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如潮水般包围了紫禁城。鹿钟麟将军带着《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迈着坚定的步伐闯入养心殿。时年19岁的溥仪，正身着青色绸缎便袍，在案头临摹康熙的书法。当他听到“限两小时内出宫”的最后通牒时，握着毛笔的手猛地一颤，墨汁在宣纸上晕开，
一、紫禁城的碎梦与天津蛰伏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如潮水般包围了紫禁城。鹿钟麟将军带着《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迈着坚定的步伐闯入养心殿。时年19岁的溥仪，正身着青色绸缎便袍，在案头临摹康熙的书法。当他听到“限两小时内出宫”的最后通牒时，握着毛笔的手猛地一颤，墨汁在宣纸上晕开，像一朵绝望的花。
他终究还是签了字。在“大清宣统皇帝”的朱印落下的那一刻，窗外的铜鹤似乎发出了一声悠长而凄厉的哀鸣。太监和宫女们哭作一团，收拾细软的动作慌乱而绝望。溥仪回望了一眼金碧辉煌的太和殿，那是他三岁时登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永远的记忆。他被国民军“护送”出神武门，坐上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车窗外，围观的百姓有的指指点点，有的沉默叹息，还有的跪地磕头，一声声“皇上”的哭喊，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此后的七年，溥仪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与静园里过着一种奇特的半隐居生活。他时常身着笔挺的西式礼服，梳着油亮的分头，在花园里与清朝遗老和外国使节合影。照片里的他身姿挺拔，眼神却藏着挥之不去的落寞与不甘。张园的客厅里，挂满了他的祖先画像，每次宴请宾客，他都会刻意坐在康熙画像下方的主位上，仿佛这样就能拉近与祖先的距离，找回那份失落的尊严。
遗老们带来的各地消息，有东北乡绅饱含热泪的效忠信，信中说“关外百姓苦盼王师，恭请皇上还都沈阳”；也有蒙古王公派来的密使暗中求见，承诺“愿率蒙古铁骑，助皇上恢复大清”。这些细碎的声响，像燃料一样，让他心中那团“恢复祖业”的火苗始终没有熄灭。他开始频繁召集遗老们开会，讨论“复国大计”，甚至偷偷联系东北的旧部，希望能积蓄力量。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的频繁拜访，更是让他觉得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吉田茂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用流利的中文谈论着“大东亚共荣”，暗示日本可以帮助他“重返故都”。他还带来了日本军政界的“善意”，比如为溥仪提供一笔可观的“生活费”，允许他在日租界内保留一定的“皇室卫队”。溥仪被这虚幻的承诺迷惑，开始频繁与日本军政界人士接触，一步步走进了早已布好的陷阱。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友人之诚意，天地可鉴，若能借其力恢复祖业，朕愿与之合作。”
二、长春的“登基“：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枪声划破了东北的夜空。日军炸毁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北大营。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仓促应战，却因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节节败退。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军在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1932年2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溥仪乔装成商人，乘坐一艘小汽船离开了天津。当他抵达长春时，看到的却是日本关东军为他准备的“执政”头衔——而非他心心念念的“皇帝”。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美其名曰“顺应民心”，实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傀儡政权。本庄繁对溥仪说：如今东北初定，民心未稳，先设“执政”一职，待时机成熟，再议帝制不迟。溥仪虽然满心不满，但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也只能无奈接受。
3月1日，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定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3月9日，溥仪在长春的“执政府”举行就职典礼。他身着西式大礼服，面对日本国旗和伪满“国旗”深深鞠躬。典礼上，日本官员的傲慢与得意，与中国官员的麻木与顺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溥仪看着台下那些曾经宣誓效忠大清的遗老们，如今却对着日本国旗低头哈腰，心中五味杂陈。
典礼结束后，他独自回到住所，抚摸着随身携带的光绪帝御笔，想起自己年少时在紫禁城的种种，想起光绪帝一生的隐忍与悲凉，突然情绪失控，将桌上的茶杯狠狠扫落在地。茶杯摔在地上，碎片四溅，像他此刻破碎的心。他喃喃自语：“朕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天下苍生。”
然而，反抗是无力的。不久后，本庄繁便“拜访”了他，递上早已拟好的《日满议定书》。这份协议明确规定，伪满的国防、外交、交通等大权均由日本掌管，伪满军队必须接受日本关东军的指挥。溥仪看着协议上冰冷的文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一枚棋子，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他在协议上签字时，手不停地颤抖，仿佛签下的不是一份协议，而是整个东北的主权与尊严。
1934年3月1日，为了更好地欺骗民众、巩固统治，日本同意溥仪“称帝”，改国号为“满洲帝国”，年号“康德”。登基大典上，他穿着从北京故宫运来的光绪帝龙袍，在临时搭建的天坛上祭天。当他跪拜在地，祈求祖宗保佑时，突然想起幼年时在紫禁城登基，哭闹着要回家的场景，两行热泪无声地滑落。他抬头望着天空，仿佛看到了列祖列宗的身影，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与愤怒。这场盛大的仪式，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一个为日本侵略披上合法外衣的幌子。
大典结束后，溥仪回到皇宫，看着那些前来祝贺的日本官员，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将彻底沦为日本的附庸，永远失去了恢复大清的可能。他的“皇帝”梦，不过是一个被日本精心编织的牢笼。
