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这天起，他成了“无名烈士381-27号”，被葬在朝鲜桧仓中国志愿军陵园。

1953年7月24日，朝鲜铁原郡381高地的炮火把天空撕成血色。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号兵，把最后一发信号弹塞进枪膛。

冲出战壕前，他回头对掩体里的新兵咧嘴笑了笑。

“若我回不来，记得给我娘捎句话，儿子没给她丢人。”

炮弹很快落下来，他的姓名被尘土埋得严严实实。

部队清点伤亡时，只在他衣袋里翻到半张浸满血的《入团志愿书》。

字迹模糊得厉害，只剩“曹××”三个字能辨认。

从这天起，他成了“无名烈士381-27号”，被葬在朝鲜桧仓中国志愿军陵园。

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一行冰冷的编号。

那年他22岁，山东莒南的母亲48岁，还在村口天天张望，等着儿子回家。

没人能想到，这份等待会持续71年。

直到2024年，DNA比对技术终于让线索接上。

2025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身份核验成果，8名烈士的身份得到确认，曹允昌的名字排在首位。

消息传到曹家时，侄孙捧着从陵园带回的黄土，撒在祖坟前。

他哭着喊：“老爷爷，您出趟远门，整整七十年啊！”说实话，我看到这段报道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71年，足以让一个壮年人变成百岁老人，曹允昌的母亲从48岁等到119岁，终于能对着墓碑叫出儿子的名字。

这种跨越时空的团圆，比任何故事都让人动容。

本来想，这样的消息应该能被更多人看见。

但实际上，它在微博热搜上只挂了半天，就被明星绯闻挤了下去。

老实讲，不是说明星的动态不该关注，只是这些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连一个被记住名字的机会都这么短暂，总觉得有些可惜。

曹允昌的故事不是个例。

从2014年开始，中韩双方每年都会举行在韩志愿军遗骸交接仪式。

到2025年，这样的交接已经持续了11年，共有981位烈士的棺椁覆盖着国旗，荣归故里。

每次迎接仪式的直播里，镜头会扫过一排排整齐的棺椁。

解说员总会说“他们终于回家了”，可没人能说清这些棺椁里躺着的是谁。

截至2025年4月，这981位归国烈士中，能“把名字带回家”的，只有28人。

剩下的953具棺椁，至今仍用数字标注身份：381-27、217-14、445-08……它们被安放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恒温恒湿灵柩里，像一群等待老师点名的学生，却迟迟听不到自己的名字。

我有时候会想，这些数字背后，是不是都藏着一个“曹允昌”，都有一位在村口等了一辈子的母亲？

有人可能会问，确认一个烈士的身份，为啥要花这么久？曹允昌从牺牲到身份确认，用了71年，从遗骸归国到名字被找回，用了11年。

“二十年”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是统计学上的“折衷”。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限制。

2019年，国家烈士遗骸DNA鉴定实验室才正式成立。

在这之前，受技术条件影响，很多烈士的骨粉降解严重，根本无法提取有效的基因信息。

后来，自主研发的高通量测序试剂打破了国外垄断，鉴定成功率才有所提升。

但即便如此，也需要亲属的基因样本进行匹配。

而志愿军烈士的亲属，大多已经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些家庭甚至因为没有男性后代，直接断了基因线索。

其次是经费和人手的问题。

2023年，中央财政设立了“烈士寻亲”专项经费，每年5000万元。

看起来数额不小，但分摊到19万多名牺牲的志愿军烈士身上，每个人能分到的只有253元。

说实话，这点钱连一次采样的差旅费都不够。

基层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更难，平均每个单位只有8个编制，却要对接两千多名在册烈士、上万个退役军人，还要处理数不清的寻亲线索。

有个县级局长苦笑说“上面给政策，下面没腿跑”，这话听着就让人觉得无奈。

更残酷的是，亲历者正在不断减少。

2025年，幸存的志愿军老兵年龄中位数已经达到96岁，每年都有不少人离世。

很显然，这些老兵是活的“线索库”，他们记得战友的名字、牺牲的地点。

可他们每走一个，有些名字可能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技术能还原烈士的身高、血型，却还原不了他们在战壕里写给恋人的家书，也还原不了战友间那句“等我回来”。

好在，不是所有人都在等。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正式实施，首次把“失踪烈士调查确认”写进条款，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

这算是给烈士寻亲工作定了“规矩”。

民间力量也没闲着。

“老兵回家”公益项目坚持了12年，帮1200具烈士遗骸完成了迁葬，还为300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DNA寻亲联盟”里的200多名志愿者，自掏腰包采集亲属的口腔拭子，建起了3万多份“疑似亲属”基因库。

还有“为烈士画像”的团队，用AI人脸复原技术给无名烈士画出遗像，让90岁的孙女第一次看到爷爷的模样。

本来想，这些民间组织的力量可能有限，但看他们这么多年的坚持，又觉得充满希望。

就像2024年，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刘老庄连纪念园发起“云寻亲”行动，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58名无名烈士的“战场特征”，3个月就收到了2000多条线索，还成功确认了2名烈士的身份。

如此看来，只要大家一起使劲，总有更多名字能被找回来。

我们现在为曹允昌、为953名编号烈士找名字，不只是为了“弥补历史遗憾”，更重要的是要让“无名”的情况不再发生。

现代战争已经有了“虹膜识别”“电子狗牌”“战场区块链”这些技术，理论上可以实现“零失联”。

但和平年代，仍有“无名”的可能。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6万多人遇难，至今还有17人身份未确认，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几家医院也曾出现过“无名逝者”无法及时认领的情况。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为烈士寻亲的技术、机制，复制到每次灾难响应中。

比如2023年，应急管理部发布了《突发事件遇难者身份确认规范》，要求灾害发生后48小时内启动“DNA采样+证件比对”，还建了“全国遇难者身份信息库”。

2024年河南郑州的“7・20”洪灾纪念园里，14名未确认身份逝者的信息牌都关联了这个数据库，2025年还通过家属的DNA入库，确认了2人的身份。

这说明，只要机制到位，“无名”是可以避免的。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新立了一面“无名烈士墙”。

黑色的花岗岩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着每个参观者的脸。

墙上刻着953个编号，最底下还空着三行，留给未来。

讲解员对孩子们说：“要是在家的旧相框、奶奶的针线盒里发现线索，一定要告诉我们。到时候，替全国人民喊他一声‘欢迎回家’。”

毫无疑问，这些编号早晚会变成一个个鲜活的名字。

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我们不能让英雄白牺牲。

他们活着时没人知道，死后不该连个名字都留不下。

等哪天，每个编号都能被人喊出名字，那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也是我们对历史该有的态度。

来源：游史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