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26年“中国-巴西文化年”即将到来的背景下，上海大学博士后尹淇围绕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提出的“巴西是一个新罗马”这一核心比喻展开论述。尹淇认为，该理论从文化熔炉、帝国扩张和普世文明潜力三个方面将巴西类比为古罗马，虽具启发性地肯定了巴西的文化融合创造力

在2026年“中国-巴西文化年”即将到来的背景下，上海大学博士后尹淇围绕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提出的“巴西是一个新罗马”这一核心比喻展开论述。尹淇认为，该理论从文化熔炉、帝国扩张和普世文明潜力三个方面将巴西类比为古罗马，虽具启发性地肯定了巴西的文化融合创造力，但在21世纪的全球现实下，其乌托邦色彩日益显现，本质是一种充满张力的文化政治愿景，其创造性与局限性都将在巴西未来的发展中继续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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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将是中国与巴西两国元首确定的“中国-巴西文化年”,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可以预料，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交流年必将成为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为深化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两国人民将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使中国与巴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为了迎接中巴文化年，双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文化推介工作。只有通过加强两国文化机构的合作、媒体和教育机构的共同参与和推动双边文旅交流项目等全方位的文化推介，才能确保两国人民充分受益于这一重要的文化活动。

与中国相比，巴西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它的文化和文明同样充满迷人的魅力。巴西原住民的古老传统、葡萄牙在巴西留下的巴洛克艺术以及非洲奴隶带来的音乐与宗教，都使巴西的文化融合了多元文明的色彩，构成一幅绚丽的织锦。

巴西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达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在《巴西人民》（O Povo Brasileiro，1995）等著作中曾提出“巴西是一个新罗马”（Brazil is a new Rome)的比喻。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对巴西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观察，强调了巴西的多元融合、帝国遗产及其在拉美地区的中心地位。

古罗马在征服伊利比亚半岛后，吸收和借鉴了先前发展的各古代文明的成就，在建立和统治国家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其使命不仅仅是统治，更是将“罗马模式”（罗马大道、罗马水道、罗马法律和罗马城市规划等）推广到整个世界。在鼎盛时期，古罗马横跨亚、非、欧三大洲，集合了数百个民族和文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普世帝国。里贝罗认为，巴西在殖民地时期，虽充满了暴力与压迫，但就结果来看，巴西形成的种族混合（欧洲种族、非洲种族和巴西原住民等的融合）现象与古罗马的融合特色高度类似。巴西与古罗马一样，都不是“纯血文明”，但最后都将多元文化淬炼成了一个崭新、复杂且更具生命力的整体文明。基于巴西与古罗马在历史进程、文明特征、混合种族规模以及普世文明潜力等方面的相似性，巴西被里贝罗视为“新罗马”——一个幅员辽阔和多民族的社会，其语言、多元文化和世界观将会形成一个独特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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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罗的“罗马类比”逻辑主要涵盖文化熔炉、帝国扩张和普世文明潜力三个方面。

其一，古罗马吸收了希腊、埃及和迦太基等文明，巴西则融合了欧洲、非洲和原住民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混血社会（mestiçagem）。里贝罗认为，巴西的文化融合特色是巴西文化繁荣的基础。他把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描述成“新热带罗马”，巴西作为拉丁美洲大国（从地理和人口基数而言），是天然的“热带文明中心”。

其二，罗马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扩张整合地中海世界，巴西则通过殖民和内部分化形成区域地缘大国。里贝罗在其著作中对巴西国家身份的形成和殖民遗产的分析中提出，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国家的形成是欧洲殖民扩张的产物，其社会结构具有“扩张性文明”的特征。他视巴西为葡萄牙帝国在热带地区的“新社会实验”，葡萄牙以“基督教化”和“文明化”为其殖民辩护，古罗马同样自视为文明传播者，这一扩张逻辑与罗马的帝国建构具有相似性，且在经济方面，巴西作为殖民地的经济从属性与罗马帝国资源攫取型经济也具有相似性。在巴西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葡萄牙帝国扩张在殖民地全方位的覆盖（语言、法律和制度等），造就了巴西国内多元化的、复杂的叠加态社会结构。

