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站在罗湖汽车站外面,头顶是巨大的广告牌,红的绿的,闪得人眼晕。空气里一股子又湿又热的味儿,混着汽车尾气和旁边快餐店飘出来的炸鸡香,黏糊糊地糊在脸上。
那年我到深圳,兜比脸还干净。
不是形容词,是真干净。
钱包在从广州到深圳的大巴上,被人摸走了。
我站在罗湖汽车站外面,头顶是巨大的广告牌,红的绿的,闪得人眼晕。空气里一股子又湿又热的味儿,混着汽车尾气和旁边快餐店飘出来的炸鸡香,黏糊糊地糊在脸上。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完了。
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还有我妈给我凑的全部家当,一千三百块钱,全没了。
我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葱,孤零零地扔在了这片叫“深圳”的水泥地上。
天很快就黑了。
不是那种乡下慢悠悠的黑,是“唰”地一下,天就被高楼大厦给关灯了。然后,无数的车灯和霓虹灯又把这片天给重新点亮,比白天还亮,亮得让人心慌。
我在车站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晚上。
蚊子跟战斗机似的,一波一波地往我身上撞。我饿得前胸贴后背,胃里像有只猫在挠。
第二天,第三天,我开始在附近游荡。
我不敢走远,怕万一我爸妈打电话到车站广播找我,我听不见。这个念头现在想起来傻得可笑,但在当时,是支撑我没彻底垮掉的唯一希望。
我睡过公园的长椅,那椅子到了半夜会渗出凉气,冻得人骨头缝里都疼。
我也睡过天桥底下,汽车开过去的时候,整个天桥都在抖,感觉随时会塌下来。
我捡过别人扔掉的半瓶矿泉水,也从垃圾桶里翻过没吃完的盒饭。
尊严这东西,在饿肚子的时候,就是个屁。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第四天下午,下了一场暴雨。
深圳的雨,跟倒下来一样,又猛又急。我躲在一个公交站台下面,雨水还是斜着打过来,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我看着街上匆匆忙忙的行人和车,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被这个世界给忘了。
雨停了,太阳又毒辣辣地晒出来,地面上蒸起一股白色的水汽,闻着有股土腥味。
我浑身湿透,又冷又热,脑子昏昏沉沉的。
我看到街对面有个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墙上贴满了招租的小广告,红红绿绿的,像牛皮癣。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鬼使神差地就走了过去。
村口有个小卖部,一个光着膀子的大叔正坐在门口的竹床上摇着蒲扇。
我走到一张招租广告下面,上面写着“单间出租,月租300,家电齐全”,后面跟着一个电话号码。
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久到眼睛都花了。
那个摇蒲扇的大叔看了我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后生仔,租房啊?”
我没回头,点了点头。
“打电话问问嘛,看我做咩?”他声音很洪亮,带着点广东口音。
我转过身,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把蒲扇停了,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神从疑惑变成了然。
“没钱啊?”
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死死咬着嘴唇,把头低了下去。
他没再说话,站起来,趿拉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进小卖部,拿了瓶可乐和一块面包出来,塞到我手里。
“先吃了。”
我接过面包,手抖得厉害,包装纸撕了半天都撕不开。
他看不下去了,一把抢过去,三两下撕开递给我。
我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喝着可乐。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包,甜得发腻,可乐的气泡冲到鼻子里,呛得我眼泪直流。
我一边哭一边吃,样子肯定狼狈极了。
他也没催我,就坐在旁边,重新摇起了他的蒲扇。
等我吃完了,他才问:“哪儿的人啊?来深圳找事做?”
我说是。
“家里人呢?”