三、伪满的“日常”：被监视的傀儡生涯
成为“康德皇帝”后，溥仪的生活看似风光，实则被严密监视。他的起居、言行甚至书信，都在日本关东军的掌控之下。日本派来的“御用挂”（皇帝身边的顾问）吉冈安直，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美其名曰“辅佐陛下”，实则是监视者和命令传达者。吉冈安直对溥仪的控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甚至连溥仪的饮食、穿衣都要干涉。如果溥仪有任何不顺从的表现，吉冈安直就会以“关东军的意思”相威胁。
溥仪曾想在宫中任用一些有才干的汉人官员，比如他的老师陈宝琛推荐的几位学者，却被吉冈安直以“不合体制”为由断然驳回。吉冈安直对他说：“陛下的臣子，必须是对日本忠诚的人，这些汉人官员心怀不轨，不能任用。”溥仪虽然心中不满，但也只能无奈放弃。他试图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却发现自己连与大臣单独交谈的权利都没有。每次召见大臣，吉冈安直都会在场，一旦话题涉及敏感内容，吉冈安直就会立刻打断。
伪满的政治架构里，从国务院到各部门，正职看似由中国人担任，但实权都掌握在日本副职手中。这些日本官员被称为“次长”，是各个部门真正的掌权者。中国官员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傀儡，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溥仪曾在一次“御前会议”上，试图就粮食征购问题提出异议——当时日本为了支持战争，在东北大肆搜刮粮食，导致民不聊生，很多百姓因为没有粮食吃而饿死。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日本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打断：“陛下只需关心祭祀之事，政治问题由我们处理即可。”那一刻，他深刻体会到“傀儡”二字的沉重与屈辱。他看着星野直树傲慢的表情，看着台下中国官员麻木的眼神，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
不过，在民间传说里，溥仪并非完全任人摆布。有传闻说，他曾在御花园里，将写有“还我河山”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假山石缝，仿佛这样就能向祖宗表达自己的愧疚与不甘；还有人说，他在与日本官员宴饮时，故意将清酒洒在地上，低声说“这是祖宗的土地，不能玷污”。这些传说真假难辨，却寄托了东北民众对民族尊严的一丝渴望，也反映了溥仪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他既想保住自己的“皇帝”地位，又无法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既对日本抱有幻想，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
他的家庭生活也充满了悲剧色彩。皇后婉容因长期压抑，染上了鸦片瘾，精神日渐萎靡。她曾试图逃离伪满皇宫，却被日本特务发现并抓了回来。从此，婉容被打入冷宫，过上了生不如死的生活，最终在孤独与绝望中死去。淑妃文绣则不堪忍受傀儡生活的屈辱，毅然提出离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女人。文绣的离婚，给了溥仪沉重的打击，也让他颜面尽失。溥仪在伪满的岁月，就是这样在权力的幻想、现实的屈辱和家庭的破碎中一天天度过。他时常在深夜里独自徘徊在皇宫的庭院中，望着天上的明月，思念着遥远的紫禁城，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痛苦。
四、历史的尘埃：伪满的覆灭与溥仪的结局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座城市瞬间化为废墟。原子弹的威力震惊了世界，也让日本的战争机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迅速攻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关东军虽然负隅顽抗，但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溃不成军。日本的败局已定，伪满洲国的末日也随之来临。
8月1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溥仪带着少数亲信，从长春逃往通化的大栗子沟。逃亡途中，他看着窗外熟悉的东北大地，曾经的"满洲帝国"领土，如今却到处都是战火与硝烟。百姓们流离失所，衣衫褴褛，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溥仪的心中充满了绝望，他知道，他的“皇帝”生涯即将结束，他的“复国”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个消息时，溥仪正在大栗子沟的一个简陋房间里。他呆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说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失去了灵魂。他知道，他的“康德皇帝”生涯彻底结束了，他将成为一个亡国之君，一个历史的罪人。
8月17日，在大栗子沟的一个简陋会议室里，溥仪举行了退位仪式。他宣读了日本人为他拟好的退位诏书，声音沙哑，双手颤抖。诏书的内容充满了虚伪的言辞，将伪满的建立说成是“顺应民心”，将伪满的覆灭归咎于“战局不利”。仪式结束后，他摘下了胸前的伪满勋章，无力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慌乱收拾东西的随从，突然觉得一切都像一场荒诞的梦。
不久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押往苏联的赤塔监狱。在苏联的五年里，他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苏联政府对他还算优待，给他安排了宽敞的房间，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溥仪甚至还曾幻想过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继续他的“皇帝”梦。然而，他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苏联政府决定将溥仪遣返回中国。
1950年，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溥仪被遣返回中国，送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刚到战犯管理所时，溥仪还保持着皇帝的架子，不愿意参加劳动，不愿意与其他战犯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天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在管理人员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溥仪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认识到伪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己是历史的罪人。
