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旧时代中国劳动者。朴实，勤劳，靠着一双手养活一家人。但和许多麻木的同行不同，叶昌明的父亲脑子里多了根弦，一根叫“觉悟”的弦。

1944年的上海，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出生年份和地点。

十里洋场，风华绝代。

但事实上，那时的上海，是个华丽外袍下生满虱子的地方。

日本人还在这里，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

叶昌明，就在这一年，出生在了嘉定县的一户普通工人家里。

他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旧时代中国劳动者。朴实，勤劳，靠着一双手养活一家人。但和许多麻木的同行不同，叶昌明的父亲脑子里多了根弦，一根叫“觉悟”的弦。

这根弦，是共产党拨动的。

在那个年代，想在上海的工人里找一个没听过共产党和新四军故事的，是件很难的事。

日本人厉害，国民党腐败，似乎只有那支神出鬼没的军队，才是真正为穷人打仗的。

叶昌明的父亲，就是这些故事最忠实的听众之一，听得多了，就成了故事的信徒。他打心底里恨日本人，也打心底里相信，共产党是能改变一切的。

这种信念，在抗战胜利后变得更加坚定。

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国民党接收大员们如何把“接收”变成了“劫收”，亲眼看着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上天，也亲身走上街头，汇入那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汹涌人潮中。

所以，当1949年解放军的军车轰隆隆地开进上海时，叶昌明的父亲又一次走在了队伍里，只不过这一次，是欢迎的队伍。他的脸上，是发自肺腑的笑容。

这段经历，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翻天覆地。

新中国成立后，叶家终于过上了能吃饱穿暖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变了。在那个“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年代，当一名上海工人，是件脸上非常有光的事情。

叶昌明的父亲，这位曾经在压迫下沉默的劳动者，如今成了国家的主人。

他回报这一切的方式也很简单——拼命工作。

这一切，年幼的叶昌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父亲的言传身教，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在他心里刻下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而他，叶昌明，是这个新世界里根正苗红的接班人。

这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资格。

它像一枚无形的勋章，别在了叶昌明的胸前，让他从小就觉得自己理应与众不同，理应受到重视。

带着这份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叶昌明读完了小学，又上了中学。

到了六十年代初，二十岁不到的他，被分配到了一个听起来相当有技术含量的地方——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他的岗位，是化验工。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身份。

说他是工人吧，他不像父亲那样在生产一线挥汗如雨；说他是知识分子吧，那几年的中学教育，在真正的工程师和研究员面前，又实在拿不出手。

但在叶昌明心里，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是唯一的。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越来越响亮的年代，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划入了更光荣、更受推崇的工人队伍。

他坚信，自己的出身，就是最硬的政治资本。

可现实，很快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研究所里，真正说了算的，是一批研究员和工程师。这些人，是所里的业务骨干，是技术的权威。他们大多科班出身，知识渊博，在本专业领域里有着很高的造诣。

叶昌明，一个化验工，却总觉得自己比他们看得更远。他不安于试管和烧杯，总喜欢在工程师们讨论方案时，凑上前去，提出自己“别具一格”的看法。

说实话，提意见本身不是坏事，只要提得对，谁都欢迎。

但问题在于，叶昌明的意见，往往是基于一些零散的观察和大胆的想象，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所以，他的那些“奇思妙想”，十有八九会被客气地，或者不那么客气地驳回。

最让他感到刺痛的一次，是在一次重要的新材料实验中。负责项目的，是所里德高望重的总工程师，一个人们都客气地称呼为“老高”的知识分子。实验进行到关键阶段，叶昌明通过连续几天的观察，发现了一个他自认为可以优化流程的细节。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一个项目组的现场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站了起来。

“高工，我觉得咱们的反应催化剂添加步骤可以改一下！如果分两次加入，中间间隔十分钟，效率可能会更高！”

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二十出头、满脸兴奋的年轻人身上。

老高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用一种平淡但带有不容置疑权威的语气问道：“小叶，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做过数据模拟吗？相关的化学反应速率公式你计算过没有？”

一连串的问题，把叶昌明问得哑口无言。他哪里有什么理论依据和数据，凭的全是一股“感觉”。

“我……我就是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他的声音，在专业的问题面前，显得无比苍白。

