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起古代中国的疆域，估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东南亚离中原明明那么近，气候也没到完全没法住的地步，可从汉朝到唐朝，再到明清，大多数王朝宁愿往西域的沙漠里砸钱驻军、硬扛着死守，也不肯往南多走一步，把东南亚划进自己的地盘。
聊起古代中国的疆域，估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东南亚离中原明明那么近，气候也没到完全没法住的地步，可从汉朝到唐朝，再到明清，大多数王朝宁愿往西域的沙漠里砸钱驻军、硬扛着死守，也不肯往南多走一步，把东南亚划进自己的地盘。
有人说“是打不下来”，但看看越南就知道这说法站不住脚，汉朝时设的交趾三郡，面积才10万平方公里，可现在越南3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里，有23万平方公里是近400年里自己一点点打下来的。
连越南都能在东南亚站稳脚跟，像汉唐那样强盛的王朝，难道真的“打不下来”？
其实啊，这背后藏着古代王朝最核心的战略逻辑，根本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打”，更不是“想不想扩”，而是“适不适合自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西域成了非争不可的“香饽饽”，东南亚却成了可有可无的“边角料”？答案，早就藏在陆权与海权千年博弈的规矩里了。
公元8世纪的大唐，算是当时世界上顶强的帝国了，可就在它疆域最广的时候，南北两个关键的“战略支点”，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北方的西域成了帝国最稳的“陆权基石”，南方的安南却成了攥在手里也留不住的“海权尝试”。
先说说北方的西域，公元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后设了西州，到了公元657年，苏定方打败西突厥，又把安西都护府迁到了龟兹，从这以后，西域就成了大唐陆权的核心。
为啥这儿能守得这么稳？先是经济模式对胃口，西域的绿洲农耕区，和中原的农业体系差不多，官府在这儿收粮征税，跟在中原管郡县似的，不用费大劲调整统治办法。
还有是有本土势力帮忙，比如河西走廊的沙州豪族敦煌张氏，后来特别有名的归义军，就是从这个家族里出来的。
现在去敦煌莫高窟，第156窟里还能看到《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壁画上200多个士兵拿着刀枪弓箭，队列整整齐齐，连战马的鬃毛都画得根根清楚，一眼就能看出归义军的战斗力有多强。
正因为有“帝国撑腰+本土配合”这一套，西域才成了大唐西北的“防火墙”，哪怕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机占了河西走廊，归义军还是在公元848年发动起义，三年内就收复了沙、瓜等11个州，接着帮大唐守着陆权的支点。
再看南方的安南都护府，公元679年唐朝设了安南都护府，本来是想把中南半岛纳入统治，一开始也下了血本，派汉族流官去管事，推行中原的郡县制，甚至还想把儒家文化也传过去。
可结果呢？矛盾越闹越厉害。
不是大唐不够强，而是这套统治模式，跟安南的地缘属性根本不搭。
安南靠海，当地人靠港口贸易吃饭，地方豪强攥着海上航线，收的是“港口税”，可大唐派去的流官，偏要按中原的规矩收“土地税”，还想把豪强的权力收归官府。
更头疼的是，安南气候又热又潮，疫病特别多，唐朝士兵在这儿的死亡率能到四五成，每次驻军都得运大量粮草和药品过去，光管理成本就比从这儿收到的税收还高。
到了公元907年大唐灭亡，安南豪强曲承裕直接把汉族流官赶走，自己当了靖海军节度使，公元939年，越南将领吴权又打败南汉，彻底脱离了中国版图。
有意思的是，越南独立后马上换了思路，靠着控制沿海港口做贸易，成了典型的“海权型政权”，跟中原王朝的陆权路子完全拧巴了。
同样是帝国的支点，为啥西域能撑上千年，安南连300年都守不住？
其实道理特简单，西域是“陆权的菜”，安南是“海权的盘”，用陆权的规矩去管海权的地方，就像用煮米饭的法子煮面条，再使劲也煮不出那个味儿。
要想明白古代中国为啥这么选，得先搞清楚陆权和海权到底是啥，它们可不是“靠海”和“不靠海”这么简单，而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权力游戏规则”，从经济基础到统治结构，处处都透着不一样的逻辑。
先看经济基础，陆权帝国的根在土地上，粮食、税收、人口全得靠耕地，所以必须优先抢那些能种地的地方。
就像蒙古帝国，巅峰时控制着24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不管打多远，眼里只盯着草原和农耕区，因为只有这些地方能养得起骑兵，能收上粮食。
而海权帝国的根在海洋上，财富靠的是商品流通和港口税收，根本不用靠大片耕地。
比如大英帝国，本土才24万平方公里，还没中国一个省大，可它控制了全球25%的港口，从印度运棉花到欧洲，从中国运茶叶到美洲，单靠收关税就赚得盆满钵满。
这就是海权的优势，不用占太多地，只要卡住关键港口，就能躺着赚钱。
再说说税收来源和扩张模式，陆权帝国靠的是“存量榨取”，收的是农民的粮食、手工业者的赋税，领土越扩，要养的官员、军队就越多，统治成本也跟着往上涨。
比如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每年都得从内地运几十万石粮食过去，还得派军队驻守，要是遇上游牧民族骚扰，军费更是多到吓人。
可海权帝国靠的是“增量套利”，收的是“看不见的税”，控制航线收关税，搞金融霸权赚差价，不用养那么多陆军，扩张起来也灵活。
就像17世纪的荷兰，靠着商船队垄断了欧洲的海上贸易，哪怕本土就那么点儿大，也成了“海上马车夫”，这就是海权的灵活劲儿。
