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30年前的1995年，笔者和同事从西安出发去青海西宁开会，会后应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同仁的邀请，沿着河西走廊游览了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同年到新疆出差时游览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天山、天池等地，对丝绸之路有了初步的认识。
文：王新民
《丝绸之路史话》武伯纶、武复兴著/济南出版社2025年9月版/39.80元
近30年前的1995年，笔者和同事从西安出发去青海西宁开会，会后应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同仁的邀请，沿着河西走廊游览了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同年到新疆出差时游览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天山、天池等地，对丝绸之路有了初步的认识。
约10年前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笔者对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有所了解。
10年前的2014年，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古丝绸之路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由此，对丝绸之路有了世界眼光。
8年前，游览意大利罗马、威尼斯，法国巴黎，德国慕尼黑，以及瑞士、奥地利，对丝绸之路西段略有了解。
今年秋季拿出半个月时间，乘坐旅游专列游览了新疆的北部和南部。从此，对西域有了较为全面、感性的认识。
而对于丝绸之路文字或理性上的认识，则主要来自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伯纶先生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和199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武复兴先生的《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而今，在大学恩师武复兴先生去世半年后，看到即将出版的武伯纶、武复兴父子合著的《丝绸之路史话》，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之际，感慨良多，受益匪浅。
从汉代陕西城固人张骞出使西域凿空开创丝绸之路，汉代扶风人班超开拓丝绸之路，到当代陕西富平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陕西临潼人武伯纶先生多次考察丝路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到武复兴老师子承父业屡次考察丝绸之路并撰写出版《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可见陕西人与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
拜读《丝绸之路史话》，对丝绸之路有了全面系统而深刻入微的认识。要说阅读的心得体会，自以为该书有以下特点。
首先甚或最大的特点是守正创新，传承光大白居易所倡导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良传统。纵观武老先生和武老师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丝绸之路史话》在内的所写、所论，大都能结合国家、地方和工作的实际，避免空泛之谈，力求言之有物。积极开展文史资政、文史研究、诗词创作、文化交流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宣传文旅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省和文化强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不论是《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丝路起点长安》，还是《丝绸之路史话》，都是纵横古今、借古喻今，为当代西安、陕西和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
这本著述的再一特点是融文学、历史、文物、文化于一炉。在旁征博引、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得出独到之见，既富有科学性，又富有文采；善于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浅出地加以阐发；对诸如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汉唐长安、丝绸之路等话题，都能化抽象为具体，通过生动的形象，加以深刻的表述。比如该书最后一章《来自丝绸之路的珍贵纪念品》，就是将考古发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述。武老师家学渊源，亲受曾任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的父亲武伯纶先生指导的他，不仅善于将父亲所擅长的历史、文物与自己所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机融合起来，而且自费跟随有关考古考察团进行田野工作并将新的考古考察发现融入著作中，使其著作成为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结晶。
这本著作的又一个特点，即以史为鉴，高瞻远瞩，具有超前意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丝绸之路及其研究并不像今天这么热，甚至有些冷落。就在这种情况下，武老先生和武老师父子接续考察研究丝绸之路，撰写论文论著，著书立说，为后来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甚或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提供了学术理论支撑。此外，武伯纶先生在西安古城墙保护的问题上，也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写信请求勿拆，从而起到了特殊作用，可谓功莫大焉（详见拙文《西安碑林的变迁与武伯纶的贡献》，此处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满诗情画意。武老师曾在西北大学给我们教授《唐诗概论》，家学渊源的他创作了八百多首格律诗，出版有《复兴诗词》等多部诗词集。所以，在包括《丝绸之路史话》在内的文史著作中，武老师不仅引经据典加以论证，而且随手拈来、多处引用历代诗人或自己所写的诗词予以旁证或抒情，比如书中第十六章《唐代以后的长安城与中西往来》的末尾，就引用他作于1983年3月的《登西安城楼》：
