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史诗美学”的审视：从《贵阳传奇》看当代史诗创作革新路径

摘要：“新史诗美学”是十八画先生在《贵阳传奇》中，基于当代文学语境与中华文明传承需求构建的史诗创作新范式。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史诗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卢卡契《历史小说》）与文化研究理论（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大卫·哈维空间理论），从对传统史诗的突破性、当代文学的

对“新史诗美学”范式的多维审视：从《贵阳传奇》看当代史诗创作的革新路径

摘要

“新史诗美学”是十八画先生在《贵阳传奇》中，基于当代文学语境与中华文明传承需求构建的史诗创作新范式。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史诗理论（亚里士多德《诗学》、卢卡契《历史小说》）与文化研究理论（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大卫·哈维空间理论），从对传统史诗的突破性、当代文学的适配性、文明叙事的创新意义三大维度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该范式通过“叙事主体从英雄到平民的价值重估”“叙事架构从线性到三维的空间拓展”“叙事内容从战争到日常的维度扩容”，破解了传统史诗的当代困境；以“意象串联对抗碎片化”“跨学科细节避免空泛化”，适配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与个体温度失衡”的语境；通过“器物符号化”“日常神圣化”，实现“地方样本”到“普遍文明”的转译，为当代中国文学“文明叙事”提供了可操作路径。其核心价值在于确立“平民为主体、意象为骨架、细节为血肉、跨学科为支撑”的史诗创作逻辑，让地方史诗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对话世界的重要载体。

新史诗美学；《贵阳传奇》；传统史诗革新；当代文学适配；文明叙事；平民叙事

一、引言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史诗传统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传统史诗以“英雄壮举”“线性叙事”为核心的范式，难以适配当代社会“平民主体性凸显”“时空维度拓展”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当代文学陷入“轻量化”“碎片化”（伊格尔顿，2013）与“宏大叙事空泛化”的两极失衡——前者消解文学对文明的整体性观照，后者脱离个体经验导致情感疏离。在此背景下，十八画先生《贵阳传奇》构建的“新史诗美学”范式，既扎根中国古典史诗“器物载道”“散韵结合”的传统，又吸纳当代文化研究“跨学科叙事”“空间理论”的视角，形成一套“既回应传统、又观照现实”的史诗创作新逻辑。

现有研究多聚焦《贵阳传奇》的文本叙事与地方文化价值（如民族共生、城市记忆），却鲜少从“范式理论”层面，系统解析“新史诗美学”对当代史诗创作的革新意义。本文以《贵阳传奇》为核心文本，结合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史诗定义、卢卡契《历史小说》的“平凡个体”叙事观、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理论，从三大维度解构“新史诗美学”的范式特质，旨在为当代地方史诗创作（如丝路史诗、水乡史诗）提供理论镜鉴，同时深化对“中华文明叙事”路径的思考。

二、对传统史诗的突破性：从“神坛叙事”到“人间史诗”的范式转向

传统史诗（如古希腊《伊利亚特》、藏族《格萨尔王传》）遵循“英雄中心”“线性叙事”“神性/王权基调”的创作逻辑，本质是“对重大行为的模仿”（亚里士多德，2002），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民族起源的英雄神话”。而“新史诗美学”则彻底打破这一框架，实现三重关键转向，让史诗从“神坛”落地“人间”，完成对传统史诗的当代重构。

（一）叙事主体：从“英雄/帝王”到“平民个体”的价值重估

传统史诗中，历史的推动者多为英雄、帝王或神性人物（如阿喀琉斯的战场壮举、格萨尔王的降妖除魔），平民仅作为“叙事背景”存在，其价值被简化为“英雄功绩的见证者”。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批判此类叙事“割裂了个体与历史的有机联系”，主张史诗应聚焦“平凡个体的历史能动性”（卢卡契，2009）。“新史诗美学”正是对这一主张的文学实践——《贵阳传奇》中，元代马老栓“丧子仍筑城”的坚韧（第1章）、明代张阿妹“护酸汤罐送工匠”的温情（第4章）、现代小张“高铁双语服务”的细致（第99章），这些无“惊天壮举”的平民行为，恰恰构成贵阳850年文明传承的“核心底色”。

