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夏,这片西北边陲之地,却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厚重历史。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拉开了宁夏百年考古的序幕。从此,一个又一个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从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到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再到长城蜿蜒的边塞风光,宁
贺兰山下古冢稠,黄河水畔藏瑰宝,一件件出土文物,正默默诉说着宁夏大地上的千年往事。
宁夏,这片西北边陲之地,却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厚重历史。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拉开了宁夏百年考古的序幕。从此,一个又一个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从旧石器时代的水洞沟,到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再到长城蜿蜒的边塞风光,宁夏的考古发现串联起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区一座陪葬墓中,发现了一件震惊世人的文物——鎏金铜牛。这件长达1.2米、重达188公斤的铜牛,瞬间改写了我们对西夏手工业技术的认知。
这头铜牛内部空心,却体量庞大,通体鎏金,历经千年依旧金光闪闪。它造型生动逼真,甚至连颈部肌肉及皮下脊椎骨的线条都清晰可见。
铸造这样一件庞然大物,需要运用雕塑、铸造、鎏金、焊接、抛光等多种工艺,技术难度极高。
据文献记载,西夏不仅学习中原金属冶炼技术,还从中原引进专业技术人才。这头鎏金铜牛的铸造,正是多元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是西夏手工业达到极高水平的明证。
在佛教盛行的西夏,牛可能也具有宗教意义。如今,这头鎏金铜牛已成为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西夏王朝昔日的辉煌。
在西夏陵区3号陵陵塔遗址,考古人员出土了一件绿釉迦陵频伽。这种人面鸟身的奇妙生物,名字从古印度梵语音译而来,又名妙音鸟。
迦陵频伽的制作技艺极为复杂,各部位分别由单模制成,再组装黏合成完整器物。它神态祥和沉静,某些特点承袭了唐代传统装饰风格,是西夏佛教艺术与中原工艺传统融合的产物。
在西夏佛教建筑中,迦陵频伽被用作屋脊饰件,反映了西夏佛教的兴盛。这种将宗教象征融入建筑装饰的手法,既体现了西夏对中原建筑文化的吸收,又展现了其独特的审美趣味。
迦陵频伽的出土,为了解西夏佛教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它见证了西夏与中原、西藏乃至印度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艺术传播的鲜活例证。
在宁夏盐池县发现的胡旋舞纹石刻,虽然知名度不如前几件文物,但其历史价值却毫不逊色。这块石刻生动刻画了跳胡旋舞的舞者形象,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直观见证。
胡旋舞起源于中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唐朝时期风靡一时。石刻上的舞者姿态曼妙,旋转自如,栩栩如生。
宁夏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胡旋舞纹石刻正是这种文化交流的产物。
石刻不仅反映了唐代宁夏地区的文化交流状况,也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西域艺术的融合。这种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后来西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理解宁夏历史文化多元性的重要实物资料。
1983年,在宁夏固原市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了一件精美的鎏金银壶。这件壶融合了古希腊、波斯与古中国三大文明特色,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瑰宝。
这件鎏金银壶来自伊朗高原,是萨珊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制品。它通体鎏金,工艺精细,纹饰繁复,展现了古代波斯金属加工技术的高超水平。
鎏金是用金液附涂在其他金属物上的技法,通常以铜、银为坯胎,加工方法复杂。
北周时期,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这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路线不仅输送货物,更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李贤墓中出土的这件鎏金银壶,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这些异域风格的文物,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融合,是宁夏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据。
在西夏陵区6号陵,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长方形竹雕。这块竹雕以细线浅阴刻技法,雕刻有庭院、松树、假山、窗户、花卉和人物。
竹雕上所绘情景应为当时中原人民的生活场景,画面中两位男子头扎发髻,身着宽袖长衫,腰间系带。
一人正捕捉飞落草丛中的虫鸟,另一人静立屋檐下旁观,布局适宜,造型美观。
这件竹雕生动反映了两宋时期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它表明,尽管西夏与两宋在政治上时有对峙,但在文化上却深受中原影响,各民族在文化认同上有着共通之处。
从竹雕的艺术风格和内容来看,它很可能是由中原传入西夏的,或者是西夏工匠仿照中原风格制作的。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证明了中原文化与西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漫步宁夏博物馆,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刚刚苏醒。鎏金铜牛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辉煌,妙音鸟迦陵频伽吟唱着佛教东传的赞歌,苏峪口的高石英瓷折射出科技交流的光芒。
这些文物汇聚成一幅多元一体的文明画卷,在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中,宁夏从未缺席。文物不言,却能告诉我们一切从何而来。在宁夏的土地上,每一次考古发现,都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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