层城迢递壮三秦，遥对终南俯渭滨。
万朵女墙明晓日，百寻楼阁出风尘。
汉唐陈迹晴云影，街市人家杨柳春。
身近烟霞诗兴远，关河不老意长新。
书中随处可见的诗词引用既说明了问题，也使史话生动形象，增强了可读性。因此，该书不仅是史话，也堪称诗话。
在读《丝绸之路史话》时，笔者也触类旁通，展开了一些联想或思考。如书中第十一章《汉代的长安九市》写道：汉代长安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九个市场中，《三辅黄图》引《唐记》说：“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大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班固所写《西都赋》中“九市开场”一句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也说：“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其中，今天能知道名字的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七市。据宋敏求《长安志》注，柳市在长安城西，直市和交门市在渭桥北，孝里市在雍门之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各市皆有围墙，设市门。市场由市令管理，他们办公的地方叫市亭、市楼，或旗亭。《三辅黄图》说，九市“夹横桥大街，市楼皆重屋”；《西京赋》也说：“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都反映出这是一种便于观察、管理市场活动的高层建筑。至于叫“旗亭”的原因，据《史记·三代世表》注文说：“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张衡《西京赋》中描绘长安市场上的盛况说：“廓开九市，通圜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四方货物，云集长安市场，商人得到很大的利润，而消费者也都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圜”就是市墙，“阓”就是市门。班固《西都赋》也描绘道：长安九个市场开业，货物分类摆出，熙来攘往，人难得转身，车不能掉头。到处都是店铺和人群，烟尘四起，上接云天。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愈来愈多。
看到这里，笔者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编修《陕西省志·出版志》翻阅史料时发现汉代长安还有一个槐市，是否也是九市中的一市呢？
长安自古多槐树，在汉代，自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成帝时，人数已达数千。众多太学生聚集一地，增加了对书籍的需求，公元4年（西汉元始四年），在太学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槐市位于长安城东南，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集市每半月一次，文士在此交流学术思想，互通有无，对当时的官方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始元年，太学在战乱中解散，槐市随之消失。
东汉末年成书的《三辅黄图》对“槐市”有如下记载：“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为博士舍三十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论议槐下。”《三辅黄图》又载：“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可见这是一个专为学生开设的交易市场。交易的物品不仅是学生家乡的特产，更主要的还是大家所用的图书。自己用过的书不用了，需用的书一时又没有，大家就到列队成行的槐树林里去进行交易，以我所有，换我所需。由于大家是读书人，彬彬有礼，都很谦让，融洽和谐。这就是所谓的“槐市”，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学生市场，或者说是最早的书籍交易市场。
南朝梁元帝《皇太子讲学碑》载：“转金路而下辟雍，晬玉裕而经槐市。”唐武元衡《酬谈校书长安秋夜对月寄诸故旧》诗：“蓬山高价传新韵，槐市芳年挹盛名。”宋·苏轼《次韵徐积》云：“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可见槐市影响之深远。
“槐市”的出现，跟西汉重视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有关系。西汉末年，平帝9岁即皇位。王太后的侄子、大司马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加九锡。一切朝政控制在王莽手里。他为了进一步夺取政权，便设法网罗知识分子，下令在各郡县普遍设立学官，并将博士名额扩大5倍，同时征召天下通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乃至懂天文、历算、兵法、文字、医学、药学等各方面的“异能之士”，来京师讲学，前后至者以千计。随着太学生的急剧增加，王莽于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长安城东南郊更大兴土木，扩建太学，使之能容纳太学生万人以上。为了适应众多太学生读书的需要，就在太学附近的槐树林里设立了一个定期聚散书籍的市场，这个市场历史上就称为“槐市”。
如果槐市能成为汉代九市中的一市，那么九市就有了八市，即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槐市，所缺一市则待考。但愿随着考古发现或新的史料发展，九市的所有名称或全貌能够为世人所知。
能有以上收益或思考，当归功于武老师等诸恩师当年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诲。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教正。
本文作者王新民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原二级巡视员、陕西省新闻出版（版权）电影检测中心审读专家、西安工商学院客座教授。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