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篇报道的核心是引用了当时中国政府刚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并特别强调了指南中关于将人均每日肉类推荐摄入量从2007版的50-75克下调至40-75克的建议。

关于中国人少吃肉的建议，曾经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整个事件的起因是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在2016年5月12日发布的一篇报道，标题为：《中国如何养活国人？新饮食指南建议少吃肉》

这篇报道的核心是引用了当时中国政府刚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并特别强调了指南中关于将人均每日肉类推荐摄入量从2007版的50-75克下调至40-75克的建议。

然而，真正点燃舆论炸药桶的，是报道中大量引用了一个名为“野生救援”（WildAid）的国际环保组织的观点。该组织当时正在中国推广其“蔬食项目”，并邀请了众多明星拍摄公益广告，口号正是 “少吃肉，拯救地球”。

当时国内媒体对此强烈反对，并且导致官媒下场，《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评论，强调中国人有权吃好肉，中国的营养问题应由自己解决，反对西方的“道德绑架”。中国畜牧业协会也发文驳斥相关观点，捍卫中国消费者和产业的利益。

当时，许多网友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远高于中国（当时数据显示，美国人均年消费肉类约120公斤，澳大利亚约116公斤，而中国约60公斤）。在自身高消费的同时，却来教育刚刚实现“吃肉自由”没多久的中国人要“少吃肉”，这被广泛视为一种虚伪的“环保双重标准”。

中国人少吃肉这种论调给人一种感觉：西方世界通过工业化先发展起来了，消耗了大量资源，现在却要限制发展中国家人民改善生活水平的权利。这是一种 “何不食肉糜” 式的说教，引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抵触。

事情经过将近10年之后，我们很多人观念已经变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可能过于情绪化了。

现在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了身体健康，已经开始“限肉”，多吃蔬食项目，少吃肉。

多吃肉已经给中国百姓带来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

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表明，饮食中红肉（如猪、牛、羊肉）和加工肉类（如香肠、培根、火腿）的过量摄入，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升高存在关联：

1、心血管疾病：这些肉类中较高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是导致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因素。

2、结直肠癌：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将加工肉类列为1类致癌物（明确对人类致癌），红肉列为2A类致癌物（很可能对人类致癌）。

3、肥胖与2型糖尿病：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模式是推动肥胖和糖尿病流行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这些年我们吃肉过多，加之身体活动减少，是导致中国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的关键环境因素之一，给国家医疗体系带来了沉重负担。

客观说，我们当时对少吃肉那么情绪化，可能和我们过去经历有关。对于经历过艰苦岁月的老一辈人来说，“吃肉”是生活富裕、身体强壮的象征，是奋斗得来的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来自外部的、要求“少吃肉”的建议，很容易被解读为 “要我们回到过去苦日子” ，触动了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敏感神经。

当然中国人少吃肉建议由西方媒体和环保组织提出，极易引发反感。

正如一个刚吃饱饭的人，被一个天天吃大餐的人教育“你要少吃点，为环保做贡献”，这种情境下的说教，很难不让人感到被冒犯和“双重标准”。这不仅仅是吃肉的问题，更是关于 “谁有资格来定义和指导我们生活方式” 的话语权之争。

不过，认真冷静再回首看我们当时少吃肉的建议，我们的反应真的有可能情绪化了，没有真正从科学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近十年过去，如今再回看这场争论，我们或许能更平和地反思。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健康意识增强，越来越多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主动调整饮食结构，减少红肉和加工肉摄入，追求更均衡的膳食。科学研究也明确表明，过量摄入肉类与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肥胖和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密切相关，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

事实上，当初的反应不能简单归为“不理性”。它背后交织着对西方说教的反感、对发展权的捍卫，以及艰苦岁月留下的情感记忆——吃肉曾是生活改善的象征，任何外部限制都易被解读为否定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场争论不仅是饮食之争，更是话语权与身份认同之争。

然而，中国人向来具有务实和自省的精神。如今我们更能区分：少吃肉的建议本身具有科学价值，但当初的叙事方式和话语主体引发了情绪对抗。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反思，而是能够跳出情绪纠缠，客观看待科学证据，做出对自身健康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更有利的选择。

从争论到共识，从情绪到理性，这个过程恰恰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成熟与进步——我们既要坚定维护自身发展权利，也要有勇气正视问题，做出更健康、更负责任的选择。

来源：笑看云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