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他白天随师诊病，晚上挑灯读书，《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古籍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多年的苦学使他熟记原文，甚至年老后仍能流利背诵经典，可见其勤奋之深、功底之厚。这种扎根于经典的学习，为他后来一生的学术成就打下了极为坚

刘渡舟先生是中医学界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他出身于辽宁营口，自幼聪慧勤学，少年时期便拜入当地名医王志远与大连名医谢洒泉门下，接受系统的中医启蒙。

那时候，他白天随师诊病，晚上挑灯读书，《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些古籍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多年的苦学使他熟记原文，甚至年老后仍能流利背诵经典，可见其勤奋之深、功底之厚。这种扎根于经典的学习，为他后来一生的学术成就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除了对经典的精研，刘渡舟先生还对金元四大家及温病学派进行了深入钻研，尤其强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不仅重视理论学习，更讲求融会贯通。经过七年的刻苦修炼，他的理论与临床技艺日臻成熟，出师后行医大连，以奇方治大病，疗效卓著。许多沉疴顽疾，经他手后重获新生，医名由此远播。当时的百姓口口相传，称他“开方如有神助”，而他却始终谦逊，认为一切皆源于“熟读经典，方不误人”。

1946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南京考试院举办的“中医师特种考试”，在众多应试者中脱颖而出。1950年又考入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西医基础与临床知识，为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此后他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历任伤寒、金匮、古典医籍等教研室主任，主编《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同时还是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刘渡舟先生一生不仅在教学、科研上成就卓越，更在传播仲景学说、弘扬中医精神方面贡献深远。

在讲授《伤寒论》时，刘老最强调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证”。他认为，《伤寒论》的“证”，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证候”，它是疾病在人体上表现出来的客观反映，是机体生理与病理变化的“验证”。他指出，证具有规律性，也有个体的特殊性，是辨析疾病、指导治疗的关键依据。证并非人为捏造的概念，而是病理过程中的真实存在。正因为如此，辨证可以超越单纯的“辨病”——也就是说，医生不只是要知道病的名称，更要洞察病背后的“证”。

刘渡舟先生常讲，“证”之于“病”，如影随形，分而不离。他不认同那种把辨证与辨病对立开来的观点。因为离开了“证”，疾病就成了空壳；而辨证正是中医看病最精妙的部分。

中医讲究“以证立法，以法立方，以方施治”，一环套一环。刘老认为，这是中医学比现代医学更细致、更贴近生命本质的地方。通过对“证”的掌握，可以推测疾病的本质与演变，从而精准施治，这正是《伤寒论》的精髓所在。

古人所说的“证”，其实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机”——即病机。凡事物初露端倪之时，就有“机”的存在。

刘渡舟先生讲起张仲景与王仲宣的故事，常让人印象深刻。

张仲景见王仲宣年轻时气色异常，断言他“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并劝其服五石汤以避祸。王仲宣嫌其言不祥，未服汤。仲景三日后再见，察其色脉，立刻看出未服药，并叹其轻命。二十年后，王仲宣果然眉落而亡，应验如言。这个故事看似神奇，其实是仲景通过“色脉之诊”，洞察机体潜藏的病机变化。刘老常说，这正是“证”的最高境界——能在疾病尚未显形时，察其微、识其机。

从刘渡舟先生的讲解中，可以体会到他对“证”的理解已超越单纯的临床经验，而上升为对生命规律的洞察。他把辨证看作是一种“读懂身体语言”的艺术，是医者与生命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经典、细察病机，才能真正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他的教学常以此为核心，提醒后学们不要只背方子、记条文，而要懂得每一个“证”背后的逻辑与变化。那是一种思维训练，更是一种医者的洞见。

刘渡舟先生一生潜心《伤寒论》，不为名利，只求传承。如今再读他的讲稿，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对医学、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或许正是中医精神最动人的地方。

来源：言身医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