老高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科研工作要脚踏实地，不能凭空想象。先把手上的本职工作做好，不要好高骛远。”

“好高骛远”四个字，像四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叶昌明的心里。

他感到自己的脸颊火辣辣地烫，周围同事们或同情、或看热闹的眼神，让他如坐针毡。

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建议被否决，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羞辱。

一种来自知识分子权威对他这个“工人阶级”的轻视和打压。

叶昌明觉得，老高否定的不是他的方案，而是他的身份，他的智慧，他的资格。

从那天起，一种抵触和怨恨的情绪，在他心里悄然生根。

这次碰壁，也加剧了他性格中的矛盾。他工作其实很努力，想要证明自己。

但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却总是透着一股别扭。

他对自己，可以说是要求不严，生活上有些随性；可对同事，却仿佛拿着放大镜，总能挑出别人的毛病。

他也特别爱给领导提意见，大到工作方向，小到管理细节，似乎处处都有他看不惯的地方。

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在领导眼里，叶昌明是个“爱出风头”的刺头；在同事中间，他是个“眼高手低”的怪人。

久而久之，他在单位的威信不高，人缘也相当一般。

这一切，都让叶昌明长期处于一种心情不畅的状态。他感到压抑，感到怀才不遇。他将这一切都归咎于“领导不识人”，归咎于那些有文化的工程师们抱团排挤他。

他从来没有想过，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

在他看来，逻辑是如此清晰：我，叶昌明，根红苗正，思想进步，工作也肯干，你们凭什么不重用我？凭什么让那些戴眼镜的“臭老九”压在我头上？

平心而论，当年的叶昌明，还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

他所在的小组，还曾被上海市委树立为先进典型。

作为小组成员之一，他也确实为之做出过贡献。

他心中的那些疙瘩和思想问题，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中，或许并不少见。

但命运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而有的时候，时代的一场风暴，对某些人来说，却是一双能让他们飞上天的翅膀。

叶昌明心中的压抑、不甘和怨恨，就像一个被死死压住的弹簧，越是用力，积蓄的反弹力量就越大。

他不知道，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风暴，会给他一个机会，一个让他彻底释放这股力量，一个能让他把所有瞧不起他的人都踩在脚下的机会。

他只是在等。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

历史有时候就像一口高压锅，里面的水汽、压力越积越多，所有人都知道要出事，但谁也不知道那个泄压阀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被冲开。

1966年，就是那个阀门被猛然拧断的年份。

当那场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时，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里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领导和工程师们，感到的或许是迷茫、是恐惧、是不安。但对叶昌明来说，他听到的不是风暴的呼啸，而是冲锋的号角。

他那颗被压抑了太久的弹簧，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彻底弹飞的机会。

这一年，叶昌明二十二岁。这是一个完美的造反年龄——有足够多的不满，却还没有足够多的顾虑。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行动起来，用最激烈、最直接的方式，向他所痛恨的那个旧秩序宣战。

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就被他贴在了研究所最显眼的大门上。

矛头，直指所里的领导班子。

这一举动，在当时的研究所里，无异于投下了一颗炸弹。

这只是第一步。叶昌明深知，一个人的声音再大，也只是独奏。他要的，是一曲声势浩大的交响乐。于是，他开始在研究所内部进行串连，用他那与生俱来的口才，描绘一个“革命”之后的美好蓝图。

很快，一些人被他说动了。

为什么一个二十二岁的毛头小子，能这么快就拉起一支队伍？这背后，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逻辑的。

首先，叶昌明能说会道。他善于将自己的个人恩怨，包装成阶级仇恨；将自己的野心，描绘成革命理想。他打着最时髦、最正确的旗号，讲起来一套一套的，在那个思想混乱的年代，极具迷惑性。

第二，他敢干。许多人想造反，但又怕出事。叶昌明恰好就成了那个他们需要的“高个子”。天塌下来，有叶昌明顶着，自己不过是跟班随从，风险大大降低。这种“勇气”，在当时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领袖气质。

第三，叶昌明确实有两下子。他懂得如何把追随者安排到合适的位置，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用武之地。这种初步的组织能力，让他的队伍迅速成型，而不是一盘散沙。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身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是被怀疑、被打倒的对象。而工人家庭出身、根红苗正的叶昌明，属于最可靠的“红五类”。研究所里那些想“紧跟形势”又不敢出头的职工们，自然乐于推举这样一个“自己人”去打头阵。

