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以前，女性在政治、经济乃至战场上皆可见其身影。然而至明清时期，女性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

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并非始终压抑。

宋代以前，女性在政治、经济乃至战场上皆可见其身影。然而至明清时期，女性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

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在于元朝，中国婚姻财产制度在此时期发生根本性扭曲，女性权利在程朱理学与游牧习俗的双重夹击下步步衰退。

父权制虽为中国社会传统，但其制度化始终存在矛盾。

宋代商业经济发达，女性通过嫁妆制和财产继承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经济独立。

嫁妆终身归女性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或丧偶时可带走嫁妆及子女。

女性更可投资田产、参与商业活动，以个人名义参与公益建设。

这些经济权利使得宋代女性地位达到空前高度。

与此同时寡妇再嫁被视为常态，从宋太祖将妹妹嫁给大将高怀德，到张俊让守寡儿媳改嫁部将，都显示出当时社会对寡妇的宽容。

女性在财产继承方面也享有权利，无子家庭中，女儿可成为唯一继承人；遗产甚至可赠与养子、赘婿、奴仆等非血缘关系者。

然而这些进步触动了新兴士人阶层的利益，唐朝门阀制度崩溃后，宋代通过科举制度形成了新的士人阶层。

他们饱读儒家经典，致力于构建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主张财产共有、同居共爨，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

女性财产权的增强被视为对这种理想秩序的威胁。

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女婿黄淦进一步规范寡妇行为：守贞不嫁、侍奉夫家、放弃个人财产。

这些理念在南宋时期尚未成为社会主流，但已为后来的制度变革埋下伏笔。

蒙古的入侵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游牧民族实行收继婚制，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

这种婚俗源于游牧经济特性，在物资匮乏环境下，女性是重要劳动力，收继婚既可保留劳动力，又能避免财产外流。

游牧民族重视聘礼而非嫁妆，实质上将女性视为可买卖的财产。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废除《泰和律》，试图制定统一法律。

出于维持军户、民户数量的财税考虑，元朝将财产继承与兵役徭役捆绑。

无男性继承人的绝户财产将被没收，兄弟首次获得继承权；女儿只能通过招赘延续门户，这些改革使财产继承权彻底向男性倾斜。

1271年后，元朝强制推行游牧婚俗，汉人女性可被强制收继。

尽管地方政府抵制，但中央通过户部逐步贯彻这一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所有婚姻财产案件均由户部审理，反映出元朝将婚姻制度视为财税管理的一部分。

在南方士大夫阶层的抵抗下，元朝最终妥协：为收继婚设置限制条件，同时将守节制度化为平衡点。

寡妇若发誓守节，即可免于被收继。这一制度既符合蒙古习俗，又不完全违背汉人伦理。

1294年元成宗即位后，理学成为官方学说。

在理学影响下，元朝进一步修订婚姻财产法律。嫁妆不再属女性个人财产；寡妇改嫁须经夫家同意，且聘礼归夫家所有；女性被禁止亲自告状。

守节成为寡妇唯一的选择，贞节牌坊开始遍布城乡。

尽管法律禁止强迫收继，但实际执行中，反抗收继而死的女性反被冠以"贞洁烈妇"之名。

如鲁迅所言："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她便节得愈好。死得愈惨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守节成为寡妇在残酷现实中的无奈选择。

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制度，随着棉纺织业发展，寡妇获得新的谋生手段，守节现象更加普遍。

游牧习俗与理学思想融合成新的文化传统，对寡妇的歧视甚至迫害成为社会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权利衰退的同时，男性权利也在下降。

父权制的本质是构建以宗族为核心的秩序，要求所有成员为宗族牺牲个人利益。

元朝虽仅存98年，但其建立的这一制度影响了后续数个世纪。

经过百年社会变革，某些封建残余至今仍在。

要彻底消除这些糟粕，需要深入了解其历史根源、经济基础和思想演变，而非简单依靠法律条文或极端主张。

观念的变革既是最易，也是最难。

来源：墨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