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洛阳城的硝烟中，一座古朴的宅院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窦建德的起义军兵临城下，城中百姓纷纷逃亡，而宅院的主人源师民却守在书房里，小心翼翼地将一卷卷典籍装入木箱。他的儿子源少良，时年二十岁，正手持长剑守在门口，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焦急地

武德遗珠：状元源少良与初唐秘书省的典籍守护

一、洛阳源氏：乱世中的儒学世家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洛阳城的硝烟中，一座古朴的宅院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窦建德的起义军兵临城下，城中百姓纷纷逃亡，而宅院的主人源师民却守在书房里，小心翼翼地将一卷卷典籍装入木箱。他的儿子源少良，时年二十岁，正手持长剑守在门口，望着父亲忙碌的身影，焦急地喊道：“父亲，敌军马上就要进城了，这些书还带得完吗？不如弃了吧！”

源师民停下手中的活，转过身，眼神坚定地看着儿子：“少良，你记住，我们源氏是儒学世家，这些典籍是先祖传下来的根，也是天下读书人的魂。隋代藏书多毁于战火，若我们再弃之，将来后人去哪里寻经读史？宁可丢了家产，也不能丢了这些书。”

源氏家族的先祖是北魏鲜卑贵族，自孝文帝改革后便改姓“源”，世代研习儒学，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始终以“传经护典”为己任。源师民曾任隋代的秘书郎，负责整理国家藏书，因不满隋炀帝荒废学业、滥用民力，便辞官回到洛阳，闭门读书，收藏典籍。源少良自幼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五岁便开始诵读《诗经》《尚书》，十岁能解读《左传》，十五岁已能与父亲探讨儒学义理，《元和姓纂》中称其“少承家学，博览经史，尤善《礼记》”。

起义军进城后，源家宅院虽未遭焚毁，却也被士兵翻找得一片狼藉。源少良与父亲带着抢救出来的百余卷典籍，躲进了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在一个废弃的洞窟里住了下来。白天，他们躲在洞窟中整理典籍，修补破损的书页；夜晚，源师民便借着微弱的油灯，给源少良讲授经义：“《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今乱世，正是因为失了‘公心’。将来若有明主兴儒学、重典籍，你定要为国家效力，让这些经书能重见天日。”

这番话，像一颗种子，在源少良心中扎下了根。此后数年，他跟随父亲辗转于洛阳、长安之间，一边躲避战乱，一边搜集散佚的典籍。每当看到百姓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看到典籍因战火而化为灰烬，他便更加坚定了“以儒学安天下，以典籍传后世”的信念。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消息传到源少良耳中时，他正与父亲在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搜集典籍。源师民激动地对儿子说：“李家父子素有贤名，听闻李世民将军军纪严明，礼遇士人，这或许就是我们等待的明主。你可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若能入仕，定要劝说朝廷重视典籍，复兴儒学。”

源少良深知，父亲年事已高，不便长途跋涉，便独自带着几卷珍贵的典籍，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途。临行前，源师民将一方祖传的端砚交给儿子，叮嘱道：“这方砚台陪伴了源氏三代人，你用它书写策论，要像先祖一样，心怀天下，不负所学。”

二、武德七年科举：寒门士子的突围之路

武德七年（624年），唐朝已基本平定天下，李渊下令恢复科举，选拔人才充实朝堂。此时的长安，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举子，其中既有出身世家大族的子弟，也有像源少良这样的寒门士子。

唐代初期的科举制度，尚未形成后世完备的体系，考试科目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三科，其中“秀才科”最难，录取人数最少，也最受朝廷重视。源少良选择参加“秀才科”，不仅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经学功底有信心，更是因为“秀才科”的考试内容以“治国策论”为主，他希望能借此机会，向朝廷提出“重视典籍、复兴儒学”的建议。

