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原者，江之源也，这座浸润在文井江怀抱中的川西古城因位于岷江上游而得名。千百年来，古人皆以岷江为长江之正源，至明代徐霞客亲访金沙江方得辨明真相。今天，我们知道，岷江固非长江之源，而崇州更非江源所在；但是，崇州人常璩所撰写的《华阳国志》之于中国传统方志，却如大吕
李 果
常璩（约291—361），表字道将，晋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州）人，以《华阳国志》垂名青史。
江原者，江之源也，这座浸润在文井江怀抱中的川西古城因位于岷江上游而得名。千百年来，古人皆以岷江为长江之正源，至明代徐霞客亲访金沙江方得辨明真相。今天，我们知道，岷江固非长江之源，而崇州更非江源所在；但是，崇州人常璩所撰写的《华阳国志》之于中国传统方志，却如大吕黄钟，具有真正的源头意义。
方志，先方后志，其要义在“方”。方者，域也、地也，作为中国最早、现存最完整的方志著作，《华阳国志》“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其中舆地之部，当是《华阳国志》的记述初衷和内容主体，更见传统方志的基本属性和创作底色。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古人对“地理”的认识，总体以“分星”与“分野”的基本思路生动存在于方志著作之中，并反映着地理内涵由自然地理本身向人类社会活动的延伸与拓展。千年以下，在方志理论发展和创作实践中，地理属性研究始终是其核心课题之一。
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方志起源探索上。以《禹贡》《山海经》等先秦历史地理文献为方志滥觞之说影响甚大，并为千年来传统方志的成长成熟提供了不竭之营养。“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而“（《九域志》）取《元和郡县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舆胜览》……参考异同……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黄苇先生更直接判定：“（《禹贡》）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每被奉为后世方志渊源所在。”源头活水，汇川成海，这种以地理文献、地理知识为主体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语境，事实上形成了方志理论研究的一支主脉，并逐渐演变为方志理论体系之圭臬。唐代颜师古云：“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宋代欧阳忞认为方志属“地理之书”。迨及清代，方志学已成大观，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名士大家的“志乘为地理书”之主张深入人心；民国时期梁园东作出“中国之地方志，以今日视之，实为不完全的地理书”的判断，更充分证明了地理属性在方志发展史上的持久魅力和坚韧活力。
其次，体现在历代方志创作实践上。地理概念更从根本上界定着传统方志的主体方向与核心诉求。从秦代编绘反映政区地理的《秦地图》开总志编修之先河，到汉初“古郡国计书，上于兰台，盖地志之属往往在焉”，再自汉魏两晋之地记到隋唐洋洋洒洒之图经，无不反映着地理属性在千百年方志发展征程中的沉淀与传承。其中，尤其是东汉以来，传统方志创作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地记”时期，历魏晋南北朝而大盛，余风延续至隋唐，前后千年，可谓厚积。夫“地记”者，记“地”也，作为传统方志发展历程中一个显著的阶段性、标志性符号，“地记”顺应了大一统格局形成、豪强地主崛起、衣冠南渡、士族势力空前膨胀等时代跌宕，表现出“……五曰郡书……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等丰富的形态和空前盛况，是历史车辙和文化规律同频共振、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更见证、酝酿和积蓄了地理属性在方志创作实践中的深沉底蕴。明清以来，定型后的传统方志修纂格局中，如山川形胜、分野城郭、土壤物产、四至道里、古迹名胜、民风民俗、大姓名宦等地理内容衍为主流，正是“地记”所聚合的文化力量在千年以后枝繁叶茂的生动表现。
“唐已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辅黄图及晋常璩华阳国志最古”，产生于两晋之交的《华阳国志》，作为特殊时空环境下诞生的硕果，它上承地记之繁荣，下启方志之繁衍，对传统方志而言具有发凡起例的开创性作用。