当然，出头的椽子先烂。叶昌明的造反行为，立刻遭到了研究所领导和市委派驻工作组的严厉批评和抵制。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但这种打压，对叶昌明来说，非但不是阻力，反而成了最好的燃料。

在他看来，敌人的反对，恰恰证明了自己革命的正确性。这更加激化了他的对抗情绪，让他愈发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正在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孤独的革命英雄。

叶昌明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卖力地在工人中搞串连。他的队伍，在打压之下，如野草般顽强地扩大。

就在叶昌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搞得风生水起时，整个上海的大气候也在悄然改变。一股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连之风，开始在各大工厂里兴起。尽管上海市委明令禁止，但这条禁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

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在不经意间，将那些本不相干的线头，编织到一张大网里。

此时的叶昌明，还不知道王洪文是谁。而王洪文，也同样没听说过这个在合成纤维研究所里闹腾的小伙子。但他们就像两块磁性相反的磁铁，在时代的巨大磁场中，注定要相遇。

牵线搭桥的，是一个叫“首都红三司”的组织。

这个组织来头不小，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影子。他们奉命来到上海，目的就是要把这里的火烧得更旺一些。他们初来乍到，想要搞倒上海市委，却发现人生地不熟，力量不够。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上海市委工作组批评、打压过的本地造反派。

这些人，有怨气，有动机，是天然的盟友。

于是，正在“受迫害”的叶昌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首都红三司”的视野，成了他们重点串连的对象。

11月5日，在愚园路一所被他们占领的老式洋房里，“首都红三司”召集了一批上海各单位的工人造反头目开会。叶昌明，赫然在列。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听到了王洪文这个名字。有人在会上提议，一定要把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请来，并且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王洪文的造反经历和去北京串连的“光荣事迹”。

二十二岁的叶昌明，听得热血沸腾。在他看来，这个王洪文，简直就是他奋斗的偶像和目标。

第二天，11月6日，叶昌明再次来到愚园路，参加一个“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流会”。这一次，他见到了那个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王洪文。

两人一见如故。

会上，王洪文用那略带东北口音的标准普通话，沉稳而有力地阐述了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全上海市工人造反组织的宏大设想。在当时众人思路纷杂、只顾着抱怨自己单位那点破事的时候，王洪文的发言，展现出了一种超越局部、着眼全局的领袖气质。

叶昌明当场就被折服了。

而更让王洪文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的一幕，紧接着就发生了。

当王洪文的纲领性设想讲完后，会场上许多人还在消化和议论，叶昌明却猛地站了起来，用他那极具煽动性的嗓音补充道：“王洪文同志说得对！要革命，就要有组织！我提议，咱们的组织就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而且，枪杆子，笔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咱们现在没有枪，就得先抢笔杆子！第一步，就是要夺取我们自己的舆论阵地！”

这番话，思路清晰，口号响亮，并且提出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初期行动步骤。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切中了要害。

王洪文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喜。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是个敢打敢冲的愣头青，他有谋略，有头脑。

这是一个将才。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几乎成了叶昌明表演的舞台。他极力推举王洪文担任这个刚刚酝酿成立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总司令”。他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而在分配“工总司”领导班子时，叶昌明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为他来自合成纤维研究所，与会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科技战线”的代表——尽管他自己对科技一窍不通。

就这样，叶昌明被推举为“工总司”的常委。

从一个研究所里郁郁不得志的化验工，到全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领导成员，叶昌明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人生，已经彻底转向。

任何一个新生的山头，要想在江湖上立足，光有旗号和人马是不够的。你必须干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亮出自己的肌肉，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好惹的。

这，就是所谓的“投名状”。

对于刚刚成立的“工总司”而言，这份投名状，必须用最大胆的行动和最强硬的姿态来书写。而叶昌明，则成了王洪文身边最锋利的那支笔。

第一笔，就画在了连接上海与全国的交通大动脉上。

“工总司”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合法地位。这在当时，无异于一个儿子要求老子承认自己有权分家，结果可想而知——被严词拒绝。

怎么办？王洪文和叶昌明等人一合计，决定干一票大的：去北京，直接向中央告状！

然而，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了上海铁路方面的阻止。一腔怒火无处发泄的造反工人们，在王洪文和叶昌明的带领下，涌向了华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安亭火车站。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足以让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