然而，参加“秀才科”的举子中，大多是出身名门的子弟，他们凭借家世背景，早早便与朝中官员建立了联系，而源少良孤身一人，没有任何背景，想要脱颖而出，难如登天。考前，有举子嘲笑他：“你一个没落世家的子弟，还想考秀才科？不如趁早回家整理你的破书吧！”

源少良没有理会这些嘲讽，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备考中。他住在长安城外的一间破旧客舍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诵读典籍，深夜还在借着油灯撰写策论。他深知，自己唯一的优势，就是对典籍的熟悉和对时政的思考——他要在策论中，用扎实的经义功底和切实的治国建议，打动考官。

武德七年四月，科举考试如期举行，考场设在长安国子监。此次“秀才科”的考试分为“帖经”“经义”“策论”三科：“帖经”考查对五经原文的记忆，“经义”考查对注疏的理解，“策论”则要求结合经义，提出治国方略。

“帖经”考试中，考官从《尚书·大禹谟》中帖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让举子默写上下文并解释含义。源少良不仅准确默写，还详细解释了“十六字心传”的含义：“此乃尧传舜、舜传禹的治国心法。‘人心’易被欲望蒙蔽，故‘危’；‘道心’乃天理之所在，故‘微’；唯有‘精研义理、专一用心’，才能秉持‘中庸’之道，治理好国家。”他的解释，既符合经义，又结合了时政，让阅卷官眼前一亮。

“经义”考试的题目是“如何理解《礼记·王制》中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大多数举子都只是复述郑玄的注疏，而源少良却写道：“隋代之所以灭亡，不仅是因为暴政，更是因为废弃了教育。百姓无知，便容易被蛊惑；官员无学，便难以明辨是非。如今大唐初立，当兴办学校，搜集散佚典籍，让百姓有书可读，让官员有经可依，如此才能安定天下，实现长治久安。”这番话，直指唐初教育荒废、典籍散佚的弊端，展现出了超越同龄人的政治远见。

最关键的“策论”考试，题目是“今天下初定，当以何为先？”源少良提笔疾书，开篇便点明主旨：“天下初定，当以‘复兴儒学、整理典籍’为先。儒学乃治国之本，典籍乃文化之根。隋末战乱，儒学衰落，典籍散佚，若不及时补救，恐后世无经可传，无史可鉴。臣建议：一、设立‘秘书省’，专门负责搜集、整理、保管天下典籍；二、在各州、县兴办学校，以五经为教材，培养人才；三、鼓励民间献书，对献书者给予赏赐，以充实国家藏书。”

在策论的结尾，源少良写道：“典籍者，非古董也，乃治国之利器，育人之明灯。臣愿毕生之力，为国家整理典籍，为儒学复兴奔走，虽死无憾。”

阅卷官看到这篇策论后，深受触动，当即呈给主考官——时任礼部尚书的李纲。李纲是唐初著名的贤臣，以刚正不阿、重视人才著称。他读罢源少良的策论，赞叹道：“此子不仅通经，更有远见，懂得‘典籍关乎国运’的道理。大唐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放榜那日，国子监前的红墙上，“武德七年秀才科状元：河南源少良”的朱红大字格外醒目。源少良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更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举子，此刻也都纷纷上前道贺，对他刮目相看。

三、入职秘书省：典籍守护者的初心

武德七年秋，源少良被授予“秘书郎”一职，入职秘书省。秘书省是唐代的中央藏书机构，负责搜集、整理、保管国家典籍，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此时的秘书省，因隋末战乱，藏书损失惨重，原本隋朝的三万余卷藏书，只剩下不到一万卷，且大多残缺不全。源少良的到来，给这个冷清的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

入职第一天，秘书省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令狐德棻便带着源少良参观藏书阁。看着书架上稀疏的典籍，令狐德棻叹息道：“隋代的藏书，在洛阳、长安的战火中损失殆尽，如今只剩下这些残卷。先帝（李渊）虽有整理典籍的想法，却苦于无人可用。少良，你在策论中提出的建议，正合我意，今后整理典籍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源少良郑重地接过令狐德棻递来的钥匙，说道：“大人放心，少良定不辱使命，让这些典籍重焕生机。”