一、地理内容构成《华阳国志》的核心和精华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④《华阳国志》“地理书”之别属隋唐以来即已辨明，“地理”属性是全书的原点和起点，也是亮点和焦点，它留下了传统方志的根，更铸就了传统方志的魂，为后人研究《华阳国志》指明了最初方向。
作为一方之“地记”，《华阳国志》所涉以大西南地区为主，约含今川、渝、滇、黔，并辐射到甘、陕、鄂的广大区域，其中“第一至四卷，述梁、益、宁三州地理与其古史”，成为该书先声夺人的精妙所在。后世评价该书，多以为“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其为历世所称道与引用者，大抵不出前四卷。”“《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由此可见，《华阳国志》的魅力与成功之处，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用大量笔墨详述了大西南一域关于建置、土地、物产、人口、风俗、民族、古迹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为后世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体系，这大概也是它以“地记”这一身份出现时所应该追求的初衷与理想。
常璩在李氏政权中长期担任史官，坐拥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文献资源优势，他对谯周《益州记》、应劭《风俗通》，扬雄、左思《蜀都赋》，来敏《本蜀论》以及扬雄、严君平、司马相如等人的8部《蜀本纪》，特别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汉记》、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等涉猎甚多，故而能有广种薄收之利。杂取种种，汇成一卷，加之他以本人亲历和所见、所闻融合其中，所以笔下自然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这种创作优势固然贯穿于《华阳国志》全卷之中，但是相对而言，由于所谓霸史与人物部分可供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充裕，使得常璩独有的资源和思想优势集中反映在地理之部的创作之中，这是全书以地理部分最为精粹的重要原因。
当然，不同时期的学者会对《华阳国志》作出大概类似的肯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地形险阻、地处偏方，“尤以古代巴蜀，自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文物有独具之特色，其与中原文化，尺短寸长，各有所适。汉魏以降，虽已互相融合，仍各有所偏重。分途异致，世乱则离。中原人物，留心此隅者甚稀。”故而，在《华阳国志》以前，虽不乏扬马之徒以灿烂的文字予以描述，也有来敏、谯周、陈寿、常宽等人进行过历史或者地理角度的记述，但要么过于文学化，夸赞有余、实证不足；要么失之于片面，侧重于有限区域如巴、蜀、汉中、南中等，或侧重于特定时段如古蜀、三国、魏晋之交等，难窥西南一隅之全程全貌；其他如《史记》《汉书》《汉记》等经典名作，于西南地理方面更是语焉不详，甚至西南之事如李冰治水、“天数在蜀”“易学在蜀”等历史现象也只寥寥数语而罕有言及，《三国志》甚至根本就未设地理专篇……唯此，专门并且最早以清晰的创作意图和详尽的文字内容，对整个大西南地区地理情况进行客观、系统、准确、全面介绍的，当首推《华阳国志》。“后人对蜀汉、两晋的地理沿革每觉不甚了了。幸而《华阳国志》对西汉以来的郡县沿革和治城所在记述比较具体；且常璩以蜀人说蜀中及邻区的地理，一般来说，自较外地著作更为可靠。因而这部书也就成了考证古代尤其是蜀汉、西晋时期西南地理的一部主要史籍。”
因此，《华阳国志》在当时已为“奇书”，一书难求。千年以下，如徐广撰《晋纪》、崔鸿撰《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撰《水经注》、范晔撰《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以及房玄龄《晋书》、魏王泰《括地志》、刘知己《史通》、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李昉等《太平御览》和乐史《太平寰宇记》、王钦若《册府元龟》、欧阳忞《域地广记》、王象之《域地纪胜》，乃至元明清《一统志》及《四库全书提要》……无不自《华阳国志》中汲取营养。清嘉庆十九年（1814），廖寅为校刊《华阳国志》而言：“后有修滇蜀方志者，据以（《华阳国志》）为典，则诚艺林之胜事也。”信矣！
二、《华阳国志》对地理概念的个性化阐发
《华阳国志》关注的地域范围相当广阔，常璩未用类似于“西南”这种区域性概念，或者直接聚合具体地域名称以标识书名，却最终选择以“华阳”这一古老而独特的区域地理概念统率全书，用心之良苦与意旨之明晰一目了然。