我说钱包丢了,联系不上。
他叹了口气,用蒲扇指了指身后那栋楼,“我就是房东,跟我上来吧。”
我跟着他,走进那栋楼。
楼道里很黑,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墙壁上渗着水渍,脚下的水泥地坑坑洼洼。
我们上了五楼,他打开一间房门。
房间很小,大概也就七八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就是全部。窗户外面就是对面楼的墙壁,伸手就能摸到,这就是传说中的“握手楼”。
“这间刚空出来,你先住下。”他说。
我愣住了,“大叔,我……我没钱。”
“我知道,”他摆摆手,“等你找到事做,挣了钱再给。饿不死人。”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眼泪又一次没忍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个劲地鞠躬,“谢谢大叔,谢谢大叔。”
他没回头,只是说:“赶紧冲个凉,换身衣服,别搞病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闻着被子上阳光和肥皂混合的味道,睡得特别踏实。
我甚至能听到隔壁夫妻吵架的声音,楼下小孩子哭闹的声音,还有远处传来的麻将声。这些声音在当时的我听来,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有烟火气。
我终于,又回到了人间。
那个大叔,姓李,我就叫他李叔。
第二天,李叔的爱人,李婶,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猪骨汤面。
她说李叔都跟她说了,让我在外面不容易,多吃点。
那碗面,我连汤都喝得一干二净。
李叔没怎么读过书,但是懂很多道理。他告诉我,深圳这个地方,只要肯干,就不会饿死。
他帮我找了份工,在附近的一个电子厂里做流水线工人。
第一个月发工资,我拿到了八百块钱。
我攥着那八百块钱,第一时间就跑下楼,找到李叔,把三百块钱递给他。
“李叔,房租。”
他正在看电视,是那种老式的显像管电视,雪花点特别多。他瞥了一眼我手里的钱,没接。
“不急。”
“不行,说好了的。”我坚持着。
他这才慢悠悠地把钱接过去,从里面抽了一张一百的,剩下的又塞回给我。
“水电费,这个月算一百。”
“李叔,这不够……”
“我说够就够,”他眼睛一瞪,“你刚开始做事,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别跟我磨叽,烦人。”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心里又酸又暖。
我在李叔那里一住就是五年。
这五年里,深圳的变化天翻地覆。
我们村子外面,一栋又一栋的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以前的泥巴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厂子里的工资也涨了又涨。
我从一个流水线工人,做到了拉长,后来又跳槽去了一家更大的公司,做起了技术员。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我一直没搬走。
我习惯了每天下班回来,能闻到李婶做的饭菜香。
习惯了夏天晚上和李叔一起坐在楼下,喝着冰镇啤酒,听他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习惯了过年不回家,就跟他们老两口一起,看春晚,包饺子。
他们有一个儿子,叫李伟,在广州读大学,后来留在了那里工作,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
所以大部分时间,这个家,就像是我们三个人。
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我也把他们当成我的亲人。
我挣的钱多了,想给他们多交点房租,他们死活不要。
我就变着法子给他们买东西。
给李叔买好烟好酒,给李婶买新衣服,家里的电视、冰箱、空调,也都是我悄悄换了新的。
每次他们都要骂我乱花钱,但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又温暖地过下去。
直到2007年。
那一年,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灰色的。
先是李婶。
她一直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那年春天,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
从那以后,她的身体就垮了。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来后就只能躺在床上。
李伟从广州回来了一趟,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他说工作忙,走不开,留下了一笔钱。
照顾李婶的担子,就落在了我和李叔身上。
李叔白天要看店,我就请了白天的假,晚上再去公司加班。
我学着给李婶喂饭,擦身,换尿布。
她是个很爱干净的人,躺在床上,最怕自己身上有味儿。我每天都给她擦好几遍身子,房间里也总是点着艾草,去去潮气。
她有时候清醒,会拉着我的手,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泪。
“小陈啊,拖累你了……”
“李婶,你说啥呢,我们是一家人。”我每次都这么跟她说。
那段时间,李叔整个人都垮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
我们俩,一个守白天,一个守晚上,谁也没说过一个“累”字。
可是,我们终究没能留住她。
那年秋天,李婶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我跟李叔都在她身边。
她最后看了看李叔,又看了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就咽了气。
李叔握着她已经冰凉的手,一滴眼泪都没掉,就那么坐了一整夜。
我知道,他的天,塌了。
李婶的葬礼,李伟回来了。
他穿着一身黑西装,表情很平静。
葬礼结束后,他找到我,给了我一个信封。
“陈哥,这几年,谢谢你照顾我妈。这点钱,你收下。”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我照顾李婶,不是为了钱。”
他愣了一下,也没坚持,把信封收了回去。
“爸这边,我打算把他接到广州去,或者,送他去养老院。你看哪种好?”他问我。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看了看坐在院子里,眼神空洞的李叔,他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
“李叔不会想离开这里的。”我说。
“这里有什么好?又旧又破。”李伟皱着眉头,“广州的条件比这里好多了。”
“这里是他的家。”
“家?”李伟冷笑了一声,“妈不在了,这还算什么家?”