这种转向的本质是对“历史创造者”的重新定义：它不再将历史视为“少数精英的功绩史”，而是“无数平民的生存史、坚守史”，契合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1848）。如马老栓的“青石凿”并非“英雄的武器”，而是“平民守护家园的工具”；张阿妹的“酸汤罐”并非“王权的象征”，而是“市井温情的载体”——这些意象让读者从“平民的日常”中感知历史的温度，实现“史诗与个体经验”的情感连接，破解了传统史诗“英雄叙事与当代读者疏离”的困境。

（二）叙事架构：从“单一线性”到“三维共生”的空间拓展

传统史诗多以“单一时间线”为骨架，聚焦某一历史事件或英雄生平（如《奥德赛》聚焦奥德修斯十年归乡路），其空间维度局限于“英雄活动的特定场域”（如特洛伊战场、古希腊海域），难以承载“文明整体性”的叙事需求。“新史诗美学”则构建“时间纵轴—空间横轴—意象纵轴”的三维架构，结合大卫·哈维“空间的生产”理论（哈维，1989），实现对史诗时空维度的革命性拓展：

1. 时间纵轴：从“断代史”到“跨代纪传”

不再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如传统史诗的“特洛伊战争时期”），而是以850年（1279-2025）为时间跨度，将历史拆解为“每一代平民的微观切片”——元代“顺元城初建”对应马老栓的“筑城坚守”，明代“屯堡防御”对应马铁匠的“补缝护城”，现代“高铁时代”对应小张的“服务传承”。这种“跨代纪传”模式，让文明传承的“连续性”具象化，避免了传统史诗“时间碎片化”导致的文明断层感知。

2. 空间横轴：从“封闭场域”到“开放网络”

突破传统史诗“英雄活动的封闭空间”（如《格萨尔王传》的“岭国疆域”），构建“地方—国家—世界”的空间网络：元代“黔中驿道”的封闭空间（马帮走乌蒙山需5日），对应贵阳“边疆土城”的身份；现代“高铁4小时达广东”“数博会连接全球”的开放空间（第76、79章），对应贵阳“西南枢纽—中国数谷”的身份跃迁。空间的拓展暗合“地方融入国家、文明对话世界”的历史逻辑，让史诗具备“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视野”。

3. 意象纵轴：从“无意义符号”到“文明载体”

以“青石凿、《双语蒙训》、酸汤罐”为核心意象，构建“器物符号—文明内涵”的对应关系：青石凿从“筑城工具”（元代）到“精神图腾”（现代），《双语蒙训》从“沟通手册”（明代）到“共生哲学”（当代），酸汤罐从“饮食容器”（明代）到“文化符号”（现代）。这种“意象纵轴”让抽象的“文明传承”变得可触摸，填补了传统史诗“缺乏具象文明载体”的空白。

（三）叙事内容：从“战争/神性”到“文明日常”的维度扩容

传统史诗的核心内容多为“战争、神性冲突或王权更迭”（如《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摩诃婆罗多》的王族内战），侧重“冲突与英雄主义”的渲染，对“文明日常肌理”的书写严重缺失。“新史诗美学”则遵循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梅洛-庞蒂，1945），将叙事内容拓展为“文明的日常维度”，涵盖三大领域：

1. 技艺传承：从“英雄武器”到“平民技艺”

不再聚焦“英雄的武器锻造”（如传统史诗的“神剑铸造”），而是书写石匠凿石、酸汤发酵、苗绣编织等平民技艺的细节。如第97章《举办美食节》中，李师傅熬制酸汤“用黔灵山泉水、本地小番茄、发酵30天的母水”，精准还原“酸汤慢发酵”的工艺核心；第95章《氢能产业启》中，小李以“青石传感器检测氢气纯度”，延续“马氏青石凿辨材质”的技艺传统。这些细节让“技艺传承”成为文明延续的“物质基础”，而非传统史诗中“英雄的附属品”。

