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结果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人类为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这一增长模式能否持续。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奖项授予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法兰西学院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菲利普·阿吉翁,以及布朗大学的彼得·豪伊特,表彰他们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结果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人类为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而这一增长模式能否持续。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奖项授予西北大学的乔尔·莫基尔、法兰西学院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菲利普·阿吉翁,以及布朗大学的彼得·豪伊特,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阐释。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仅解答了历史之谜,更为当下面临的技术革命、气候变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挑战提供了分析框架。

莫基尔的研究聚焦于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史学家的问题:为什么持续的经济增长直到18世纪末才成为现实,而此前数千年人类社会基本陷于马尔萨斯陷阱?他通过系统梳理工业革命时期的历史材料,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解释框架——技术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方式在启蒙运动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莫基尔看来,工业革命的核心不仅是蒸汽机或纺织机械等具体发明,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用技术的制度体系。他在长期研究中发现,当社会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科学探索和技术实验的机制时,创新便从偶然事件变成了可持续的自我强化过程。这种"有用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使得后续创新者能够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推进,形成技术进步的正反馈循环。

这一历史视角对当代具有重要启示。莫基尔强调,知识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知识被封闭在少数机构或国家内部,创新的速度和广度都将受到限制。这解释了为何开放的科学交流体系、完善的教育制度和保护创新激励的法律框架,对于维持长期增长至关重要。

如果说莫基尔回答了"增长如何开始"的问题,阿吉翁和豪伊特则解释了"增长如何持续"的机制。他们在1992年发表的开创性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转化为可以精确分析的数学模型。

熊彼特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不断的革新——新产品、新技术、新组织形式层出不穷,旧的生产方式和既有企业则不断被淘汰。阿吉翁和豪伊特将这一洞察形式化,构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新范式。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通过研发投入追求技术突破,成功的创新者获得临时垄断地位并从中获利,但这种优势会被下一轮创新所颠覆。正是这种永不停歇的竞争压力,驱动着企业持续投资研发,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长期增长。

这个理论框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创新需要激励——成功的创新者必须获得足够的回报,才会冒险投入资源;另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势力会阻碍后续创新。如果在位企业能够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技术进步就会放缓。因此,竞争政策需要在保护创新激励和防止垄断固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还强调了制度环境的关键作用。他们指出,并非所有社会都能成功驾驭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当既得利益集团强大到足以阻止变革,或者社会缺乏应对技术性失业的安全网时,创新可能引发政治反弹,最终损害经济活力。这解释了为何一些国家能够持续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位获奖者的理论框架不仅解释了历史,更为分析当代经济挑战提供了工具。在诺贝尔奖公布后的采访中,阿吉翁明确指出了三个值得警惕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应对不足,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垄断风险。

首先是贸易开放性问题。阿吉翁警告,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能严重损害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贸易壁垒不仅直接削弱了国际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更重要的是会阻碍知识和技术的跨境流动。当各国转向保护主义,企业面临的市场规模缩小,研发投资的潜在回报下降,全球技术进步的步伐可能因此放缓。历史经验显示,封闭的经济体往往创新乏力,因为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和多元化的知识来源。

其次是环境可持续性挑战。阿吉翁特别强调,市场机制本身不会自发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如果没有政策干预,企业倾向于沿着既有的技术路径继续投资——如果过去在化石燃料技术上积累了优势,就会继续深耕该领域。这种"路径依赖"意味着,向清洁技术转型需要明确的政策信号,如碳税或排放交易体系,来改变企业的激励结构。只有当污染行为的成本被充分内部化,绿色创新才能获得足够的市场驱动力。

最后是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政策。阿吉翁指出,如果缺乏审慎的监管,少数"超级明星"企业可能主导人工智能领域,利用数据优势和网络效应筑起难以逾越的进入壁垒。这种局面与创造性破坏的逻辑相悖——当在位企业能够长期维持垄断地位,新进入者难以挑战现有秩序,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方向都可能被扭曲。因此,反垄断机构需要特别关注科技巨头的并购行为、数据使用规则和算法透明度等问题,确保人工智能领域保持充分竞争。

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最终指向一个核心政策议题:如何构建既能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又能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框架。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克斯廷·恩弗洛在颁奖时特别提醒,过去两百年的快速增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维持这一增长轨迹需要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首要的政策原则是保持经济开放性。这不仅指贸易自由化,还包括知识的自由流动、人才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的合理配置。封闭的经济体往往缺乏竞争压力和多元化的创新来源,容易陷入停滞。但开放也需要配套措施——当技术变革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时,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和再培训体系至关重要。如果社会无法有效应对技术性失业,政治压力可能迫使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最终损害长期增长潜力。

其次是竞争政策的现代化。传统的反垄断理论主要关注价格和产量,但在创新密集型行业,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持"竞争创新"的动态性。这意味着反垄断机构需要评估企业行为对未来创新的影响,而不仅是当前市场结构。例如,科技巨头收购潜在竞争者,即使短期内不影响价格,也可能长期损害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是环境政策与增长政策的协调。传统观念认为环保和经济增长存在权衡,但阿吉翁等人的研究表明,适当的政策设计可以实现双赢。碳定价机制不仅能减少排放,还能引导创新资源流向清洁技术,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政策信号必须清晰、稳定和可预期,让企业有足够的激励投资绿色技术研发。

最后是教育和知识基础设施的投资。莫基尔的历史研究反复强调,持续增长的根基是"有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这要求政府维持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以及促进科学知识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在人工智能时代,这还包括培养公众的数字素养,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更广泛地分享。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研究,提供了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深刻框架。从莫基尔对历史转折点的剖析,到阿吉翁和豪伊特对创新动力学的建模,这些成果共同指出:经济繁荣并非自然状态,而是特定制度安排的产物。在技术加速变革、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今天,这些理论洞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在激励创新、维护竞争和保障社会稳定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确保人类能够继续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