我没跟他争。
我去找李叔,问他的意思。
李叔摇了摇头,只说了三个字:“不走了。”
李伟没办法,待了几天,又回广州了。
临走前,他跟我说:“陈哥,我爸就拜托你了。我每个月会给你打钱。”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李婶走了以后,李叔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他不再去楼下跟人下棋了,也不看电视了,每天就是坐在那张旧藤椅上,发呆。
小卖部也关了。
我怕他一个人在家出事,就跟公司申请了,把大部分工作都带回家做。
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想让他多吃点。
但他没什么胃口,吃几口就放下了。
我陪他说话,给他读报纸,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的。
我知道,他的心,跟着李婶一起走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
深圳很少有那么冷的时候,风跟刀子一样。
那天我正在公司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手机调了静音。
等我开完会,才看到上面有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邻居张阿姨打来的。
我心里一慌,赶紧回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就传来张阿姨焦急的声音:“小陈啊,你快回来!你李叔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抓起外套就往外冲,一路闯了好几个红灯。
等我冲上楼,看到的是一群邻居围在门口,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
我挤进人群,看到李叔倒在地上,嘴角歪斜,身下一滩水渍。
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惊恐和无助,一只手微微抬起,好像想抓住什么。
“中风。”医生简单地说了两个字。
在医院的抢救室外,我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给李伟打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陈哥,你先处理着,我……我明天就过去。”
我挂了电话,靠在医院冰冷的墙壁上,墙壁的凉意透过衣服,一直传到心里。
李叔抢救过来了,但命是捡回来了,人却废了。
右半边身子完全不能动,话也说不清楚,只能发出一些“咿咿呀呀”的声音。
医生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李伟第二天下午才到。
他看着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李叔,眼圈红了,但没掉眼泪。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缴费处把所有的费用都结清了。
然后,他再次跟我提起了养老院。
“陈哥,这次不是跟你商量。”他的语气很坚决,“我爸这个情况,你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我已经联系好了广州一家专业的康复医院,带养老服务的,条件很好。”
我看着病床上昏睡的李叔,摇了摇头。
“他不会想去的。”
“他现在这个样子,他想不想还有意义吗?”李伟的声音有些激动,“这是对他最好的安排!有专业的护工,有医生,比你这个外人照顾得好!”
“外人”两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是啊,我算什么呢?
我不是他的儿子,法律上,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李伟,”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李叔对我,有恩。当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早就饿死在深圳街头了。现在他病了,我不能扔下他不管。”
“我不是让你不管!我是让你用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式来管!”李伟说,“你也有你自己的生活,你不能为了我爸,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
“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会负责。”我说,“只要李叔还需要我,我就不会走。”
我们俩在医院的走廊上吵了起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最后,他妥协了。
或者说,他只是暂时放弃了。
“行,陈哥,我尊重你的选择。”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这里面有二十万,密码是爸的生日。你先用着,不够了再跟我说。”
我没有接。
“钱,我暂时还有。你放心,我不会让李叔受委屈的。”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有无奈,有不解,也有一丝……感激?