首先，“华阳”忠实传承了“禹别九州”的地理内涵。所谓“华阳”者，华山之阳（南）也，正是《禹贡》中所言及的历史上中国西南部的核心范围。《禹贡》载，禹“随山刊木，奠（以）高山大川”，以“三山”（华、岱、衡）以及“四渎”（河、济、淮、江）为界，分天下之域为冀州、豫州、荆州、扬州、兖州、青州、徐州、雍州、梁州“九州”。其中，“华阳、黑水惟梁州”，它北接雍、冀，东邻豫、荆，靠华山（代秦岭），临黑水（或言远及怒江），若对应西晋时期的行政区划，“其书（《华阳国志》）称‘华阳’者，晋代梁、益、宁三州，故《禹贡》梁州之域”，也正是李雄极盛之时据有之地带，完美体现了常璩身处之境、心之所向的自然融合。
“华阳”构成了全书的主线条，框定了全部创作行为的思维边界，也凸显出全书本身的地理特色和创作个性，这是任何时候解读《华阳国志》一书时首先要形成的认识前提和阅读基线。宋、明以来，后人对《华阳国志》屡屡刊刻流传，针对《华阳国志》传承弘扬《禹贡》要义的做法，历朝研究者都保留了清晰而且充分的认识与肯定。
常璩所处的青春和壮年时代，是他的第一个创作黄金时期，均在李雄据蜀之时。作为饱受传统诗书熏陶，深受使命与担当意识浸润的文人，他以“华阳”而非“西南”甚至“巴蜀”为书名，雄辩地证明他早已跳脱出偏安一方的狭窄地域认知，而执著于天下一统观念和博大的家国情怀。所谓细节见真情，更何况书名更能真实折射出文人创作的意趣以及思想的深度，就此而言，常璩无疑是远远领先和超越于他所处的时空语境的，这注定了他的孤独，也成就了他的伟岸。
其次，《华阳国志》首次诠释了“巴蜀文化区”的地理概念。《华阳国志》中，常璩所环顾和俯瞰的地理范围是一个跨区域的、动态的、融合的概念。具体来说，常璩所写的地理，与我们常态上理解的川渝、西南地区都并不一样，它实际上划定了一个由川渝向周边相邻地区环形外溢的广泛区域，即以巴地、蜀地为中心，西近青藏高原、北揽汉中、东跨巫山山脉、南及云贵，这一范围，虽有作者自己解释为《禹贡》所因，但确为过往史料所未曾专门界定，实乃《华阳国志》所独有。就这个角度看，常璩是沿着《禹贡》的脚步，书写了一个新的世界。
《华阳国志》所载之各郡、县，均不静止于某一特定时空之下，而是穷作者所能，远溯自秦，近止于晋，流动成一个较为独立且大体完整的沿革历程。以益州州治蜀郡为例，《蜀志》载：“成都市官本有长，建武十八年省。蜀郡，太康初属王国，改号曰成都内史；王改封，乃复旧。”清晰介绍了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后至西晋怀帝永嘉年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个动态而完整的演进过程。
《华阳国志》生动记载不同地区间的沿革交错、物质交换、人文交融过程，促成了其所描绘区域概念的紧凑自然。这种情况，既反映在对各地区建置交叉调整的记载上，如《巴志》载：“天下既定，高帝乃分巴、蜀置广汉郡。孝武帝又两割置犍为郡。故世曰‘分巴割蜀，以成犍、广’也。”彼时之犍为郡，“大体包括今四川乐山、眉山、资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等市，云南之昭通市，及贵州之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蜀志》载：“六年，分置犍为郡。分犍为置牂柯郡。二年，分牂柯置益州郡。”也反映在对各民族间文化碰撞融合的记录上，如《蜀志》载：“（僰道县）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又言“（会无县）有天马河，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源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在《汶山郡》一篇中，更直接提到：“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
巧合的是，常璩的地理视角，虽从两晋之交的时空坐标出发，却大概与今人所研究之“巴蜀文化区”范畴大致重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与贡献。
所谓“巴蜀文化区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稳定的地域共同体。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要宽泛得多，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与巴蜀同俗’的区域”。显然，1600余年前的常璩足踏巴蜀大地，用如椽大笔架构的新奇地理舞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地记”的特定范围限制，而显得尤为豁达与自由。浅层次上看，它为《华阳国志》的创作界定了崭新的游走空间；若从深层次上分析，则无疑是继《禹贡》之后，首次明确对广义上的“巴蜀文化区”概念进行了梳理、确认和强化，从而为后人进行相关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更为今天从富有时代精神的高度去解读和挖掘相关历史文化底蕴创造了可能。
