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7年春天，北京机场国际出发口，盖克把《高山下的花环》的剧照塞进箱子最底层，回头冲送行的记者摆摆手，一句“我去结婚”就算交代了。三个月后，观众在新闻里才知道，她嫁的是个美国工程师，婚礼就在人家车库门口，连捧花都是超市买的雏菊。那时候没微博，消息靠口口相传，

1987年春天，北京机场国际出发口，盖克把《高山下的花环》的剧照塞进箱子最底层，回头冲送行的记者摆摆手，一句“我去结婚”就算交代了。三个月后，观众在新闻里才知道，她嫁的是个美国工程师，婚礼就在人家车库门口，连捧花都是超市买的雏菊。那时候没微博，消息靠口口相传，胡同里的大妈一边晾衣服一边撇嘴：多好的演员，说不要事业就不要了。

张瑜走得更早，1985年，百花奖奖杯上的金粉还没蹭掉，她已经落在洛杉矶机场。学校在北岭，名字听着气派，其实就是一排灰盒子教学楼。她英语磕巴，把“电影制作”说成了“making movie”，老师以为她要学如何“做胶片”，直接分到化学实验室洗了一个学期底片。后来她自己拍短片，请同学吃老干妈拌面当片酬，片子拿给导师看，导师说像“中国山水画在动”，算是最早的“文化输出”。

丛珊去法国那年，巴黎街头还在卖印着《牧马人》海报的盗版明信片。她拿着政府奖学金进戏剧学院，第一堂课老师让她学鹅叫，说这样才能找到“鼻腔共鸣”。她一边“嘎嘎”一边想哭，下课给国内写信，邮票贴歪了，信纸被泪水晕成一朵云。后来她把这段写进自传，书名就叫《鹅叫》，签售会现场有留学生抱着她哭，说姐你替我们把那几年的委屈都喊出来了。

宋佳的路线最野。1994年她拖着女儿飞到纽约，耶鲁的编导系只收了她当旁听生，她倒想得开：旁听就旁听，省下的学费全买了戴尔股票。千禧年互联网泡沫前夜，她清仓走人，回国直接砸钱做视频网站，比优酷还早半年上线，可惜带宽太贵，烧光现金，最后剩下一服务器硬盘，她拿来当茶几垫脚，逢人就自嘲：我拍过戏、离过婚、创过业，人生三大坑一个没落下。

沈丹萍是留下那个。1983年她嫁给德国摄影师乌韦，单位领导劝“别犯傻”，她回一句“我偏要嫁”。婚后两口子住在北京三里屯，那会儿还是一片菜地，乌韦扛着摄像机拍她炒菜，油烟糊了镜头，他拿袖子擦，结果袖子上的纽扣刮花了镜头，维修费够买十斤五花肉。三十年过去，他们还在原址，只不过菜地变成酒吧街，乌韦学会了在胡同口砍价买大葱，一口京腔比她还溜。

乐韵没赶上好时候。1988年她跟着香港演员罗烈南下，以为能演电影，结果被困在唐楼鸽子笼，对方原配打上门，她躲在衣柜里不敢出气。后来罗烈甩给她两千块说“好聚好散”，她拎着箱子去九龙城，站在天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句“你怎么这么不争气”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傍晚，楼下街市刚好播《红楼梦》插曲，她没演成的王熙凤在歌声里“扑通”一声，成了香港小报角落里的豆腐块。

有人算过，那五年走了将近三十位挂头牌的女演员，机场海关的章一盖，国内银幕顿时空出一大块。留下来的朱琳被拉去救场，从女儿国国王直接升级成“国民女神”，她后来上节目说，其实自己当时连护照都没办，“不是不想走，是剧组不放人，说走了就没人拍《凯旋在子夜》”。一句话把主持人逗笑，笑完又有点唏嘘：原来留下的人，也一样是被时代推搡着往前。

现在再看，出国的、留下的、早走的、晚回的，都成了一代人的注脚。张瑜回国拍戏，发现年轻演员都在用手机读剧本，她愣了半天：原来台词可以不全背。丛珊带着法国老公回宁夏拍纪录片，在镇北堡影城门口买烤红薯，摊主抬头瞅她：哟，李秀芝？她笑着点头，红薯被多塞了一块大的。宋佳在比利时乡下种玫瑰，发朋友圈说“终于没人喊我大宋佳”，结果下面一水评论：姐，国内观众还记得你跳黄浦江那场戏。

盖克去年低调回来，有人机场偶遇，她头发花白，背个双肩包，像普通探亲老太太。被认出后她摆摆手：别写我，我就回来看看老宅子拆没拆。没人好意思追问当年那段婚姻，只知道她女儿已长大，在硅谷做UI设计，偶尔发一张母女合照，背景是加州阳光，和国内老电影的光影一比，像两个世界拼在一起，却莫名和谐。

说到底，她们只是比普通人多演了几部戏，然后在“出国”这个选项刚出现时，率先按下了按钮。有人按得匆忙，有人按得迟疑，有人没按，却也一样被时间推着上了另一艘船。三十年过去，按钮早就生锈，可故事还在传，像老录像带偶尔卡壳，画面闪几下，依旧能认出那张年轻的脸——站在八十年代末的登机口，回头一笑，眼里全是“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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