在冰冷的铁轨前，面对着冒着黑烟、随时可能启动的火车头，人群出现了片刻的犹豫。就在这时，王洪文和叶昌明对视一眼，没有说一句话，却同时迈开脚步，径直走到铁轨中央，并肩躺了下去。

那冰冷的钢铁，透过单薄的衣衫，刺痛着后背。头顶是巨大的钢铁怪兽，脚下是通往远方的冰冷枕木。死亡，似乎只有一线之隔。

在这种极致的压力下，二十多岁的叶昌明，脸上没有任何胆怯。他的眼神，甚至带着一丝挑衅般的狂热。

他的行动，就是最响亮的命令。

周围的“工总司”队员们看到他们的“总司令”和常委都敢以命相搏，瞬间热血上头。怕什么？死都不怕，还怕他一个上海市委？于是，人影像潮水般涌上铁轨，黑压压地躺倒一片。

安亭车站，瘫痪了。华东铁路，中断了。

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请愿，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豪赌。最终，中央不得不派人来解决。而前来收拾残局的张春桥，却耍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手腕，他非但没有镇压，反而与“工总司”签订了“五条协议”，承认了其合法地位，并将全部责任推给了上海市委。

这一役，“工总司”大获全胜。叶昌明用自己的命做赌注，为组织立下了第一件奇功。王洪文看着身边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铁哥们”，眼神里满是欣赏。

安亭事件，是逼宫。

那么第二件大事，就是夺权。

枪杆子和笔杆子，革命靠的就是这两杆子。这是叶昌明自己说过的话。既然暂时没有枪杆子，那就先抢笔杆子。而上海滩最大的“笔杆子”，无疑就是市委喉舌——《解放日报》。

1966年12月1日，王洪文亲自率队，以支持报社内部造反派“红革会”为名，对《解放日报》社发起了冲击。叶昌明，则如影随形，紧跟在王洪文左右，是“火线指挥部”的核心成员之一。

向报社领导发出最后通牒的是他，联络内部造反派里应外合的也是他。

然而，夺权的过程并不顺利。支持市委的另一个大型工人组织“赤卫队”迅速反应，联合其他组织，将已经占领报社大楼的“工总司”队员们团团包围。

一时间，报社大楼成了一座孤岛，外面是人山人海的叫骂声，里面是人心惶惶的自己人。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名“工总司”的小头目扛不住压力，找到了叶昌明，低声劝道：“叶常委，外面人太多了，咱们顶不住的，要不……先撤吧？”

叶昌明猛地转过头，眼中寒光一闪。他一把抢过旁边桌上的一个手持扩音喇叭，猛地跳上一张椅子，对着大楼里所有队员怒吼道：“撤？往哪儿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我们自己要来的，现在想当缩头乌龟了？谁要是怕了，现在就从这个门滚出去，但别再说自己是‘工总司’的人！”

一番话，声色俱厉，瞬间镇住了骚动的人心。

紧接着，叶昌明亲自带人，用桌椅板凳封堵住几个关键的通道，展现出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决断力。

稳住军心后，叶昌明展现了他“文”的一面。

为了反击“赤卫队”要求正常出报的“四点意见”，他伏在桌上，奋笔疾书，参与起草了针锋相对的“四项要求”。

这“四项要求”，逻辑严密，措辞强硬，不仅要求同时发行他们的《红卫战报》，还责成报社党委交出“黑材料”、公开检讨，并将一切后果甩锅给市委。

这份文件，后来成了“工总司”向市委施压的王牌。

能打，还能写。

这一次，叶昌明的光芒，甚至盖过了名义上的“副司令”潘国平。王洪文心中那杆秤，已经彻底倒向了这个文武双全的年轻人。

最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撑腰下，王洪文再次得手。

上海市委被迫低头，承认了他们的所有要求。

如果说，安亭事件是“工总司”的立足之战，夺权《解放日报》是扬名之战，那么接下来对“赤卫队”的总攻，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灭门之战。

“赤卫队”，作为上海滩唯一能与“工总司”分庭抗礼的群众组织，成了王洪文的眼中钉、肉中刺。12月底，数万名“赤卫队”队员包围了市委办公地康平路，要求市委承认他们，取缔“工总司”。