2. 民族共生：从“族群冲突”到“日常融合”

摒弃传统史诗“族群冲突”的叙事模式（如《伊利亚特》的希腊与特洛伊冲突），聚焦汉苗布依的“日常共生”：明代布依阿朵以“守田如守命”启发李三郎改战术（第3章），清代苗医阿苗授“黔灵山草药方”助刘德安抗疫（第20章），现代“非遗进社区”中汉苗共捏青石凿、共熬酸汤（第85章）。这些场景以“生活细节”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费孝通，1989），避免了“民族叙事流于冲突渲染”的误区。

3. 现代科技：从“神性奇迹”到“传统赋能”

首次将现代科技纳入史诗叙事，且不局限于“科技符号的堆砌”，而是实现“传统与科技的基因级联结”。如第76章《数博会首开》中，《双语蒙训》数字化“扫描青石凿图案收听汉苗双语”，既符合“大数据交互”的技术逻辑，又延续“器物载道”的传统；第95章“青石传感器测氢能”，灵感源自“青石凿辨材质”的古法，体现“传统智慧赋能现代科技”的文明逻辑。这种书写让史诗突破“古代叙事”的局限，具备“当代性”的文明视野。

三、当代文学语境的适配性：破解“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的失衡困境

当代文学面临“轻量化”“碎片化”与“宏大叙事空泛化”的双重困境：一方面，短篇化、个人化叙事盛行（如“微小说”“私人化写作”），消解了文学对文明整体性的观照（伊格尔顿，2013）；另一方面，部分“宏大叙事”作品堆砌政策术语、脱离个体经验，导致“情感空洞化”。“新史诗美学”通过“意象串联”“跨学科细节”的双重策略，构建“宏大格局与个体温度”的平衡，精准适配当代文学语境。

（一）对抗碎片化：以“核心意象串联”实现叙事整合

当代碎片化文学的核心问题是“叙事松散、主题分散”，其根源在于“缺乏统一的叙事线索”（罗兰·巴特，1966）。“新史诗美学”以“青石凿、《双语蒙训》、酸汤罐”为“叙事龙骨”，将《贵阳传奇》中近400个人物、850年事件整合为“有机整体”，形成“意象—人物—事件”的联动逻辑：

- 青石凿串联“匠魂传承”：元代马老栓“凿石筑城”→明代马铁匠“凿嵌糯米灰浆”→清代黄老四“凿制镰刀”→现代小李“凿刻氢能传感器‘稳’字”，构成“马氏16代匠魂”的叙事链；

- 酸汤罐串联“烟火温情”：明代张阿妹“护罐送汤”→清代张掌柜“以汤和解茶马争执”→现代李师傅“以汤获国际奖项”，形成“张氏家族烟火传承”的叙事链；

- 《双语蒙训》串联“民族共生”：明代阿朵姨母“书写蒙训”→清代陈阿牛“以蒙训辩族群平等”→现代志愿者“以蒙训疏导老人”，构建“汉苗共生”的叙事链。

这种“意象串联”让850年的时空、近400个角色不再是“孤立片段”，而是围绕“文明传承”的“有机组件”。即使读者采用“碎片化阅读”（如跳读某章节），也能通过“青石凿”“酸汤罐”等意象，快速锚定该章节在文明叙事中的位置，实现“碎片化阅读与整体理解”的兼容，破解了当代文学“碎片化导致意义消解”的困境。

（二）避免空泛化：以“跨学科细节”赋予宏大叙事质感支撑

当代部分“宏大叙事”作品的困境是“重口号、轻细节”，将“文明传承”“民族共生”等主题停留在“概念层面”，缺乏“可感知的个体经验”（霍尔，2013）。“新史诗美学”则通过“跨学科知识的审美化转化”，让宏大主题落地为“具体生活场景”，其核心机制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中的“知识转化”逻辑——将史学、科技、民族学知识“编码”为文学审美细节，再由读者“解码”为文明认知：

