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晨六点半，静安寺旁的老弄堂里，95岁的周志棠准时推开木门。藤椅擦得锃亮，搪瓷杯泡着碧螺春，杯沿一圈包浆温润——这套晨起“仪式”，他坚持了整整70年。作为弄堂里最年长的独居老人，他每月1.2万的退休金足够体面，却始终守着一间老房、一张旧照，活成了邻居口中“最痴

清晨六点半，静安寺旁的老弄堂里，95岁的周志棠准时推开木门。藤椅擦得锃亮，搪瓷杯泡着碧螺春，杯沿一圈包浆温润——这套晨起“仪式”，他坚持了整整70年。作为弄堂里最年长的独居老人，他每月1.2万的退休金足够体面，却始终守着一间老房、一张旧照，活成了邻居口中“最痴情的爷叔”。

“侬看，这是阿芳19岁时的样子。”周志棠从樟木箱底翻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指尖轻轻拂过照片里梳麻花辫的姑娘。照片边缘已磨出毛边，背面用钢笔写着“1948年夏，赠志棠”，字迹娟秀依旧。那年，20岁的周志棠在南京西路的钟表行当学徒，每天最盼的就是傍晚——阿芳会提着竹篮路过，篮子里装着给父亲买的香烟，也装着两人偷偷藏在糖纸里的情话。

“阿芳的父亲是钟表行的老主顾，第一次见她，她蹲在柜台前看我修怀表，睫毛忽闪忽闪的，像蝴蝶停在脸上。”周志棠的声音慢下来，带着老上海人特有的软糯。两人很快熟络，他教她认钟表零件，她帮他补磨破的袖口，弄堂里的梧桐树见证了无数个并肩散步的黄昏。1949年春天，他攒了三个月工钱，买了一枚银戒指，准备在阿芳生日那天求婚。

可命运偏在这时拐了弯。阿芳的父亲突发重病，为凑医药费，她不得不接受远房亲戚的安排，去香港投奔舅舅。临行前一晚，两人在苏州河边见了最后一面。“她哭着说，等我三年，回来就嫁给我。”周志棠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裹着那枚从未送出的银戒指，戒圈已被岁月磨得细细的，“我跟她说，我等，多久都等。”

这一等，就是半生。起初，他们还能通过香港的亲戚捎信，阿芳说在纱厂做工，说香港的霓虹灯比上海亮，说想念弄堂里的生煎包。可1953年之后，信突然断了。周志棠托人打听，只知道阿芳的亲戚举家迁去了国外，再无音讯。钟表行的师傅劝他：“人走茶凉，再找个好姑娘吧。”他却摇摇头，把戒指锁进木箱，“阿芳说会回来，我不能食言。”

后来，他成了钟表行的老师傅，手艺好到能修好几十年前的古董钟，不少人上门说媒，甚至有姑娘主动表示不介意他“心里有人”，都被他婉拒。“我若娶了别人，对得起阿芳的等待吗？”他把更多精力放在钟表上，每修好一块表，就会对着表盘愣一会儿，仿佛能从滴答声里听到阿芳的消息。

1980年，他从钟表行退休，搬进了现在的老房。子女双全的徒弟来看他，劝他搬去同住，他笑着摆手：“这房子里有阿芳的味道，我走了，她回来找不到怎么办？”他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阿芳当年坐过的藤椅始终放在窗边，每周都会用布擦三遍；她喜欢的玉兰花，他年年在院子里种，花开时就摘一朵放在照片旁。

“有人说我傻，守着一个‘没指望’的约定过一辈子。”周志棠呷了口茶，目光望向窗外的梧桐树，“可他们不懂，阿芳不是‘没指望’，是我这辈子最清楚的念想。”这些年，他靠着退休金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早上去菜场买新鲜的荠菜，中午煮一碗荠菜馄饨，下午坐在藤椅上听评弹，偶尔给邻居修修坏了的钟表——分文不取，只说“举手之劳”。

去年冬天，社区医生上门体检，发现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崭新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平安”二字。“这是给阿芳准备的，”他解释，“她小时候手脚容易凉，要是回来了，用这个杯子喝热水正好。”医生红了眼，转身跟社区工作人员说：“周爷叔的心里，从来不是一个人。”

如今，95岁的周志棠耳不聋、眼不花，还能清晰地报出阿芳的生日，记得她喜欢吃甜口的生煎，不爱吃葱。有人问他，这么多年没消息，会不会早就放弃了？他总是笑着指一指胸口：“这里一直记着，就不算放弃。”

夕阳西下时，弄堂里的灯次第亮起。周志棠把照片轻轻放回樟木箱，锁好，又仔细擦了擦那枚银戒指。窗外的玉兰花影落在他身上，温柔得像70年前那个苏州河边的夜晚。他说：“我不怕等，也不怕一个人过。要是阿芳真的回来了，我还能给她修修当年没修好的怀表；要是没回来，我守着这份念想，也过得踏实。”

或许，世人眼中的“终身不娶”是孤独，可在周志棠心里，那是对一句承诺最郑重的坚守——有些等待，无关结果，只关真心；有些人，遇见一次，便够一辈子怀念。

来源：清秀林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