新仇旧恨，在此一举。

在张春桥的暗中挑动下，“工总司”决定发起总攻，彻底消灭这个心腹大患。

消息传来，叶昌明摩拳擦掌，主动向王洪文请缨，要求担任攻击主力的先锋指挥。

王洪文准了。

叶昌明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调动了十多万“工总司”队员，从四面八方涌向康平路，将那里的三万多名“赤卫队”队员围得水泄不通，断粮断水。

围困三天后，30日凌晨，王洪文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叶昌明一马当先，亲自率领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如一把尖刀，狠狠地扎进了“赤卫队”的阵地。棍棒挥舞，惨叫连连，一个个“赤卫队”员被打倒在地，旋即被捆。

他率人一路冲杀，直捣黄龙，将“赤卫队”的几个头目人物揪出并捆了起来。

群龙无首，“赤卫队”阵脚大乱。叶昌明指挥后续部队分割包围，逐个击破。最终，近两万名“赤卫队”队员被俘，“赤卫队”主力，就此被全歼。

康平路一战，叶昌明为“工总司”称霸上海，立下了不世之功。

经此三役，他用卧轨的胆、夺权的谋、血战的狠，向王洪文递上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投名状。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造反小将，而是王洪文最信任的左膀右臂，一柄出鞘见血的利刃。

他们的关系，也从最初的“盟友”，深化为了更稳固的“君臣”。

前方的道路，似乎已经是一片坦途。

靠拳头和胆量打天下，和靠脑子与手腕坐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门学问。

前者靠的是一股血气，后者靠的则是一肚子算计。

当“工总司”通过一系列血与火的冲突，在上海滩初步站稳脚跟后，叶昌明敏锐地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街头武斗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凶险的政治博弈时代，已经来临。

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风暴，就是这场新游戏的开局。

当时的上海，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不下三四十家，每个山头都有自己的算盘，谁也不服谁。这盘散沙，要想捏成一个拳头，去夺取整个上海市的最高权力，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叶昌明的肩上。

那段时间，他成了上海滩最忙碌的“穿梭者”。他不再是那个冲锋在前的猛将，而变成了一个纵横捭阖的说客。他凭着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在38家造反组织头目的办公室和秘密据点之间来回穿梭。

对实力强的，他晓之以理，陈述联合的好处；对摇摆不定的，他动之以情，回忆共同“战斗”的友谊；对那些心怀鬼胎的，他则毫不客气地施加压力，暗示不合作的后果。

许诺、拉拢、分化、威胁……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上层人物才懂的权术，被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玩得炉火纯青。最终，他硬是把这38个互不统属的山头，整合到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这面大旗之下。

这个名字拗口的总站，实际上就是后来“上海人民公社”的雏形，是新权力机构的胚胎。

为这个胚胎的诞生，叶昌明耗尽了心血。所以，当瓜熟蒂落，论功行赏的时候，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常委的名单里。不久之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叶昌明，正式从一个造反派头目，跻身上海市的权力核心。

地位变了，行事的风格自然也要跟着变。如果说之前的叶昌明是一头横冲直撞的猛虎，那么现在的他，更像一条潜伏在暗影里的毒蛇，在出击前，会进行精密的算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外号，开始在上海滩的街头巷尾悄悄流传开来，并最终牢牢地贴在了他的身上——“刁德一”。

刁德一，是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一个反派角色，伪军的参谋长，以阴险狡诈、笑里藏刀著称。上海的老百姓把这个名号送给叶昌明，可以说是总结得相当精准。

这个外号，是叶昌明用一套套让人不寒而栗的手段“挣”来的。

在对待那些需要“联合”的盟友时，叶昌明有一套标准流程。他总是先敲山震虎，在谈判桌上摸清对方的底牌和诉求，然后便软硬兼施。顺着他的，可以得到好处；想讨价还价的，他就会露出獠牙，逼迫对方就范。靠着这一套，许多工人造反组织被他连哄带吓地并入了“工总司”的体系，王洪文的势力也因此不断壮大。

