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闲的魅力根基,在于他体内那颗穿越自现代的灵魂 —— 这让他从登场起就带着与封建时代格格不入的「违和感」,却也成了最独特的人格标识。自幼在澹州被范建安排的「刺杀式教育」中长大,他没有长成谨小慎微的世家子弟,反而用现代人的平等意识解构着等级森严的社会规则:初见管
《庆余年》第一季,自 2019 年播出后便迅速风靡,其中主要角色范闲的塑造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范闲的魅力根基,在于他体内那颗穿越自现代的灵魂 —— 这让他从登场起就带着与封建时代格格不入的「违和感」,却也成了最独特的人格标识。自幼在澹州被范建安排的「刺杀式教育」中长大,他没有长成谨小慎微的世家子弟,反而用现代人的平等意识解构着等级森严的社会规则:初见管家周管家时,他不卑不亢拒绝「主仆之别」,直言「大家都是人,没必要分高低」;面对太子与二皇子的拉拢,他既不趋炎附势也不刻意疏远,始终以「平等合作者」的姿态周旋,这种跳出「君臣伦理」的思维方式,在动辄「君要臣死」的庆国,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存在。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生命价值」的现代认知。在牛栏街刺杀案后,他拒绝接受「护卫牺牲是常态」的封建逻辑,不惜与整个京都权贵为敌,坚持要为滕梓荆讨回公道 —— 这份「为无名之辈对抗强权」的执念,本质上是现代人权意识对封建特权的挑战。当他在朝堂上质问庆帝「人命难道分三六九等」时,那张年轻的脸上没有丝毫怯懦,此刻的范闲早已不是单纯的「范府公子」,而是带着现代文明火种的「逆行者」,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让角色瞬间拥有了超越剧情的深度。
《庆余年》第一季的权谋棋局里,范闲身处多方势力交织的漩涡中心:范府的庇护、陈萍萍的暗助、庆帝的试探、长公主的算计…… 但他从未在人情纠葛中迷失自我,反而练就了一套「外圆内方」的处世智慧,这份清醒让他的魅力更显真实。
对亲情,他既有「被动接受」的通透,也有「主动守护」的担当。初入京都时,他明知范建对自己的安排带着家族利益考量,却仍在范思辙惹祸时挺身而出,用「做生意讲道理」的方式化解危机;面对庆帝这位「名义上的生父」,他始终保持着警惕的距离,既不刻意攀附皇权,也在关键时刻拒绝成为权力斗争的棋子。这种「不愚孝、不盲从」的态度,打破了传统剧集中「子承父业」的固化设定。
对友情与爱情,他更显纯粹。与滕梓荆的相遇,从最初的「雇佣关系」到后来的「生死之交」,他用「陪你喝酒、替你报仇」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平等友情;对林婉儿,他没有因「鸡腿姑娘」的身份而掺杂功利心思,反而在得知她是长公主之女后,仍坚定地说「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家世」。在充满算计的京都,这份不被利益污染的情感坚守,成了范闲最动人的「软肋」,也让他的形象摆脱了「完美主角」的扁平感。
范闲的魅力,从来不是「开挂式」的主角光环,而是他在认清庆国的黑暗后,仍选择坚守理想的「孤勇」。他带着叶轻眉「让天下人过得好一些」的遗愿踏入京都,从最初的「只想安稳度日」,到后来主动卷入朝堂纷争,这份转变的核心,是他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
在诗会上,他以一首《登高》震惊文坛,并非为了「扬名立万」,而是为了打破「腐儒垄断文化」的局面;在查抄内库时,他拒绝沿用长公主的贪腐模式,反而推行「改革税制、惠及百姓」的新政,哪怕因此得罪整个权贵阶层;面对陈萍萍递来的「黑暗权力」,他明确拒绝「用杀戮换太平」,坚持「要光明正大地做事」。这种理想主义或许带着几分「天真」,却在充满阴谋的剧情中,成了一束照亮人心的光。
更难得的是,他的理想从未沦为「口号」。在为滕梓荆报仇的过程中,他明知对手是太子与长公主,却仍一步步收集证据,哪怕身陷险境也不放弃;在面对庆帝的「皇权威压」时,他敢于直言「制度比个人更重要」,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让范闲从「穿越者」变成了「变革者」,也让观众看到了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力量。
不同于传统权谋剧中「高冷主角」的设定,范闲身上的「烟火气」让他更显鲜活。他会在面对美食时露出孩子气的满足,会在与王启年讨价还价时斤斤计较,会在被林婉儿调侃时脸红耳热 —— 这些生活化的细节,让他从「穿越者」的特殊身份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他的幽默更是点睛之笔。在与郭保坤辩论时,他用现代逻辑层层拆解对方的「腐儒之论」,逗得观众捧腹;在面对长公主的刁难时,他一句「您这妆容,怕是比宫里的娘娘还精致」,既化解了尴尬,又暗含讽刺。这种「亦庄亦谐」的性格,让他在严肃的权谋剧情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轻松的节奏感,也让观众更容易产生代入感。
正是这些特质的叠加,让范闲成为《庆余年》第一季中最令人难忘的角色 —— 他带着现代文明的烙印,却不脱离古代社会的现实;他身处权谋漩涡,却不丢失本心;他有理想有担当,却也有普通人的烟火气。这种「不完美的完美」,正是角色魅力的核心所在。
来源:随言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