1. 史学知识的文学转化

不直接罗列“明代屯堡制度”（如《贵阳府志·营建志》的记载），而是将其转化为马铁匠“冒雨补屯门”的情节（第2章）：“暴雨冲垮哨卡，凿子被雷劈烧黑，马铁匠指血染红石缝，仍用糯米灰浆嵌缝”——这一细节既包含“糯米灰浆嵌缝”的史学事实，又通过“指血染红石缝”的审美描写，让“屯堡防御”的制度史转化为“平民坚守”的情感史。

2. 科技知识的文学转化

不生硬解释“氢能检测原理”，而是将其转化为小李“青石传感器”的研发场景（第95章）：“小李摩挲爷爷传下的青石凿，突然悟到——青石密度稳定，可测氢气纯度，便在传感器上刻‘稳’字”——这一细节既包含“青石密度稳定性”的物理知识，又通过“刻‘稳’字”的动作，赋予科技“匠魂传承”的文化意义，实现“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平衡。

3. 民族学知识的文学转化

不浅表描写“苗族文化”（如服饰、歌舞），而是将其转化为“苗语广播”的情感场景（第99章）：“高铁广播响起苗语‘mol los（乘坐）’，苗族阿婆愣了愣，随即笑起来，对孙女说‘这是咱们的话’”——这一细节既包含“苗语‘mol los’的语言学知识”，又通过“阿婆的笑”，让“民族语言”转化为“身份认同”的情感符号，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逻辑。

这种“跨学科细节”让宏大主题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读者可感知、可共情”的具体生活，破解了当代宏大叙事“空泛化”的困境。

四、文明叙事的创新意义：从“地方样本”到“普遍文明”的转译路径

“新史诗美学”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写好一部贵阳地方史诗”，更在于构建“地方叙事承载普遍文明”的转译逻辑——以贵阳为“中华文明地方样本”，通过“器物符号化”“日常神圣化”“冲突共生化”三大策略，让“地方特色”升华为“普遍文明意义”，为当代中国文明叙事提供“地方—国家—世界”的对话路径。

（一）器物符号化：地方器物成为文明载体

“新史诗美学”不将地方器物（如青石凿、酸汤罐）视为“地域风情符号”，而是通过“功能演变”将其升华为“中华文明的可视化载体”，实现“地方器物→文明符号”的转译：

- 青石凿：从“喀斯特工具”到“中华文明‘稳’的内核”

贵阳喀斯特地貌盛产青石，青石凿本是“适应山地的地方工具”；但在“新史诗美学”中，其功能随时代演进：元代“筑城保家”的“生存之稳”、明代“固城防险”的“安全之稳”、现代“服务安心”的“情感之稳”——这些“稳”的特质，恰恰是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稳中求进”的核心内核（如《尚书》“允执厥中”的中庸思想）。青石凿不再是“贵阳专属工具”，而是“中华文明‘稳’的符号”，读者即使不了解贵阳，也能从“青石凿的演变”中理解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

- 酸汤罐：从“山地饮食容器”到“中华文明‘烟火气’的象征”

酸汤是贵阳山地饮食的代表，酸汤罐本是“地方饮食容器”；但在“新史诗美学”中，其意义不断拓展：明代“苦中寻暖”的“生活之暖”、清代“以味通商”的“商业之信”、现代“文化输出”的“自信之美”——这些“暖”与“信”的特质，正是中华文明“以和为贵、民为邦本”的生活哲学（如《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民生思想）。酸汤罐不再是“贵阳专属容器”，而是“中华文明‘烟火气’的象征”，让“地方饮食”升华为“普遍生活哲学”。

这种“器物符号化”打破了“地方器物的地域局限”，让其成为“中华文明的通用载体”，为“地方叙事对话普遍文明”提供了物质依托。

（二）日常神圣化：平凡日常成为文明传承仪式

“新史诗美学”的核心创新之一，是将“平民的日常行为”赋予“文明传承的神圣感”——不是通过“神化”或“精英化”，而是通过“细节的庄重性”，实现“日常行为→文明仪式”的转译，让“文明传承”从“遥远的历史事件”变为“普通人可践行的日常”：

