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2023年全国仅610.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伴随这一数据的是年轻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联合发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51.8%的大学生认为婚姻不重要，59

文/保明

“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2023年全国仅610.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伴随这一数据的是年轻人婚育意愿的持续走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联合发布的《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51.8%的大学生认为婚姻不重要，59.4%认为子女不重要。

回望历史，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整体经济水平远低于当下：195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02元，1980年也仅为477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物资短缺、居住条件简陋是常态，但那时的家庭普遍愿意多生，多子女家庭占比超60%。这种“穷而愿生”与当下“富而少生”的反差，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过去有“无严格计划生育政策”“集体主义互助体系”“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等时代支撑；另一方面，核心差异之一在于认知模式——过去的人们未形成“主观放大焦虑”的思维惯性，而如今的年轻人在信息环境、社会比较与未来预期的叠加下，常通过认知加工将客观压力过度放大，最终回避婚育选择。这里的“主观放大焦虑”，指年轻人在信息接收、社会比较与未来预判中，将客观存在的生活压力夸大至超出实际承受范围，转化为对婚育决策的回避。

一、网络信息生态：焦虑情绪的“放大器”与“集散地”

50-80年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多依赖报纸、广播与邻里交流，婚育认知多源于“身边人经验”，且内容以“家庭互助”“子女成长的正向反馈”为主——比如广播里常宣传“模范家庭齐心协力养娃”“子女孝顺支撑家庭”的案例，几乎不存在“负面信息过载”的情况。而如今，网络成为年轻人获取婚育信息的主要渠道，碎片化、情绪化的传播特性，结合心理学中的“可得性偏差”（人们更易记住负面信息），让客观压力被扭曲解读，催生并放大焦虑。

（一）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与焦虑程度正相关

1. 高频使用加剧焦虑感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调研证实，青年使用社交媒体时长每日超3小时的群体，生育焦虑指数达68.2，比时长1小时以内的群体高41.3个百分点。当代年轻人日均刷手机时长普遍超3小时，大量“产后抑郁”“育儿崩溃”“婚姻背叛”等负面信息持续冲击认知，受“可得性偏差”影响，这些负面案例更容易被记住，使“婚姻是围城”“生育是枷锁”的印象不断深化，这与过去“听邻居说‘多子多福’”的正向认知形成鲜明对比。

2. 平台属性强化负面倾向：不同平台的信息导向对焦虑影响显著，《2024年青年婚育信息传播报告》显示，微博“婚育话题”负面内容占比达72.3%，豆瓣“女性成长小组”中“反婚育”相关帖子超50万条。这类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更倾向于推送“有争议、情绪化”的内容，导致婚育负面话题讨论热度远高于积极内容，形成负面信息茧房。而50-80年代，信息传播由官方主导，内容以正向引导为主，不存在此类“算法催生的负面茧房”。

3. 匿名性催生极端表达：网络匿名性降低社会约束，极端化婚育负面观点易传播，引发群体情绪共振。例如某社交平台“结婚必后悔”话题下聚集32万条讨论，大量极端个案（如“丈夫孕期出轨”“育儿独自承担”）被当作普遍现象，甚至有人刻意夸大“婚育必然导致不幸”。而过去人们交流婚育时，更倾向于“分享解决问题的经验”——比如邻居会传授“如何用有限物资养娃”“夫妻如何分工应对育儿压力”，而非放大负面情绪。

二、社会比较心理：现实压力的“主观升级”

50-80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异小，1980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仅76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191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大家都穷”的环境下，几乎不存在“跨区域、跨群体”的比较空间，婚育决策更基于“生存需求”与“传统观念”。而如今，年轻人在收入、生活质量、发展机会等维度的持续比较中，受“相对剥夺感”（将自身处境与他人对比后产生的剥夺感）影响，常将客观压力“主观升级”，否定婚育可行性。

（一）经济成本的比较性放大

1. 跨区域比较制造压力幻觉：2024年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是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2024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027元（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局），当地90平米房屋总价（约130万元）需普通青年近15年全部收入。需说明的是，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水平与房价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其数据能反映多数非一线城市的情况。这些数据经网络传播后，成为全国年轻人的“参照系”——三四线城市月薪5000元的年轻人，受“相对剥夺感”影响，会主动与一线城市“百万房贷”“十万彩礼”对比，忽视自身城市生活成本较低的实际情况，产生“连自己都养不起，何以婚育”的焦虑。而50-80年代，农村彩礼多为“几袋粮食、一块布料”，城镇结婚“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的成本仅相当于半年工资，且“区域差异小”，不存在这种跨区域比较带来的压力。