三、《华阳国志》完成了由“地记”而“方志”的转型实践
世人看《华阳国志》，往往容易忽略《华阳国记》的存在意义，而多倾向于简单以“曾用名、又名”之类的解释一笔带过。其实，由“记”而“志”的转型，一字之差，却映照千年，发振聋发聩之先声，浓缩了传统方志早期摸索前行的风雨与艰辛，也昭示了传统方志的发展方向与最终归宿。
常璩为《华阳国志》而生。他一生创作的三个黄金期，分别是成汉李雄玉衡年间（311—334）、李寿时期（338—343）以及东晋穆帝永和年间（348—354），各自清晰对应出“三州”地记—《华阳国记》—《华阳国志》创作路径，展现由分散而集中、由单一而综合的思路演变过程。《华阳国志》最终创作虽始于348年，但其早期的准备和分撰早在330年前后常璩壮年时期就已初见端倪，断断续续数十年的创作串联和支撑了常璩的一生，他用整个生命的激情和力量完成了这一部堪称经典的史志绝唱。可以说，《华阳国志》是作者创作的高潮，也是他人生的终点，成书7年后，常璩走到了生命尽头。
《华阳国志》非一时一地所作。一般以为，常璩首先完成的大致为梁、益、宁三州量身定做的“地记”，即《蜀记》（记益州）、《巴汉记》（记梁州，含巴与汉中）、《南中志》（记宁州）。
常璩本蜀人，又仕于成汉，且著述重点亦在蜀地，《蜀记》当属作者最早落笔创作的作品，其成书时间，大概在李雄统一蜀地的330年前后。在撰写《蜀记》的同时，常璩依据谯周《三巴记》等文献以及荆湘返蜀流民的讲述资料，写成《巴记》；后又采祝龟《汉中志》及其他相关资料予以充实，综合形成《巴汉记》。相对来说，《南中志》成书较晚，大约在李雄驾崩前，遣李寿攻占宁州之时（333年）；常璩当综采谯周《南中异物志》、杨终《哀牢传》、魏完《哀牢志》等书，结合自己所掌握的南中北还流民口述资料予以充实，据而成书。由于《南中志》涉及地域辽远、民风民俗迥异于巴蜀，以暮年常璩之力再作考证及修订几无可能，故而该部分内容后当原样收入《华阳国志》，令今人始得见常璩初创之面貌。
上述三册的创作，耗费了常璩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是时，正是大成国李雄在位时期，蜀地在两晋之交那个烽烟四起的动荡时期却独具难得的和平、富庶与安定。西南时局较为开明，而常璩40岁左右，正当人生壮年，踌躇满志、心意高远，他将数十年的人生积淀与内心憧憬幻化在毫末寸管，下笔行文自然是博采众长又汪洋恣肆，从而创作出足以让后来的《华阳国志》熠熠生辉的最精彩、最精华的“地理之部”。
李雄之后，大成陷入腥风血雨的权利角逐与内斗，国力与形势一落千丈。常璩亲历见证了成汉政权四十年的兴衰历程，他的仕途命运也随时局起伏颠簸，然创作初衷与坚持之苦涩始终未泯，蹉跎之间，又是一个新的十年。其间，大约在李期玉恒年间（335—337），他乱中取静，得以先后将《巴汉记》《益州记》改为《巴汉志》《蜀志》；后又将其与自己在李寿汉兴年间（338—343）创作形成的“霸史之部”（后人所谓之《蜀汉书》是也）基本内容汇集成册，特以《华阳国记》称之，所谓“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大约最初就是说的这个情况。该书通过李寿与后赵石虎之间的关系传播到北方，崔鸿、郦道元等人所称“常志”“《华阳国记》”“《巴汉志》”之版本，或概出于此。至此，大功初成，《华阳国记》已然涵括了作者长年来记地、述史之心血，事实上把常璩“地记”和“霸史”的内容初步整合，这为他入江左后再大刀阔斧地完成原书的综合性改写奠定了扎实基础。
公元348年左右，年届花甲的常璩踌躇满志，自西蜀而江左，然而，偏安的江南士族势力高傲而冷漠，千里迢迢的奔赴和向往注定是一场没有高潮和结局的凄然落幕。常璩没有为自己滚烫的热切和梦想觅得安身之所，所幸在于，岁月的颠簸和际遇的起伏没有摧垮他一生坚守的高傲与倔强，反而促使他重新审视人生意义，重新选择前行方向。
生逢乱世、怀才不遇，是常璩的不幸；发愤著书、心无旁骛，又是中国传统方志的大幸。常璩退而论道，拾掇诸多蜀中风流人士，再开华章，因成前贤、后贤以及汉晋以来三州士女目录；终于354年左右，得以将毕生创作之地理、历史与人物内容聚合为一，以《序志》重整系列，并欣然名其为《华阳国志》，从而让“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在彼时彼刻首次具有了真实可感的形象与温度——由此，一个属于中国方志的新纪元正式拉开了恢弘大幕。
由《华阳国记》到《华阳国志》，这是一段上下求索、皓首穷经的人生苦旅与心路历程；但同时，这更是中国传统方志创作史上一次由“记”而“志”的历史性华美转身。
在传统方志刚刚还在历史文化舞台上蹒跚举步的时候，常璩就已经开始主动思考且独自完成了方志转型发展的最早摸索和实践——这是一个作者本人无法知晓和估量的辉煌时刻，他用自己一生的漫长努力塑造了中国传统方志的蜕变瞬间，进而为传统方志的持续发展指引出一条明亮清晰的康庄大道。这种穷尽毕生精力的刻骨铭心，既见证了作者思想的宽度与韧度，更确立了作者生命的高度与厚度，让新生的《华阳国志》以其厚重的标志性和里程碑价值凝固成永远的丰碑，传诸长远，历久弥新。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