此后，源少良便全身心投入到典籍整理工作中。他制定了详细的整理计划：第一步，“清点残卷”，将秘书省现有的典籍逐一登记，注明书名、卷数、残缺情况；第二步，“搜集散佚”，派人前往各地，搜集民间流传的典籍；第三步，“修补校勘”，对残缺的典籍进行修补，对不同版本的典籍进行校勘，确定最优版本；第四步，“分类编目”，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典籍进行编目，方便查阅。

在“清点残卷”的过程中，源少良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典籍残卷，其中包括一卷《尚书》的汉代竹简本，虽然只剩下十几片竹简，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小心翼翼地将竹简用丝绸包裹起来，放在特制的木盒中，每天都要亲自检查一遍，生怕损坏。令狐德棻看到后，感慨道：“少良，你对典籍的珍视，堪比古人啊！”

“搜集散佚”的工作则更为艰难。当时，许多典籍散落在民间，有的被私人收藏，有的因保管不善而损坏。源少良亲自带队，前往洛阳、陕州、并州等地，走访民间藏书家，劝说他们将典籍献给国家。在洛阳，他遇到了一位姓王的藏书家，家中藏有一卷完整的《左传》晋代注本，却不愿献出。源少良多次登门拜访，向王姓藏书家讲述典籍的重要性：“先生，这些典籍若只藏于家中，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损坏；若献给国家，不仅能得到妥善保管，还能让天下学者受益，这才是对典籍最好的保护。”

王姓藏书家被源少良的诚意打动，最终将《左传》注本献给了秘书省。源少良为了感谢他，特意上奏朝廷，赐予王姓藏书家“承务郎”的虚职，并赏赐了五十匹丝绸。这个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民间藏书家主动将典籍献给国家，秘书省的藏书量也逐渐增加。

“修补校勘”是最耗费心力的工作。源少良带领秘书省的官员和工匠，对残缺的典籍进行修补：对于破损的纸张，他们用特制的浆糊将其粘补好；对于模糊的字迹，他们根据不同版本的典籍进行辨认和补写。在整理《礼记》时，他们发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的注疏都有差异。源少良便召集当时的经学大师，共同校勘，逐字逐句比对，最终确定了一个最优版本，为后来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提供了重要参考。

经过五年的努力，到武德十二年（629年）时，秘书省的藏书量已恢复到两万余卷，且大多得到了妥善的整理和保管。源少良也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秘书丞”（从五品上），协助令狐德棻管理秘书省的日常事务。

在整理典籍的同时，源少良还积极推动典籍的传播。他建议令狐德棻在秘书省设立“抄书坊”，组织工匠抄写珍贵的典籍，分发给各地的学校和官员。他还亲自参与抄写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要在书房里抄写几卷典籍，常常到深夜才休息。他抄写的《尚书》《礼记》，字迹工整，被后人称为“源体”，成为唐代抄书的范本。

四、贞观新政：典籍整理的黄金时代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世民深知典籍的重要性，即位后不久，便下令扩大秘书省的规模，增加官员编制，并拨款用于典籍的搜集和整理。他还亲自召见源少良，询问典籍整理的情况。

在皇宫的太极殿，李世民看着源少良呈上来的《秘书省藏书目录》，满意地说：“少良，你这几年辛苦了。典籍是国家的根本，没有典籍，就没有文化传承，就没有治国依据。朕希望你能继续努力，让秘书省的藏书越来越丰富，让儒学越来越兴盛。”

源少良躬身答道：“陛下重视典籍，乃天下读书人之幸。臣定当竭尽全力，为国家整理典籍，为陛下分忧。”

