪自尽。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还得从那个叫戈培尔的男人说起。
他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权力顶端的。1897年出生在莱茵河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落下终身残疾。
那时候的德国人讲究体格健壮,戈培尔的跛脚让他从小就被排挤。
他不爱说话,性格内向,成绩倒是一直很好。
最后考上了波恩大学,还拿了个哲学博士。
可是那会儿正赶上一战结束,德国经济崩溃,纸币像废纸一样飞,博士文凭也换不来一份稳定工作。
他做过银行职员、图书管理员、证券所巡视员,全都干不长。
有一阵子,他每天假装去上班,其实躲在图书馆写小说。
说到底,他是个心比天高的人,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从小受的嘲笑、成年后的失败,全让他越来越不信这个世界。
慢慢地,他开始把一切问题归咎于犹太人。
1924年,他加入了右翼小党,开始写文章骂犹太人。1925年正式加入纳粹党。
那年11月,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布伦瑞克。
戈培尔当时写日记用了这样一句话:“那双碧眼,就像星星。”从那以后,他就认定这位奥地利出身的政治家是“天命之人”。
再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他成了纳粹宣传机器的操盘手,掌控着整个德国的舆论。
他说过那句著名的话:“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是真理。”这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但在当时,他是认真的。
他不只是说,他还做。
他控制广播、电影、报纸,把纳粹思想灌输进千家万户。
1931年,他娶了玛格达。
婚礼当天,希特勒亲自做了证婚人。
玛格达出身不错,长得也漂亮,曾是德国社交圈的常客。
有人说她年轻时曾暗恋希特勒,没成,才嫁给了戈培尔。
这个传闻真假难辨,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也和丈夫一样,把“元首”放在了第一位。
从1932年开始,两人陆续生下六个孩子,全都以“H”开头。
这不是巧合。
在那个家庭里,孩子不是单纯的后代,更像是某种政治象征。
玛格达曾对身边人说:“我们是第三帝国的模范家庭,必须为民族繁衍做好榜样。”
到了1945年春天,德国败局已定。
希特勒在4月30日开枪自尽。
当天晚上,玛格达在地堡里对一位护士说:“我们不会离开这里,也不可能让孩子活在没有国家、没有元首的世界里。”
5月1日下午,玛格达亲自给孩子们换上干净衣服,把他们叫来房间。
她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睡个好觉。”
她还特意给每个孩子讲了一个睡前故事。
讲完后,她拿来装着安眠药的巧克力,哄孩子们吃下去。
等孩子们昏睡过去,她和一位党卫军医生一起,将氰化物胶囊塞进孩子嘴里。
“他们没感觉痛。”医生后来回忆,“只是像睡着了一样。”
几小时后,戈培尔夫妇走出地堡,在花园角落吞枪身亡。
尸体被党卫军用汽油焚烧,只剩些骨灰。
说起来,那时候希特勒临终前曾给戈培尔留下话,要他离开柏林,组建临时政府。
但他根本没打算活下来。
他在遗书里写着:“没有元首,我们的生命毫无意义。”
这话听起来极端,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却绝非突兀。
第三帝国从来不只是一个政权,它更像一种信仰。
戈培尔不仅相信这个信仰,他还把自己的家庭也绑在了这条船上。
相比之下,其他纳粹高官的选择就理智得多。
戈林投降后活了下来,女儿艾达战后成为模特。
希姆莱的女儿古德隆活到了2018年。
还有海德里希的儿子,后来成了商人。
这些例子说明,如果戈培尔不毒杀孩子,他们大概率能活下来。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现实逼迫,而是因为他的信仰已经吞噬了理性。
地堡外,柏林已经成了废墟。
炮火声一阵紧似一阵。
可在那间安静的小屋里,六个孩子躺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带着安详的表情。
从那天起,再也没人叫他们“元首的孩子”。
参考资料:
Guido Knopp,《Goebbels: Master of Nazi Propaganda》,The History Press,2009年
Peter Longerich,《Goebbels: A Biography》,Random House,2015年
Klaus Fischer,《Nazi Germany: A New History》,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1995年
Frédéric Brun,《Les enfants de Goebbels》,Editions du Rocher,2018年
来源:历史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