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这一奖项的颁布恰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技术变革加速的关键节点，既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世致用”价值的追

文｜李道哲

2025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这一奖项的颁布恰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技术变革加速的关键节点，既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世致用”价值的追求，也为各国破解增长难题提供了理论罗盘。从历史根源到微观机制，再到宏观治理，三位学者的研究构建了完整的创新增长分析框架，其理论深度与政策启示值得深入剖析。

图由AI生成

三位获奖者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共同揭开了创新驱动增长的“黑箱”，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学术体系。

（一）历史维度：莫基尔的“知识启蒙”奠基论

作为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莫基尔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进步的非偶然性——持续增长的根源并非孤立的发明创造，而是支撑知识积累与传播的社会生态。他将推动增长的“有用知识”明确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解释自然规律的“命题性知识”，另一类是指导实践操作的“操作性知识”，并强调二者的融合才是创新的关键——仅有技术配方（操作性知识）不足以形成持续突破，必须配合对原理的理解（命题性知识）才能实现创新迭代。

为验证这一观点，莫基尔创新性地构建“启蒙运动指数”（通过统计《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各国描述的行数与人口比值），证明17世纪启蒙运动催生的开放知识环境，是欧洲工业革命后持续增长的核心先决条件。他在《雅典娜的礼物》《增长的文化》等著作中进一步指出，学术期刊创办、科学团体兴起等知识传播机制，以及对“卢德谬误”（抵制新技术的短视行为）的破除，共同构成了创新发生的土壤。这一研究颠覆了“物质资本决定论”，揭示了“认知基础”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

（二）机制维度：阿吉翁-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模型

如果说莫基尔回答了“创新为何发生”，阿吉翁与豪伊特则通过数学建模回答了“创新如何驱动持续增长”。他们1992年发表的《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首次将熊彼特的经典思想转化为严谨的宏观经济框架，破解了传统索洛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局限。

该模型的核心洞察在于：经济增长是内生的动态过程，其引擎是“创造性破坏”，而燃料是“暂时垄断利润”。具体而言，老牌企业通过研发获得垄断地位，但新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会不断淘汰旧技术与旧垄断者，形成“创新—垄断—破坏—再创新”的循环。这一框架还揭示了竞争与创新的“倒U型关系”：适度竞争迫使企业通过研发追求领先，但过度竞争会削弱垄断利润预期，反而抑制创新投入。这一发现为平衡“创新激励”与“市场公平”提供了关键理论依据。

（三）体系维度：三维一体的增长分析框架

三位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完整闭环：莫基尔从历史视角界定了创新所需的“知识生态”，阿吉翁与豪伊特从理论视角构建了创新运行的“微观机制”，二者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持续增长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制度保障的“人工产物”。这一体系弥补了传统增长理论的碎片化缺陷，实现了“历史实证—理论建模—政策指导”的贯通。

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加速迭代的今天，三位学者的理论为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其核心在于构建“激励创新—管理风险—破除障碍”的制度体系。

（一）构建创新生态：从“要素投入”到“环境培育”

莫基尔的研究表明，知识启蒙环境比单纯的研发投入更重要。这一启示在各国实践中得到印证：瑞士连续13年位居全球创新指数榜首，其关键在于三重保障——占GDP3%以上的研发投入（私营部门贡献超2/3）、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入所有重要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以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协同；印度则通过《国家深度科技初创企业政策》《印度太空政策2023》等规划，从基础研究、创业扶持、国际合作多维度培育创新土壤。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在于物质资本堆砌，而在于构建“知识友好型”社会：强化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建立学术自由的科研体制，完善知识传播的基础设施（如图书出版、学术交流平台）。

（二）平衡创新与竞争：政府的“精准调控”艺术

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倒U型关系”理论，为竞争政策提供了精准导航。过度垄断会抑制创新活力，而过度竞争则会消解创新动力，因此政府需扮演“平衡者”角色：一方面通过专利保护为创新者提供暂时垄断激励（如美国对药品专利的严格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执法破除固化壁垒（如欧盟对科技巨头的监管行动）。

泰国的实践颇具启发：其国家创新局通过50亿泰铢专项基金支持食品、医疗等领域初创企业，同时筹划“独角兽工厂”项目促进市场竞争，既保障了创新回报，又避免了垄断固化，推动其全球创新指数在东盟国家中位列第三。这种“激励+约束”的双重机制，正是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生动实践。

（三）管理转型风险：实现“包容性创新增长”

“创造性破坏”必然伴随旧产业衰退与就业结构调整，三位学者的研究均强调，若忽视风险管控，创新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瑞典的应对经验值得借鉴：通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为失业者提供再培训，结合高福利体系平滑收入波动，使技术变革与社会稳定形成良性互动。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政策需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激励创新；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兜底、区域转移支付等手段，缓解“破坏”带来的冲击。俄罗斯在面临科技封锁时，既明确航空航天等13个优先科技领域集中突破，又通过政策倾斜保障研发人员待遇，试图在技术主权与社会稳定间寻求平衡，正是这种平衡思维的体现。

尽管三位学者的研究构建了创新增长的核心框架，但面对全球新挑战，其理论仍需进一步拓展。内生增长理论长期面临三大批评：未能充分解释技术进步的具体来源、忽视环境外部性问题、对自然资源约束考虑不足。在碳中和目标下，如何将绿色创新纳入“创造性破坏”框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平衡技术突破与生态保护，成为理论发展的新方向。

阿吉翁近年在《创造性毁灭的力量》中已开始回应这些问题，提出“环境创新激励机制”——通过碳定价、绿色专利优先等政策，使绿色技术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新主角。这一拓展表明，创新增长理论正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向“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演进，而这也正是全球经济的未来方向。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不仅是对三位学者学术贡献的肯定，更是对创新作为全球经济核心动力的重申。莫基尔的历史洞见揭示了“创新生态的重要性”，阿吉翁与豪伊特的理论模型阐明了“创新运行的机制”，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持续增长是制度设计的产物，而非市场自发的结果。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国能否构建开放的知识环境、精准的激励机制、包容的风险管控体系，将决定其在新一轮增长周期中的地位。从瑞士的知识产权保护到泰国的初创企业扶持，从瑞典的福利缓冲到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这些实践均在印证：只有将创新理论转化为系统性制度安排，才能真正释放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正是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留给世界的最重要启示。（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来源：董希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