我不知道。
他待了两天,处理了一些手续,又走了。
偌大的病房里,又只剩下我和李叔。
我办了出院手续,用一辆轮椅,把李叔推回了家。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彻底被改变了。
照顾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比我想象中要困难一百倍。
吃饭,是个大问题。
他吞咽困难,只能吃流食。
我买了个豆浆机,每天把米、蔬菜、肉,打成糊糊,一勺一勺地喂给他。
一顿饭,常常要喂一个多小时。
他有时候会呛到,咳得满脸通红,糊糊从鼻子里喷出来。
我只能一边拍他的背,一边拿毛巾给他擦干净,然后继续喂。
拉撒,是更大的问题。
他大小便失禁,完全没有知觉。
我给他垫着尿不湿,但有时候不及时,还是会弄到床上。
我每天都要给他换好几次床单,擦洗好几次身子。
房间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味道。我买了各种空气清新剂,点了檀香,但那股味道,像是长在了房间里,怎么也去不掉。
最难的,是翻身和康复。
医生说,要经常给他翻身,不然会长褥疮。
李叔虽然瘦了,但一个成年男人的重量,对我来说还是太沉了。
我每天要给他翻好几次身,每次都累得满头大汗。
还要给他按摩僵硬的肌肉,活动他的关节。
他会疼,会发出痛苦的呻吟,眼睛里充满了哀求。
我心疼,但不能停。
我知道,一旦停下来,他的肌肉就会萎缩得更快。
我的工作,也从在家办公,变成了彻底的自由职业。
我接一些散活,帮人写写程序,做做网站,收入很不稳定,但时间自由。
我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很小很小。
小到只剩下这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和躺在床上的李叔。
我几乎断了所有的社交。
朋友叫我出去吃饭,我拒绝了。
同事叫我参加聚会,我拒绝了。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我的生活,被切割成了一个个精准的时间块。
早上六点起床,给李叔接尿,擦身,换衣服。
七点,做早饭,喂饭。
八点到十一点,给他按摩,活动关节。
十一点半,做午饭,喂饭。
下午,我会推着他,到楼下的院子里坐一会儿。
他喜欢看人下棋,虽然他自己已经不能动了。
我们就坐在树荫下,看着那些老头子们为了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一坐就是一下午。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他身上,他的表情会显得很平静。
晚上,给他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喂晚饭。
等他睡了,我才能打开电脑,开始我自己的工作。
常常,一忙就到凌晨两三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十六年。
这十六年里,李伟每年会回来一两次。
每次回来,都是一样的流程。
他会带很多营养品,给李叔买新衣服,然后留下一笔钱,劝我把李叔送去养老院。
我每次都拒绝。
我们的关系,很微妙。
他知道我是在真心照顾他父亲,所以他感激我。
但他又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他觉得我固执,甚至有点傻。
有一年,他带了个女人回来,说是他女朋友,准备结婚了。
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他们走后,李伟给我发了条很长的短信。
他说:“陈哥,我快四十了,我需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我爸这样,是个无底洞,你明白吗?你把自己的人生都搭进去了,值得吗?”
我看着短信,看了很久。
值得吗?
我问自己。
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每天早上,当我推开李叔的房门,看到他还平稳地呼吸着,我的心,就是安的。
我只知道,当我喂他吃饭,他偶尔会用那只能动的左手,颤颤巍巍地来碰我的手时,我所有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
我只知道,当年在那个暴雨的午后,是他,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给了我一碗热饭。
这份恩情,我不敢忘,也忘不了。
我的生活,也不是完全没有光。
邻居们都对我很好。
张阿姨会经常帮我看着李叔,让我能出门买个菜。
楼下的王大爷,会把他自己种的青菜给我送上来。
他们都说,小陈啊,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
我也想过我自己的未来。
我快五十岁了,没结过婚,没孩子,也没什么存款。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感到一阵彻骨的孤独。
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病了,动不了了,谁来照顾我?