2. 育儿成本的叠加式解读：绵阳市统计局2024年调查报告显示，86.4%的受访者认为“生育养育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的首要原因。绵阳作为三线城市，其育儿成本（如奶粉、教育支出）与全国多数同类城市持平，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养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平均花费62.7万元”（数据来源：《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的信息，被年轻人解读为“每月至少2700元固定支出”，并与自身房租、通勤、生活开支叠加计算。但实际上，这一“平均花费”包含部分高消费项目（如私立教育、高端母婴用品），并非刚需，可年轻人受“相对剥夺感”驱动，会默认按“平均标准”计算成本，夸大压力。而80年代养育孩子，“糙养”是常态，1985年儿童年均消费仅120元，且“邻里互助带娃”“学校管饭”降低了实际负担，人们不会过度计算“成本”。

3. 代际比较凸显机会落差：父辈“几十元工资养全家”与当代“月薪八千还月光”的对比，让年轻人产生“生活质量倒退”的认知。北京2010-2023年工资涨幅2.5倍、房价涨幅2.9倍（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经社交媒体发酵后，演变为“努力赶不上成本上涨”的绝望感。但实际上，1980年一个家庭养活3-4个孩子，需“省吃俭用”（如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而如今即使养育1个孩子，也能保证“衣食无忧、教育资源充足”，生活水平远高于过去。只是受“相对剥夺感”影响，年轻人更关注“父辈无需承担高房价”的优势，忽视实际生活条件的提升，放大代际机会落差带来的焦虑。

（二）个人发展的比较性焦虑

1. 职业发展的风险放大：女性对“母职惩罚”的焦虑尤为突出，河南某市（为三线城市，职业环境与全国多数非一线城市一致）统计局2024年调查显示，28.0%的受访者遇过“孕产期收入下降”，26.6%遭遇“生育后再就业难”。在“同龄女性晋升快”“生育后被边缘化”的案例比较中，职业女性受“相对剥夺感”影响，易将生育视为职业发展的“绝对障碍”，进而选择推迟或放弃。而50-80年代，女性就业以“集体单位”为主，“产假照发工资”“单位有托儿所”是常态，几乎不存在“生育影响职业”的焦虑；男性也无需因“养家标准”与他人对比——那时“大家工资差不多，养孩子成本低”，无需放大经济能力不足的焦虑。

2. 生活品质的落差恐惧：社交媒体上“丁克家庭环球旅行”“单身青年精致生活”的展示，与“已婚人士奶粉尿布不离手”的内容形成强烈对比。受“相对剥夺感”影响，注重个人生活质量的“90后”群体，会过度关注“婚育后生活品质下降”的可能性，担心从“每周健身、定期旅行”沦为“全年无休带娃”，产生“与其降低质量，不如维持现状”的想法。而50-80年代，“集体生活”为主，大家“住筒子楼、用公共厨房”，生活品质差异小，不会因“婚育后少买一件衣服”而焦虑。

3. 成功标准的单一化认知：在“搞钱优先”的社会氛围中，年轻人将“财富积累”作为成功核心标准。看到同龄人生意成功、职位晋升，而自己仍在基础岗位挣扎时，受“相对剥夺感”影响，会夸大婚育对财富积累的负面影响，将婚育视为“成功路上的绊脚石”。但50-80年代，成功标准更偏向“工作踏实”“家庭和睦”，“养育3个孩子，按时上下班，邻里关系融洽”就是被认可的“幸福家庭”，无需因“没赚大钱”而回避婚育。

4. 城乡与学历差异下的比较焦虑：《中国青年婚育意愿报告2024》显示，城镇青年生育一孩意愿（58.3%）高于农村（49.6%），但二孩意愿（21.5%）低于农村（38.7%）；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一孩意愿（62.1%）高于高中及以下（51.2%），但二孩意愿（18.9%）低于后者（32.4%）。这种差异经网络传播后，城镇青年与高学历青年会相互比较——城镇青年看到“农村家庭多孩生活压力小”，会放大“城镇多孩成本高”的焦虑；高学历青年看到“低学历者生育无职业顾虑”，会强化“生育影响职业发展”的担忧，进一步降低婚育意愿。而过去“城乡、学历差异小，大家都按‘多生’的传统来”，不存在此类比较。