此后，在李世民的支持下，源少良的典籍整理工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

一是“访求遗书于四方”。他派人前往江南、岭南等地，搜集在战乱中保存下来的典籍。在江南，他们发现了一批南朝时期的典籍，其中包括《宋书》《南齐书》的手稿本，这些典籍对研究南朝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源少良将这些典籍运回长安后，组织学者进行校勘和整理，为后来令狐德棻编撰《五代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是“整理宫廷藏书”。唐太宗将宫中收藏的典籍交给秘书省，让源少良进行整理。这些典籍大多是隋代皇宫的遗存，包括一些珍贵的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摹本（真迹已被李世民带入昭陵）。源少良对这些典籍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编写了详细的目录，方便皇帝查阅。

三是“培养典籍整理人才”。他在秘书省设立“典籍学馆”，招收年轻的学者，教授他们典籍整理的方法，如校勘、修补、编目等。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唐代典籍整理的骨干力量，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贞观五年（631年），源少良被提拔为“秘书少监”（从四品上），成为秘书省的副长官。此时的秘书省，藏书量已达到三万余卷，远超隋代鼎盛时期的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源少良也因在典籍整理方面的卓越贡献，得到了朝廷和学者们的广泛赞誉。《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中记载：“武德至贞观年间，秘书省之所以能复兴，源少良功不可没。他以状元之身，守秘书之职，数十年如一日，整理典籍，传播儒学，实为唐代文臣之典范。”

在秘书省任职期间，源少良还积极

武德遗珠：状元源少良与初唐秘书省的典籍守护

（续）

五、暮年坚守：传承不息的典籍情怀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长安的深秋带着刺骨的寒意，秘书省的藏书阁却依旧温暖。源少良裹着厚厚的棉袍，坐在案前，手中捧着一卷刚修补好的《诗经》汉代注本，仔细检查着每一处粘补的痕迹。他的手指早已因常年接触纸张、浆糊而布满裂口，此刻却依旧灵活地拂过书页，仿佛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少监，您都年过花甲了，还每天来藏书阁，当心身子吃不消啊。”年轻的秘书郎李义府端着一碗热茶走进来，轻声劝道。他是源少良亲手培养的弟子，如今已能独当一面，却仍习惯凡事向老师请教。

源少良接过热茶，放在案边，笑着摇头：“我这身子骨，离了这些书反而不自在。你看这卷《诗经》，若不是咱们去年从民间找回来，再用心修补，恐怕再过几年，就真的见不到了。这些典籍，就像老人一样，需要人好好照料。”

此时的源少良，虽已官至秘书少监，却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的书房里，没有名贵的字画，没有奢华的家具，只有满架的典籍和几箱整理典籍的工具。每当有人劝他添置些物件，他总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典籍才是真正的财富。把钱花在整理典籍、培养人才上，比什么都值。”

这年冬天，唐太宗李世民病重，召源少良入宫。病榻前，李世民握着源少良的手，虚弱地说：“少良，朕知道你一生都在守护典籍，这些年，秘书省的藏书越来越丰富，儒学也日渐兴盛，你功不可没。朕担心……朕走后，这些典籍无人照料，你一定要多培养些年轻人，让他们把你的事业传承下去。”

源少良含泪点头：“陛下放心，臣定当不负所托，就算拼了老命，也要守护好这些典籍，培养好接班人，绝不让您的心血白费。”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唐高宗李治即位。新帝即位后，对源少良依旧十分敬重，多次召见他，询问典籍整理的情况，并拨款支持秘书省的工作。源少良趁机提出“扩建藏书阁”的建议，他说：“如今秘书省的藏书已达四万余卷，原有的藏书阁已容纳不下，若不扩建，许多典籍只能堆放在库房里，容易受潮损坏。”

唐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扩建秘书省藏书阁，并任命源少良为扩建工程的总负责人。源少良亲自设计藏书阁的图纸，考虑到防潮、防虫、防火等各种因素，还特意在藏书阁的墙壁中加入了木炭和石灰，以保持干燥；在书架下方放置了防虫的药材，确保典籍不受虫蛀。