如果有一天,李叔走了,我的生活,又该是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我想不明白,索性就不想了。
活在当下吧。
这十六年,李叔的身体,像一块被风雨侵蚀的石头,一点点地被磨损。
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有时候,他会看着我,眼神很陌生,好像不认识我了。
有时候,他又会突然清醒过来,咿咿呀呀地,好像想跟我说什么。
我就会凑到他耳边,听他那些含糊不清的音节。
我猜,他是不是想李婶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大部分时候,我都猜不对。
他就会很着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浑浊的眼睛里会流出泪来。
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就跟被揪住了一样疼。
我只能握着他的手,一遍遍地跟他说:“李叔,别急,我在这儿呢,我哪儿也不去。”
他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深圳的房价,涨到了一个我无法想象的高度。
我们住的这个城中村,也终于迎来了它的宿命——拆迁。
去年年底,一纸通告贴在了村口的墙上,红底黑字,很醒目。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人们讨论着补偿款,讨论着以后住哪里。
只有我,心里一片冰凉。
我知道,我和李叔的这个“家”,要没了。
李伟很快就从广州赶了回来。
这一次,他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
他拿着一份打印好的合同,放在我面前。
“陈哥,这是我联系好的,全广州最好的康复中心。我已经交了定金,下个星期,我就带爸过去。”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拆迁款,我一分不要,全都给你。”他把一张银行卡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是开发商给的全部补偿款,三百多万。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陈哥,十六年了,你为我爸做的,已经够多了。真的,够多了。你该有你自己的生活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
我看着桌上的那张卡,又看了看他。
十六年,他变了很多,眼角有了皱纹,头发也有些花白了。
我们都老了。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那张卡推了回去。
“李伟,我不要你的钱。”
“那你到底要什么?”他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到底图什么啊?”
图什么?
是啊,我图什么呢?
我图他当年没让我饿死街头?
我图他当年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
我图李婶那碗热腾腾的猪骨汤面?
这些,好像都不足以解释我这十六年的坚持。
我看着他,很平静地说:“我什么也不图。我只是想让李叔,活得有个人样。”
“在康复中心,他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会活得更有尊严!”
“尊严?”我笑了,“你觉得,把他像个物件一样,扔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地方,每天由不同的护工像完成任务一样给他喂饭、擦身,就是尊严吗?”
“他已经不认识人了!对他来说,在哪里都一样!”
“不,不一样。”我摇了摇头,“他认识我。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想喝水,什么时候想翻身。我知道他喜欢听粤剧,不喜欢听新闻。我知道他看到窗外的三角梅开了,会很高兴。这些,康复中心的护工,知道吗?”
李伟不说话了。
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头发里。
“陈哥,我求你了。”他声音沙哑,“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放过我爸,也放过你自己。”
我站起身,走到李叔的房间。
他睡着了,呼吸很轻。
我帮他掖了掖被角,然后走出来,对李伟说:“房子没了,我会再找。我不会离开他。”
那天晚上,李伟走了。
他没有再坚持。
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封信。
信里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他说他很羡慕我,能那么纯粹地去做一件事。他说,以后,他会每个月回来看一次爸爸,不是以一个儿子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探望者的身份。
信的最后,他说:陈哥,你是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
我拿着那封信,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夜风吹过,有点凉。
我用拆迁补偿款的一部分,在离这里不远的一个老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
一楼,带个小院子。
搬家的那天,我叫了几个邻居帮忙。
东西不多,很快就搬完了。
最后,我用轮椅,推着李叔,离开这个我们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我推着他,在村子里最后走了一圈。
很多房子都空了,墙上用红漆写着大大的“拆”字。
到处都是搬家留下的垃圾。
一个时代,结束了。
到了新家,我把李叔安顿好。
房间朝南,阳光很好。
我把院子收拾了出来,种上了李叔最喜欢的三角梅和茉莉花。
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把他推到院子里晒太阳。
我会给他读报纸,讲新闻,告诉他外面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
但我知道,他听得见。
有时候,我会推着他去附近的公园。
公园里有很多老人,他们会好奇地问我,这是我父亲吗?