而对待那些顽固的对立组织，他的手段就更为阴狠了。

他会先派人去秘密调查，把对方头目的情况摸个底朝天，尤其是一些个人生活作风上的小辫子，或是历史上不那么光彩的陈年旧事。这些，就是他最致命的武器。

当时，上海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工人组织，名叫“铁拳团”，其头目是个作风强硬的汉子，对“工总司”那一套油盐不进，让王洪文很是头疼。

叶昌明接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他没有直接上门谈判，而是派人暗中查访。几天后，手下人带回来一个不起眼的情报：这位“铁拳团”的头目，曾经挪用过组织里一笔经费，给自己的老婆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钱不多，事也不大，但在那个年代，这足以成为一个人的政治污点。

在一个有多方造反派头目参加的协调会上，叶昌明看似无意地提到了这个“铁拳团”。他没有发怒，也没有指责，只是端着茶杯，慢悠悠地讲了一个故事。

“最近我听说啊，有些同志很辛苦，但革命者嘛，一定要廉洁自律，不能沾染资产阶级的习气。我父亲常说，革命者的手，是用来干革命的，不是用来拿不该拿的东西的。一块手表，几尺布料，看着小，可背后是立场问题啊……”

他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那位“铁拳团”的头目。

那位平日里声如洪钟的汉子，在那一瞬间，脸色煞白，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知道，叶昌明的话，就是说给他听的。

那场会后没几天，这位硬汉主动找到了“工总司”，带领整个“铁拳团”，宣布并入。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远比真刀真枪的武斗更让人感到恐惧。周围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对叶昌明的城府和心机胆寒不已。

“刁德一”这个外号，也由此彻底叫响。

当然，如果遇到连这种威胁都不怕的硬骨头，叶昌明也绝不手软。关押、批斗、动用私刑……他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所有伪装，用最直接、最狠毒的暴力，将对手从肉体到精神上彻底搞臭、搞垮，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的叶昌明，已经彻底完成了蜕变。早年那个在研究所里因怀才不遇而压抑的青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迷于权术、享受着运筹帷幄和操控人心的快感的成熟权谋家。

他的阴险与狡诈，他的城府与手腕，甚至连王洪文，都时常要倚重几分。

当一场大火烧尽了旧的森林，新的植物就会以疯狂的速度抢占地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尘埃渐落，旧的权力体系已成废墟，新的秩序正在建立。曾经叱咤风云的造反组织“工总司”，也需要一件合法的外衣，来包裹其已经攫取的巨大权力。

这件最合身的外衣，就是上海市总工会。

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盘下，“工总司”摇身一变，与上海市总工会合二为一。当时的上海人都知道一句顺口溜：“工总司”即总工会，总工会即“工总司”。这块原本属于体制内的牌子，成了王洪文势力的合法外壳。

王洪文亲自兼任了总工会主席，但他深知，自己未来的舞台在北京，上海这个大本营，必须交给一个最信得过、也最有能力的人来掌管。

这个人选，毫无悬念地落在了叶昌明的头上。

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这个“常务”二字，含金量极高，意味着他才是这个庞大机构日常运作的真正“一把手”，是王洪文在上海工会系统的全权代理人。

此时的叶昌明，手中握着三张王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以及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上海市委“列席常委”。

这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让他的权力达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地步。他不仅是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是工会系统的“大管家”，更是能直接参与市委核心决策的特殊人物。

一个非党员，权力却大到如此地步，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手握重权的叶昌明，开始将他个人的意志，变成整个上海的政策。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总工会的权力，渗透到党政体系的核心——人事权。

在一次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提出，以后党组织发展党员、提拔干部，都必须征求总工会的意见。这个在正常政治生态下匪夷所思的提议，却得到了时任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他同时也是总工会副主任）的一唱一和。

两人当场定下一个目标：要在两三年内，让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各区、县、局的一把手位置上，占据百分之五十的比例！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换血。

从此，上海市总工会成了一个巨大的“干部储备基地”。一批又一批当年跟着王洪文、叶昌明造反起家的头目们，从这里被派往全市各个重要岗位。甚至几次向中央和国务院推荐的上海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是由总工会首先提名。

叶昌明，成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组织部长”。

而他那个“列席常委”的身份，更是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他并非通常意义上那种只能听听报告、提点参考意见的“列席”。在市委常委会上，他的发言极有分量，甚至在许多重大决策上，他的意见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别看叶昌明不是市委副书记，他的实际权力，比某些副书记还要大。