三、未来预期不确定：焦虑的“自我循环”

50-80年代，人们的职业多为“铁饭碗”（国企职工、农民、教师等），1980年国企职工失业率不足1%，农民“有土地保障基本生活”，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且“国家统筹教育、医疗”，子女上学免学费、看病有集体医疗补贴，对未来的预期更“确定”，认为“只要肯干，就能养活孩子”，无需过度担忧。而如今，年轻人对职业前景、生活稳定性的悲观预期，使其陷入“焦虑—回避—更焦虑”的循环，将婚育视为“增加风险的不可选项”。

（一）不确定性引发的防御性回避

1. 就业不稳定放大风险感知：2024年《中国职场生存报告》显示，67%的劳动者每天工作超10小时，23%处于“996”节奏，35岁以上青年“被优化”风险指数达72.5。年轻人普遍面临“随时可能被替代”的职业焦虑，在这种状态下，婚育被视为“增加抗风险成本”的决策——“万一失业，还要养孩子、还房贷”的担忧被放大，选择不婚丁克成为自我保护策略。而50-80年代，国企职工“终身就业”，农民“有土地保障”，几乎不存在“失业养不起孩子”的焦虑。

2. 家庭榜样的负面传导：《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父母婚姻不幸福的子女，不婚不育倾向比家庭和睦者高38.6%。这类年轻人从原生家庭中目睹矛盾冲突，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强烈怀疑，受“认知锚定效应”（将原生家庭经验作为判断标准）影响，会默认“婚姻多是不幸的”，将“避免婚姻失败”置于首位，放大婚育风险焦虑。而50-80年代，离婚率极低（1980年离婚率仅0.7%），人们看到的多是“父母携手养孩子、解决家庭问题”的案例，对婚姻的信任度更高。

3. 政策信心的主观弱化：尽管多地推出领证补贴、育儿津贴等政策，如2024年杭州对二孩家庭发放每月500元育儿补贴（持续发放至孩子3岁）、深圳将普惠托育机构覆盖率提高至85%，但《2024年青年生育政策感知调研》显示，仅32.7%的年轻人认为“政策能缓解育儿压力”。多数年轻人觉得“每月500元补贴抵不上一罐进口奶粉钱”“托育机构虽多但排队难”，受“预期悲观偏差”影响，会主观弱化政策效果，难以建立“未来压力可缓解”的信心，焦虑持续累积。而过去，“国家包分配工作”“子女上学免学费”的政策确定性强，人们无需怀疑“养孩子的政策支持”。

4. 性别失衡的过度解读：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40岁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这一数据被部分年轻人过度解读为“优质婚恋对象稀缺”——农村男性看到“农村适婚女性流向城镇”，会放大“娶不到媳妇”的焦虑；城镇女性看到“部分男性缺乏家庭责任感”的案例，会强化“遇不到靠谱伴侣”的担忧，双方焦虑相互传导，进一步降低婚育意愿。而50-80年代，人口性别比相对均衡（1982年性别比107.2），且“媒人介绍+邻里撮合”的婚恋模式更注重“门当户对、性格匹配”，成功率较高，无需过度担忧“找不到对象”。

结语

从50-80年代的“穷而愿生”到当下的“富而少生”，并非“年轻人更矫情”，而是时代环境催生了“主观放大焦虑”的认知差异——过去信息单一、比较少、预期确定，且有政策与集体体系支撑，人们无需放大婚育压力；如今信息过载、比较频繁、预期不确定，焦虑在“可得性偏差”“相对剥夺感”等心理机制作用下被层层叠加。

要改善这一现状，既需要社会层面降低客观压力（如优化就业稳定性、扩大普惠托育覆盖），更需要精准破解“主观放大焦虑”的认知误区：媒体可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出“普通家庭婚育日常”系列内容，展示“夫妻共同应对育儿压力”“多孩家庭的温馨瞬间”等真实场景，平衡负面信息；政府可细化政策设计，如将育儿补贴与收入挂钩（低收入家庭补贴比例更高）、推行“弹性产假”（父母可共同分配产假时长），用可见的实效增强年轻人信心；社会可通过企业宣传、学校教育传递多元成功观，比如企业在招聘中强调“家庭责任也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学校在思政课中分享“不同婚育选择的幸福案例”。唯有如此，才能让年轻人在真实的社会图景中客观看待婚育，拥有选择的底气与勇气。（全文完）

来源：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