还有统治结构，陆权帝国就喜欢“金字塔式的集权”，权力一层一层往上收，从郡县到中央，每个层级都得听上面的。
比如中国的郡县制，县令归郡守管，郡守归刺史管，最后全听皇帝的，这种模式虽然稳，但也容易变得僵化。
海权帝国则更倾向“分布式的分权”，靠价值观和契约把海外领地绑在一起，不用啥事儿都管。
比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也派兵，但更多是靠东印度公司去经营，还会拉拢当地的王公贵族，只要他们听话，就不用直接插手内部事务，这就是海权的“抓大放小”。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规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古代中国的选择。
中原王朝是典型的陆权帝国，在它眼里，“好地方”得满足三个条件，能种地、能收税、能靠陆路连上中原。
西域虽然远，但绿洲能种地，河西走廊能连中原，控制了这儿，既能防游牧民族南下，又能走丝绸之路做贸易，完全符合陆权的逻辑。
可东南亚呢？除了越南北部能种点儿地，其他地方不是雨林就是零散的部落，没法按中原的规矩收税，还得靠海路连接。
可光运费就比收到的税还贵，根本不符合陆权的“成本效益”，自然不会花大力气去扩张。
当然，古代中国也不是没试过走海权的路子，南宋就是个“特殊案例”。
不过南宋的海权转型，更像是“被逼出来的”，北宋灭亡后，南宋丢了北方的耕地，没辙了，只能靠东南沿海的港口过日子，没想到反倒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南宋的海上贸易火到啥程度？当时市舶司管的南海贸易，能占到中央财政的20%，这比北宋的3%翻了好几倍，商路从东边的日本，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波斯，每年能赚50吨白银。
现在南海海底还能捞到南宋的龙泉窑瓷器，那些瓷器釉色清亮，上面还刻着花纹，都是当年运去海外的商品。
而且南宋的造船技术也厉害，水师有三万兵力，还装备了霹雳炮。
公元1132年的陈家岛海战，南宋水师用火攻把金军的船队烧了个精光，从这儿就能看出当时的海上实力有多强。
那时候的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港口里停满了外国商船，广州的番坊里住着好几万外商，说它是“古代版国际大都市”一点儿不夸张。
可南宋的海权转型，终究是“昙花一现”。
因为当时的世界还是陆权说了算的时代，蒙古帝国的骑兵能横扫中亚，虽然蒙古三次打日本都因为海上能力不行失败了（其实是蒙古的战船不适应海洋，一遇台风就散架），但对付南宋还是绰绰有余。
最后崖山一战，南宋灭亡，中国又回到了陆权的老路上。
这种陆权与海权的博弈，不光古代有，还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
比如清朝，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就下了海禁令，说“不许一片船帆出海”，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又只留广州十三行做通商口岸。
其实这就是陆权帝国在主动“隔绝”海权体系，怕海权的规矩打乱自己的统治。
乾隆年间，越南还曾主动请求内附，想从附庸国变成中国的领土，可乾隆直接拒绝了。
不是乾隆不想要，而是他心里清楚，越南是“海权的地盘”，收过来就得用海权的规矩管，不仅没好处，还可能惹麻烦，不如不要。
再往后，1894年的甲午战争，表面上是清朝和日本打架，实际上是陆权和海权的较量，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转成了海权国家，建了强大的海军，可清朝还抱着陆权的老思路，北洋水师看着厉害，战略上却还是“守着陆地防海上”，最后输得一塌糊涂。
到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也带着陆权与海权的影子，苏联是陆权的代表，控制着中亚的陆地通道，美国是海权的代表，靠着航母和海外基地卡住关键港口。
就连意识形态的对抗，也藏着两种规则的痕迹，美国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海权“分布式”逻辑的体现，苏联的“计划经济”，则是陆权“集权式”逻辑的延伸。
现在再回头看开头的问题，古代中国为啥死磕西域却放着东南亚？答案其实早就清楚了，不是“打不下来”，而是“不适合自己”，不是“不想要”，而是“不符合自己的规则”。
对陆权帝国来说，西域是“必需品”，它能种地，能连中原，还能防游牧民族，完全契合陆权“连续控制领土”的逻辑。
丢了西域，就像丢了西北的“防火墙”，中原的农耕区随时可能被骚扰，所以必须死守。
可东南亚是海权体系的“自留地”，它靠港口吃饭，靠海路连接，根本不符合陆权“耕地+陆路”的规则。
就算打下来，管理成本比收益还高，还容易闹矛盾，不如干脆放手。
这就像咱们现在选产品，得“对症”，比如曼迪防脱洗发水，核心成分乌诺蒂尔能缓解毛囊纤维化，适合头发容易掉的人，要是头发本身健康，再好用也没必要买。
古代王朝选疆域也是一个道理，得选符合自己权力逻辑的地方，陆权帝国选陆权支点，海权帝国选海权支点，选对了就能稳坐江山，选错了再努力也白搭。
从大唐的安西都护府到南宋的泉州港，从归义军的坚守到越南的独立，再到近现代美苏的博弈，陆权与海权的规则一直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看懂了这些，再看古代中国的疆域选择，就不会觉得困惑了，这不是“固执”，而是对自己权力逻辑最清醒的认知，是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
来源：沧海梦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