除了抓权，叶昌明还敏锐地抓住了另一件利器——舆论。

他深知笔杆子的厉害。运动初期，“工总司”办的《工人造反报》，发行量最高时曾超过官媒《解放日报》，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九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群众组织再办报刊，但叶昌明却阳奉阴违，将《工人造反报》改头换面，由总工会继续出版。

直到上面三令五申，连张春桥都怕引火烧身，他才不情不愿地停办。可没过多久，他又以《简报增刊》、《内参》等“内部刊物”的形式，继续向全国各地，特别是省市区领导干部们，持续输出“四人帮”的极左观点。

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影响全国的政治走向。他的野心，早已不满足于一个小小的上海。

然而，就在叶昌明权势熏天、春风得意之时，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却始终如影随形——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一个执掌如此大权、深刻影响着党政决策的人物，竟然是“党外人士”，这无论如何都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叶昌明自己急，王洪文和张春桥比他还急。巩固上海这个“基地”，就必须让他们的核心党羽在组织上名正言顺。

于是，为叶昌明办理入党手续，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可就在这个看似简单的程序上，他们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硬钉子。

问题出在叶昌明自己身上。原来，他牵涉到一桩悬而未决的人命案子。这案子时间已经很长，一直没查清楚，但在调查过程中，有人指证叶昌明是参与者之一。

在运动混乱的年代，这事被压了下去。但当王洪文要把他拉入党内时，这件陈年旧案又被翻了出来。

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在事情没有彻底查清之前，发展他入党，风险太大了。万一将来查出他真的有关，那将是党的巨大污点。

这个理由，合情合理，让王洪文也一时无话可说。

就这样，叶昌明的入党问题被拖了下来。

眼看着当年一起造反的“五虎将”里，陈阿大、戴立清等四人都先后入了党，陈阿大甚至当上了九大代表，唯独他叶昌明还是个“党外人士”，他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

转机出现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

“四人帮”在中央的地位急剧上升，他们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巩固上海的大本营。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

这一次，王洪文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马天水。

马天水是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就投靠了张春桥，后来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在上海的老干部中颇有威望，能起到一些王洪文他们起不到的作用。

王洪文找到马天水，把叶昌明入党的难题和盘托出。马天水听后，大包大揽地说：“这件事，我来办。”

他直接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了一个电话。当对方负责人又一次提到那桩人命案时，马天水在电话里发火了。

“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这案子这么多年都查不清，难道要等一辈子吗？叶昌明同志就永远不能入党了？我告诉你们，解决不解决叶昌明同志的入党问题，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路线问题！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

一顶“路线问题”的大帽子扣下来，谁也扛不住。

来自王洪文的压力，加上来自老干部代表马天水的命令，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最终只能妥协。但他们在叶昌明的入党志愿书“党委审批意见”一栏里，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这次被迫的决定。

他们写道：“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就这样，在拖延了数年之后，叶昌明的入党问题，终于在1973年被强行解决了。

他总算赶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拿到了这张至关重要的“门票”，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到新一轮的权力分配游戏中去了。

此时的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权力之巅。

殊不知，顶峰之上，便是悬崖。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以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碾过所有螳臂当车的企图。

1976年9月9日，一颗巨星陨落。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在某些人的心里，悲痛之外，还夹杂着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恐惧与躁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仅仅十二天，9月21日，王洪文的身影，就悄悄地出现在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并非为了追悼，而是为了备战。

在一间戒备森严的密室里，他召见了他最核心的小兄弟们，叶昌明自然在其中。

王洪文的指示清晰而急迫：立即组织上海民兵，突击发放武器弹药，并对关键部门的布防进行重新安排。

山雨欲来风满楼。

叶昌明忠实地执行着王洪文的每一个指令。他所掌控的工会系统，是组织上海工人民兵最有效的工具。那几天，他忙得脚不沾地，频繁出现在各个工厂和单位，亲自检查武器的发放情况，仔细核对民兵的布防图。特别是对那些关系到上海交通要道、水电供应、广播电视台等重要设施的布防，他更是检查得一丝不苟。

凭着他“刁德一”式的政治嗅觉，叶昌明隐约感到，北京可能要出大事。可以说，对于一场即将到来的摊牌，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然而，当那只靴子真正落下的时候，其带来的冲击力，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10月初，当“四人帮”在北京被一举粉碎的消息，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传到上海时，叶昌明的神经还是受到了最猛烈的刺激。