扩建工程历时一年，终于在永徽元年（650年）完工。新的藏书阁分为三层，每层都有专门的通风口和照明设施，还配备了专门的消防水桶和灭火器。藏书阁的匾额“崇文阁”由唐高宗亲自题写，字体雄浑有力，彰显了朝廷对典籍和文化的重视。

藏书阁落成那日，源少良带领秘书省的官员和学者，举行了隆重的“入藏仪式”。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典籍从旧藏书阁搬到新阁，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摆放，每一卷典籍都贴上了标签，注明书名、卷数、版本和入藏时间。源少良站在崇文阁前，看着满架的典籍，眼中满是欣慰——他终于完成了唐太宗的嘱托，为典籍找到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永徽三年（652年），源少良已六十四岁，身体越来越差，时常咳嗽不止。唐高宗得知后，多次派太医为他诊治，并劝他辞官休养。源少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的典籍整理笔记，希望能为后人留下更多有用的经验。

他的笔记中，详细记录了每一部重要典籍的搜集过程、校勘方法和修补技巧，甚至还标注了不同版本典籍的差异之处。例如，在记录《尚书》时，他写道：“《尚书》有汉竹简本、晋抄本、隋刻本三种主要版本，汉竹简本最为珍贵，但残缺较多；晋抄本字迹清晰，却有部分篡改；隋刻本完整，却有错别字，校勘时当以汉竹简本为基础，参考晋抄本和隋刻本，择善而从。”

这些笔记后来被整理成《崇文阁典籍考》，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典籍整理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学者纪昀在编撰《四库全书》时，曾多次引用《崇文阁典籍考》中的内容，称赞源少良“为典籍整理之先驱，其经验之丰富，见解之独到，后世罕见”。

永徽四年（653年）春，源少良在崇文阁的书房中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五岁。临终前，他手中还握着一卷《礼记》，桌上放着未完成的《崇文阁典籍考》手稿。唐高宗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下令辍朝一日，追赠源少良为“秘书监”（从三品），并派官员前往吊唁。

源少良的葬礼上，秘书省的官员、学者，以及他培养的弟子们都前来送行。李义府捧着源少良的《崇文阁典籍考》手稿，哽咽着说：“老师一生都在守护典籍，他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守护好崇文阁的每一部典籍。”

六、典籍永存：源少良的历史回响

源少良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在秘书省整理、守护典籍。在他们的努力下，崇文阁的藏书量不断增加，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已达到七万余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丰富的藏书机构之一。

源少良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唐代。他创立的典籍整理方法，如“多版本校勘法”“分类编目法”等，被后世历代传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典籍整理的标准方法。宋代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渊阁、清代的四库馆，在整理典籍时，都借鉴了源少良的经验。

他搜集、整理的典籍，也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唐代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时，参考了源少良整理的《礼记》汉竹简本；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查阅了源少良搜集的南朝史料；清代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时，更是以崇文阁的藏书为重要基础。

源少良的故事，虽然在正史中记载不多，仅《元和姓纂》中有寥寥数语的提及，但他的功绩却被历代学者铭记。元代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写道：“武德七年状元源少良，虽无赫赫之功，却以毕生之力守护典籍，为唐代文化之复兴奠定基础，其功不亚于房玄龄、杜如晦之流。”

在源少良的故乡河南洛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在龙门石窟附近修建了一座“源公祠”，祠堂内供奉着源少良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对联写道：“状元郎以经入仕，护典籍传千古；秘书省以文兴业，兴儒学泽万民。”每逢科举考试或典籍整理重要活动，都有学者和读书人前往祭拜，缅怀这位初唐的典籍守护者。

如今，当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唐代典籍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些典籍的背后，曾有一位名叫源少良的状元，用一生的时间，为它们遮风挡雨，为它们寻找归宿。他没有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没有在朝堂上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传承着儒学的薪火。

源少良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不一定是那些名垂青史、万众瞩目的人物，也可以是那些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人。他们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天的伟业，却用自己的行动，为时代、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就像源少良守护的典籍一样，他们的精神，也会跨越千年，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后人前行道路的明灯。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