我总是笑着点头,说是。
他们会说,你真孝顺。
我只是笑笑。
孝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
这十六年,我失去了很多。
我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存款。
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我得到了内心的安宁。
我每天晚上睡觉,都睡得很踏实。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辜负当年那个在雨中,给了我一块面包和一瓶可乐的善良大叔。
我没有辜负,那一声声把我当成家人的“小陈”。
这就够了。
去年冬天,李叔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他开始拒绝进食,整日昏睡。
医生说,他的器官已经开始衰竭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通知了李伟。
他连夜从广州赶了过来。
我们俩守在李叔的床前,谁也没有说话。
深夜,李叔突然醒了。
他睁开眼,浑浊的眼睛,竟然有了一丝清明。
他先是看了看李伟,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叫他的名字。
然后,他又转向我。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了他那只唯一能动的左手,颤颤巍巍地,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凉,皮包着骨头,没什么力气。
但他抓得很紧。
他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这一次,我听懂了。
他在说:“回……家……”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决了堤。
我握着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一遍遍地说:“李叔,我们就在家,我们哪儿也不去……”
他好像听懂了,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然后,他的手,慢慢地松开了。
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的“嘀”声,变成了一条直线。
李叔走了。
在他住了十六年的,我的家里。
李伟抱着我,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陈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爸,走得那么有尊严。”
李叔的葬礼,很简单。
按照他的遗愿,骨灰撒进了大海。
我们租了一条船,出海。
我亲手把他的骨灰,一点点地撒向那片蔚蓝。
海风吹过,仿佛是他的手,在最后一次抚摸我的脸颊。
李伟处理完后事,要回广州了。
临走前,他把那套老房子的拆迁协议,还有那张三百多万的银行卡,都留给了我。
“陈哥,这是你应得的。”他说,“爸没了,你也要开始你自己的生活了。”
我没有再拒绝。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李伟的心里,会永远不安。
李伟走了。
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突然觉得,空落落的。
我习惯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习惯了房间里有他平稳的呼吸声,习惯了推开门,就能看到他。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没有他的日子。
我开始尝试着,去找回我自己的生活。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软件公司做技术顾问。
我开始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偶尔出去聚餐,聊天。
我甚至,开始尝试着去接触新的感情。
生活,好像正在回到它本该有的轨道上。
我用那笔钱,在深圳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
付了首付,剩下的,慢慢还。
我终于,在这个我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搬进新家的那天,我把李叔和李婶的黑白照片,并排摆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我给他们上了三炷香。
“李叔,李婶,”我看着照片上他们慈祥的笑脸,轻声说,“我,有家了。”
照片上的人,依旧在笑。
我时常会想起2002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穿着湿透的衣服,在公交站台下瑟瑟发抖的年轻人。
如果,那天没有下那场雨。
如果,我没有走进那个城中村。
如果,我没有遇到那个摇着蒲扇的李叔。
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是他们,在我最狼狈不堪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手。
他们给了我一个家,让我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有了一处温暖的港湾。
而我,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去守护这个家,去回报这份恩情。
有人说我傻,说我亏了。
但我觉得,我赚了。
我赚得了一个可以让我心安理得,坦坦荡荡活下去的理由。
我赚得了一份比血缘更亲的亲情。
这就够了。
现在,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李叔李婶的照片,换上一杯清水。
然后,我会坐在沙发上,跟他们说说我今天遇到的事。
公司里的趣闻,新认识的朋友,还有,那个正在试着交往的,很温柔的女人。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照片上,也洒在我身上。
暖洋洋的。
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看着我。
他们会希望我,过得好。
我会的。
我会带着他们的爱和温暖,好好地,活下去。
在这座我曾经流落街头,如今却已是故乡的城市里。
来源:米阳婚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