- 马老栓“埋梳筑城”（第1章）：幼子染瘴亡，马老栓将其木梳埋在青杉下，“每凿一块青石，便摸一摸杉树”——这一“埋梳”的日常行为，因“丧子仍坚守”的背景，成为“文明传承的无声誓言”，诠释“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精神；

- 张阿妹“每日送汤”（第4章）：扩城期间，张阿妹“天不亮就熬酸汤，护着罐穿过工地，给工匠们盛汤”——这一“送汤”的日常行为，因“护罐被推倒仍不放弃”的坚持，成为“市井温情支撑文明的仪式”，体现“民为邦本”的中华文明理念；

- 小李“刻‘稳’字”（第95章）：研发氢能传感器时，小李在青石传感器上刻“稳”字，“刻得很慢，像爷爷当年凿青石一样”——这一“刻字”的日常行为，因“延续马氏匠魂”的自觉，成为“传统赋能现代的象征”，彰显“守正创新”的中华文明逻辑。

这种“日常神圣化”让“文明传承”不再是“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每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破解了“文明叙事与个体疏离”的困境，让中华文明“接地气”地融入当代生活。

（三）冲突共生化：地方冲突成为文明融合契机

传统史诗多以“冲突解决”为叙事终点（如《伊利亚特》以特洛伊陷落结束），而“新史诗美学”则以“冲突共生”为逻辑核心——将地方历史中的冲突（如族群矛盾、生存困境）转化为“文明融合的契机”，实现“地方冲突→文明共识”的转译，诠释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核心智慧：

- 明代“屯兵与布衣的冲突”（第3章）：李三郎初任屯兵时“主张杀降”，与布依阿朵“守田如守命”的理念冲突；最终阿朵以“依地形设伏”的战术启发三郎，既减少伤亡，又保护布依田地——冲突的解决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汉布智慧共生”，形成“军事防御与民生保护”的共识；

- 清代“茶马贸易冲突”（第6章）：四川马老七与布依阿贵因“公平秤”争执，甚至要动手；张阿妹端来酸汤鱼劝“秤砣刻‘互信’，如熬汤放够番茄”——冲突的化解不是“强制调解”，而是“以味喻理”，形成“商业互信”的共识；

- 现代“传统与科技的冲突”（第95章）：小李提出“青石传感器”时，同事质疑“古法不科学”；小李带同事看爷爷的青石凿，“这凿子辨青石纹理，比机器还准”——冲突的消解不是“科技否定传统”，而是“传统与科技共生”，形成“古法赋能现代”的共识。

这种“冲突共生化”的逻辑，恰恰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当代体现（如《论语》“君子和而不同”），让地方历史中的冲突成为“文明融合的契机”，为“中华文明对话世界”提供了“冲突解决”的中国方案。

五、结论

“新史诗美学”作为《贵阳传奇》构建的当代史诗范式，其核心价值在于：以“平民叙事”重构史诗的主体逻辑，以“三维架构”拓展史诗的时空维度，以“跨学科细节”夯实史诗的质感基础，以“地方—普遍转译”赋予史诗的文明意义。它既破解了传统史诗“英雄叙事疏离当代”的困境，又填补了当代文学“宏大叙事与个体温度失衡”的空白，更构建了“地方史诗承载中华文明”的叙事路径。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当下，“新史诗美学”为当代地方史诗创作（如西北丝路史诗、江南水乡史诗）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不必追求“英雄叙事的戏剧化”，只需深挖“地方平民的日常坚守”；不必堆砌“宏大概念”，只需用“器物符号”“技艺细节”承载文明内核；不必局限“地域风情”，只需通过“转译逻辑”让地方特色升华为普遍文明。

从文学史视角看，“新史诗美学”不仅是《贵阳传奇》的“美学标签”，更是当代中国文学“文明叙事”的一次重要突破——它让“地方史诗”成为“理解中华文明”的窗口，也让“中国故事”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普遍价值，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学体系提供了实践样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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