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深秋，北京三里河路一栋老式宿舍楼里，97岁的钱学森，额头几乎贴在《人民日报》的纸面上，左手捏着只褪了色的放大镜。

2008年深秋，北京三里河路一栋老式宿舍楼里，97岁的钱学森，额头几乎贴在《人民日报》的纸面上，左手捏着只褪了色的放大镜。

读到第二版时，他忽然抬头望向正在倒水的儿子钱永刚，犹豫片刻问道：“永刚，咱...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得多少钱？”

钱永刚当场愣在原地，这位被尊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老人，一辈子都在回绝与“享受”沾边的事物，电视更是被他视为“浪费时间”的东西。

儿子心里明白，父亲突然想买电视，不是因为想要娱乐，而是在与衰老抗争中的无奈妥协。

钱学森

钱学森晚年在家静养，每天的生活规律而简单。

他坚持通过读报和听收音机了解外界信息，即使这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

他的听力衰退得很厉害，听收音机时即使戴着助听器也常常听不清。

尤其是女播音员声调比较高，钱学森听起来更加费劲。

此时，他的视力也大不如前，看报纸时几乎要把脸贴在纸面上，靠着放大镜才能勉强辨认文字。

2008年，中国举办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8月8日晚，钱永刚在客厅看开幕式，钱学森独自坐在卧室。

第二天秘书说，钱老一夜没睡，反复问“奥运究竟开幕了没有”。

那一刻家人才真正意识到，父亲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看不见、听不清”。

钱学森获取信息的渠道，正一条条被切断。

这位曾经思维敏捷、时刻关注世界前沿科技的科学家，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世界正在离自己远去。

钱学森对电视的抵触，源于他多年来的生活习惯和科研态度。

1955年，44岁的他冲破美国阻挠回国，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给自己定下了三条铁律：不题词、不兼职、不享受。

此后几十年，他白天在科研所工作到深夜，晚上回到14平方米的卧室，就着15瓦白炽灯继续研究。

有人曾劝他买台电视缓解疲劳，他却笑着说电视的信息密度太低，纯粹是耽误时间。

20世纪80年代，彩电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钱永刚曾抱回一台14吋“北京”牌彩电，想让父亲开开眼界。

钱学森看了一刻钟就皱起眉头，指着屏幕里的进口化妆品广告说：“时间被切成了碎片，脑子也跟着散了。”

他让儿子把电视搬到隔壁秘书宿舍，自己依旧守着收音机和一摞摞期刊。

在钱学森看来，科研需要系统和深入的思考，而不是电视提供的碎片化信息。

这种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贯穿了他大半生的科研生涯。

然而，2008年的两件大事，改变了钱学森的想法。

这两件事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和神舟七号即将实现宇航员出舱行走。

举国欢腾的时刻，这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基础的老人，却因无法清晰了解这些进展而焦虑不安。

当钱学森终于向儿子提出想买电视时，他下意识地担心价格问题。

这一反应背后，是他一生坚守的简朴作风，和对公家钱财的珍惜。

钱学森的经济观念，早已定格在过去的年代。

在他印象中，电视机仍是昂贵的“奢侈品”。儿子钱永刚理解父亲的心思，故意报了个低价：“不贵，三五百块，我半个月工资。”

钱学森这才松了口气，像孩子得到许可般点头：“那就支一个吧，别买大的，能看新闻就行。”

其实，钱学森不是没有钱。他在美国任教时年薪高达20万美元（折合当时人民币约100万元），而1955年回国后，每月工资只有450元人民币。

但他多次拒绝国家提供的特殊待遇，甚至主动要求降低工资。

1991年，国家授予他100万元“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奖金，他当场就捐出设立基金。

在他看来，公家永远比小家更需要钱，自己多花一分都是浪费。

整理遗物时，家人在他抽屉里，发现38本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5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张标注特殊党费的汇款单，却没有一件进口电器。

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上写着：“今日购《科学画报》0.3元，本月结余14.7元，可捐......”

三天后，一台21吋的国产海信电视，被安放在卧室五斗柜上。

电视没有接有线，只连了个卫星锅，能接收央视一套、五套和新闻频道。

装好电视的当晚，钱学森没看报纸，端坐在藤椅上让儿子调到《新闻联播》。

屏幕里正播神舟七号舱外航天服总装测试，老人忽然挺直腰板问：“机械臂的关节自由度是多少？”

儿子答不上来，他就默默记下关键词，第二天让秘书查资料。

在钱学森手中，电视不是娱乐工具，而是了解世界的“第三通道”。

他最爱看奥运专题和《科技博览》，一见广告就按快进键。看到关键处，就拿记号笔在便签上，写“矢量推力”“MEMS惯导”等术语，贴在电视机边框上。

几天下来，电视边框被贴得密密麻麻，保姆笑说：“钱老把电视也当成黑板了。”

电视带来的信息，像给97岁的大脑注入了一针兴奋剂。

他开始关注股市，但不是为了投资，是比较“航天科技”与“航天机电”的市盈率。

看到汶川地震重建的新闻，他喃喃道“板壳结构抗震还得加冗余度”。

甚至看到三聚氰胺事件，连夜写了《关于食品质量工程的系统学思考》，让秘书转交质检总局。

有时看电视看得起劲，钱学森会忘记时间。

家人提醒他注意休息，他打趣道：“老了，老了，倒成了电视迷。”

但他总是把音量调得很小，生怕影响他人。

2009年1月，钱学森因肺部感染住院。

病榻上，他让儿子把病房的小电视角度调高一点，说“躺着也能看《焦点访谈》”。

2月央视重播“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念到“钱学森——民族脊梁”时，老人摆摆手：“他们把我拍得太亮了。”

3月两会召开，看到政府工作报告里“加快大型飞机重大专项”的内容，他兴奋得拔掉输液针：“大飞机要上马，我得活着看到！”

遗憾的是，命运没给够他时间。

2009年10月31日清晨，钱学森在解放军总医院与世长辞，享年98岁。

那天，病房里的电视机还开着，屏幕下方滚动着“我国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的字幕。

来源：古今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