在战犯管理所的十年里，溥仪经历了痛苦而深刻的思想转变。他从一个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皇帝，逐渐学会了洗衣、扫地、缝补衣服等基本生活技能。他与其他战犯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问题。他还主动写下了自己的忏悔录，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罪行，表达了自己的悔意。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特赦令，溥仪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走出战犯管理所的那一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他终于可以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了。
特赦后，溥仪在北京的一家植物园工作，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浇水、施肥、修剪花草，与同事们相处融洽。1962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与护士李淑贤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李淑贤的温柔体贴，让溥仪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然而，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1967年，溥仪被诊断出患有肾癌，病情逐渐恶化。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他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在他的遗愿和亲属的安排下，被迁葬至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与他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的骨灰相伴。
五、时代的烙印：伪满政权的历史反思
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而黑暗的记忆。从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摆脱危机，争夺世界霸权，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军阀混战，国民政府忙于“剿共”和巩固自身统治，对东北局势应对不力，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同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英、美等国为了自身利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纵容支持，这也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溥仪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抱着“恢复清朝统治”的幻想，却看不清日本的侵略本质。他试图借助外力实现个人野心，最终却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成为历史的笑柄。他的一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封建残余势力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覆灭。溥仪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试图依靠外国势力来实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行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只会沦为外国侵略的帮凶，遭到人民的唾弃。
而伪满洲国的覆灭，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十四年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抗日英雄，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歌。同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不断高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如今，长春的伪满皇宫已成为历史博物馆，那些华丽的宫殿、冰冷的监狱和布满监控的办公室，无声地诉说着那段黑暗的历史。它提醒着我们，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从来都不是靠外部势力的施舍，而是要靠自身的强大和人民的团结来捍卫。任何试图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都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审判。
溥仪的一生，从末代皇帝到傀儡执政，再到普通公民，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兴衰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野心与欲望，终究要臣服于时代的洪流。而那些被侵略、被压迫的记忆，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而不懈奋斗。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简介：李文杰，笔名文杰，闻杰。三农题材作者，曾发表多篇散文、诗歌或纪实文章、报告文学以及摄影作品等。
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理事，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润墨斋书画院院士。北京墨海书画院高级院士。网络作家，当代优秀文学家。
作者写作方向：
重拾传统文化，挖掘历史遗留。
关注三农题材，野说风土人情。
来源：作者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