其三，罗马帝国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混合政体，其文明具有普世性。罗马文明的普世性体现在其对西方法律、政治制度、建筑、语言和宗教等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阔的疆域将罗马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传播到被征服的地区，塑造了今天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基础。巴西从殖民时代至今，在本土精英、军人集团和民众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历经了君主立宪、寡头共和、威权民粹和现代民主等阶段，尽管其政治模式的稳定性不如罗马帝国，但其混合政体特征仍体现出显著的制度韧性。巴西在人文（音乐、足球、建筑和宗教等）影响力、生态（亚马逊雨林）治理、种族生存和制度适应性等方面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热带文明中心”，一个具有普世文明潜力的“现代新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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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罗的类比积极肯定了巴西多元文化的融合能力，并认为这种融合不是劣势，而是创造力的源泉。然而，“罗马类比”逻辑并非一个完美的蓝图，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框架，其价值在于它试图正面回应巴西国家建构中的矛盾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里贝罗持续关注人权与民主问题、社会内部的异质性和科技时代下的“热带文明”发展之路，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论证三个矛盾性问题的基础：多元民主和社会阶级的矛盾（原住民与移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异质文化和政治权力结构的矛盾；在科技时代下，拉丁美洲（以巴西为代表）“热带文明”的普世性与延续性之间的矛盾。

将“新热带罗马”的假定前提置于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框架中，里贝罗提出的基于文化融合、软实力扩张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全球化愿景，呼应了全球化早期阶段对文化杂交、经济互嵌和政治多极化的乐观预期，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相对立，具有足够的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然而，21世纪的国际现实走向——尤其是权力政治回归、文明冲突显化、逆全球化浪潮兴起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使“罗马类比”逐渐演化成一个乌托邦理论。

“罗马类比”体现出的乌托邦色彩主要源于理论假设与客观现实的脱节。首先，里贝罗对于在全球化进程的新阶段消解民族与文明之间的边界，并形成一种以“热带文明”为代表的同质性文化这一观点，显得过于乐观。事实上，在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同质文化，反而时常出现许多国家本土认同与全球主义之间的矛盾。其次，里贝罗关于软实力扩张的假设在当今世界恐难以实现。当前全球秩序被中美等大国主导，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和技术平台为支撑，霸权主义、霸凌主义、单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此背景下，巴西的软实力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显著影响力，但未能达到影响全球秩序、规则与制度框架的程度。再次，里贝罗将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视为“新热带罗马”的假定忽略了拉美区域内部的异质性，拉美一体化进程在21世纪虽然如火如荼，但一体化进程正面临共同利益选择、政党协同、战略互信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挑战。在诸多挑战之下，地缘政治的综合影响力难以脱离现实问题本身而独立存在。由此，或可洞见里贝罗“罗马类比”逻辑的积极性和局限性。

“罗马类比”逻辑的积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了一种以文化认同消解阶级对立的可能性；肯定了异质性是国家发展动力的源泉而不是既定国家秩序的威胁；提出了一种可持续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明模式和现代化道路。

“罗马类比”逻辑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种族民主”和“文化融合”的二元叙事或将忽视国家利益与精英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性；国家内部的文化异质性和制度适应性或无法轻易动摇僵化的政治权力结构；可持续文明发展模式下的“热带”在21世纪或将难以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侵蚀，在资本主义逐利的短视视角下，“热带”正在被异化为亟须掠夺和榨取的“资源”。

综上，“罗马类比”的本质是一种文化政治愿景，也是一种缺乏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想象，但是，该假定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即为边缘化国家在区域领导、气候谈判、生态治理乃至全球倡议等领域的作为提供了灵感来源和鼓舞力量。在全球化加速演进、国际冲突频发、资本主义垄断盛行和拉丁美洲政治极化加剧的综合背景下，21世纪的巴西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将是继续检验“罗马类比”的创造性和局限性的最佳舞台。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交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