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等四人刑前笑对，1950年那场赴死，藏着最赤诚的家国心

摘要：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被执行死刑前，他突然笑着转头，开心的看着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对他们3个说了一句话，后来4人都笑着走向刑场。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吴石将军在1950年3月1日，在台北的家中被谷正文带人逮捕。

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被执行死刑前，他突然笑着转头，开心的看着朱枫，陈宝仓和聂曦，对他们3个说了一句话，后来4人都笑着走向刑场。由于蔡孝乾的叛变，吴石将军在1950年3月1日，在台北的家中被谷正文带人逮捕。

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手握台湾地区的核心军事情报，这个职位让他能接触到最机密的布防图和兵力部署，也让他的卧底工作时刻处在刀尖上。

谷正文带人抓吴石的时候，吴石正在书房整理文件。他看到特务破门进来，没有慌也没有反抗，只是慢慢把手里的笔放下，还叮嘱特务别弄乱桌上的资料。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些资料里藏着没来得及送走的台湾防务情报，他是怕特务破坏，想多保一会儿这些能帮上大陆的东西。

把吴石他们拖出来的，正是蔡孝乾。蔡孝乾当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50年1月就被特务抓了。一开始他还撑着没招，可没扛过几天酷刑，就把知道的全说了，连吴石、朱枫这些单线联系的人都供了出来。要是没有他的叛变，吴石他们本来已经计划好，等朱枫把最后一批情报送回大陆，就陆续撤离台湾。

吴石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卧底的。他早年考进福建陆军小学，后来又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学的全是顶尖的军事战略。抗战的时候，他跟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打鬼子，从参谋做到师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心里只有“救国”两个字。可抗战胜利后，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忙着抢老百姓的东西，苛捐杂税比鬼子在的时候还重，他才明白，这个政权根本救不了中国。

1948年，吴石通过旧友找到共产党，说想帮着做点事。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职位重要，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收集军事机密。那时候他已经是中将，身边全是特务眼线，连家里的电话都可能被监听。他每次传递情报，都要把文件藏在公文包的夹层里，或者伪装成写给朋友的普通信，再让副官聂曦偷偷送出去。

聂曦那时候才二十多岁，跟着吴石好几年了，又细心又可靠。他知道吴石做的是危险事，却从没犹豫过，每次都主动说“将军放心，我去送”。有一次送情报的时候，他遇到特务检查，硬是把藏着情报的笔记本揣在怀里，假装是自己的日记，硬生生扛了过去。

朱枫是后来才到台湾和吴石接头的。她不是军人，是从浙江镇海一个商人家庭出来的，抗战的时候就捐了家里的店铺和积蓄，帮着传递进步刊物。1949年冬天，组织上找她去台湾，她知道那边特务抓得严，可只说了句“我去”，连跟家人告别都没敢，怕家人担心得睡不着。到了台湾后，她借着探亲的名义，顺利和吴石接上了头，还帮着整理了不少情报。

陈宝仓是吴石的老战友，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将高参，手里也有不少军事资源。他早就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听说吴石在做的事，主动找过来要帮忙。他借着去军事基地视察的机会，把台湾空军机场的位置、海军舰艇的动向都记下来，偷偷交给吴石。有时候两人在办公室谈事，外面有人路过，就赶紧换成聊家常，生怕被人听出破绽。

吴石他们被捕后，特务用了各种办法逼他们招供，鞭子抽、辣椒水灌，甚至把烧红的烙铁往身上按，可没一个人松口。吴石在牢里写了句“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意思是自己凭着一颗爱国的心，到了地下也能对得起祖宗。朱枫为了不被特务折磨，偷偷咬碎了身上带的金表，想吞下去自杀，可惜被特务发现救了回来。

到了6月10号那天，四人被押往马场町刑场。路上吴石看到朱枫、陈宝仓、聂曦，突然笑了，转头对他们说：“能和各位一起为国家做事，值了。”朱枫他们也跟着笑了，没人哭，也没人怕，就那么抬头挺胸地走着。当时围在刑场边上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看到四个“政治犯”走得特别稳，直到枪声响起，才知道这四个人，是为了两岸统一豁出命的英雄。

后来很多年，他们的名字只能藏在档案馆的旧文件里，直到这些年才慢慢被人知道，现在又被《沉默的荣耀》搬上荧幕。剧里没把他们拍得像“神”，反而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细节，比如吴石会对着妻子的照片发呆，朱枫出发前给孩子缝了件小棉袄，这些细节让大家知道，他们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名字，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却做了最勇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