他先是惊恐，继而是焦虑，最后，这一切情绪都化为了歇斯底里的愤怒。

10月9日，在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二号指挥点，王秀珍召集了这批核心党羽，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会议的气氛，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海面。叶昌明第一个跳了起来，他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用嘶哑的声音叫嚣道：“怕什么！我们就在上海发动大罢工！上海一停摆，全世界都要震动，看他们怎么办！这会产生国际影响！”

叶昌明想把整个上海，绑上他们这辆即将坠崖的战车。

然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显然比他们这些只会搞街头政治的莽夫更有政治智慧。一招釜底抽薪的妙棋，很快就从北京传来。

中央要求已经被控制在北京的马天水，亲自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电话里，马天水的声音听起来一切如常，他说自己在北京很好，“四位首长”（指王、张、江、姚）也都很好，身体健康，工作很忙。

这个电话，如同一剂镇静剂，让上海这群乱了方寸的乱臣贼子暂时安下了心。

王秀珍立即将这一情况转告给了叶昌明等人。

叶昌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道：“看来是虚惊一场。”

但“刁德一”毕竟是“刁德一”。多疑，是他的本能。对于马天水从北京传来的这个好消息，他心里始终存着一丝疑惑。

所以，当马天水再次从北京传来消息，要求徐景贤和王秀珍去北京开会时，叶昌明专门找到这二人，私下里叮嘱了一句：“你们一到北京，就立刻给我们打电话。”

这句话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如果你们平安无事，就报个平安；如果你们也被扣下了，那就什么电话都别打了。而电话的沉默，就是我们在上海起事的信号。

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这通未知的电话上。

然而，他们没有等到电话。

等来的，是从特殊渠道传来的确切消息——“四人帮”，真的被抓了。

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

绝望，迅速转化为最后的疯狂。

10月12日晚，叶昌明等十几个人聚集在康平路，策划他们的末日一搏。

他们制定了代号为“捍一”和“方二”的武装叛乱计划。

会议结束后，这群人又乘车赶往上海外滩的总工会大楼400室，进一步研究了停水、停电、大罢工等具体的“起事”方案。

叶昌明决定，由他掌控的工会系统向下“吹风”，策动当年那些跟着王洪文一起造反的“工总司”老队员们起来，搞第二次造反。

他们定下了最后的时间表：如果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在13日还不回上海，他们就在13日晚上，正式“起义”。

13日凌晨1点，在叶昌明的紧急调动下，原“工总司”的各路造反队头目，像幽灵一样聚集到了总工会大楼。

叶昌明站在他们面前，发表了最后的动员演说：

“同志们！现在我们和去北京开会的马老他们失去了联系！据外地和外国电台的消息，中央可能出事了！王副主席处境危险！我们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

他讲完话，正准备对“起义”进行具体布置。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将于13日上午飞回上海。

有人主张，再等几个小时，看看他们三人回来后到底带来什么消息。

这几个小时的等待，对叶昌明等人来说，是致命的。

因为中共中央对他们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早已了如指掌，并在军事上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以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已经抵达上海。

一张天罗地网，已然张开。

13日上午，马天水等人回到上海后，带回的不是起事的福音，而是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文件。

大势已去。

几乎是同时，总工会大楼外的广播里，突然开始播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那清晰、洪亮的声音，如同一道道惊雷，劈在这群密谋者的头顶。

楼内聚集的那些造反派头目们，听到广播后，瞬间人心涣散。

有人开始悄悄地朝门口溜去，很快，溜走的人越来越多。

叶昌明看着眼前这众叛亲离的场景，面如死灰。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真正的绝望和无力。他所经营多年的权力帝国，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他们策划的武装叛乱，就这样，在黎明前，彻底破产。

不久，叶昌明被隔离审查。

起初，这个刚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抵触情绪极大，拒不认罪。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也对一些问题有所认识，写出了《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等材料。

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他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终究难逃法网。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叶昌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从一个心怀不满的化验工，到权倾沪上的风云人物，再到锒铛入狱的阶下囚，叶昌明用他跌宕起伏的前半生，为那个荒唐的年代，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