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柏钧，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后入职华东理工大学。1990年起参与学校首个学院——工商经济学院的筹建工作，1991-1996年，先后担

聆听师者心声

见证育人华章

三尺讲台，他们以德立身

用智慧点亮学子前程

科研天地，他们潜心钻研

以创新拓展学术边界

从青丝到白发，从初心到坚守

商学院的老师们

用行动诠释着立德树人、开拓新知的真谛

他们的故事

就是教育家精神的最好见证

让我们共同聆听师者心声

见证他们以敬业立学的态度书写育人华章

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熔铸教育家之魂

第一期

讲述人

吴柏钧，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公共经济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后入职华东理工大学。1990年起参与学校首个学院——工商经济学院的筹建工作，1991-1996年，先后担任工商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2008-2015年，担任商学院院长。2015年-2020年，担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曾获两届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两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和一般项目4项、省部级重大和一般项目3项，出版专著和译著12部，主编丛书两套，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在华理的36年中，他以学科建设者的执着、教学改革者的创新、社会服务者的担当，投身于学院的建设中，培养了大批具有全球视野与实践能力的人才。他是学科建设的“拓荒者”，教学改革的“实践者”，青年学者的“引路人”，更是坚守讲台、潜心育人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从1989年初冬踏进梅陇路130号的那刻起，我便与华东理工大学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那时，老图书馆的几间办公室虽然只有几十平，却装着一群年轻人“办一所不一样的商学院”的炽热理想。此后，我先后两次出任商学院院长，带领学院屡次从专业体系受限、学科建设空白、经费不足等的艰难困境下突出重围，到如今学院已发展成为学科齐全、颇具影响力的教学科研重镇。在这36年中，我的身份不断切换，工作岗位在“办公室”与“三尺讲台”之间来回往返。回顾我自己工作的经历，更多呈现的是商学院发展的历史，反映了我们这一代教育工作者对“如何办好学院”“如何培养好学生”的思考和实践探索。

扎根华理：在“改革热土”上拓荒奠基

1989年12月，在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我来到华东化工学院工作。当时学校正进行综合改革，积极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华理的改革举动吸引了一批当时在学界比较活跃的年轻学者到学校，先后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所和文化研究所，大家雄心勃勃地期盼能在这块改革热土上做出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我深受鼓舞，也受此感召而来。

彼时的条件远非今日可比。两个研究所共用老图书馆的几间办公室，每个研究所也就四五十个平方米，图书馆里人文社科类书籍寥寥无几。我报到时形势已有变化，学校难以支持专门的改革研究团队。因此，经济发展研究所开始讨论是否转变发展战略，回归大学的本源，建立一个“高水平研究和高质量教学并重”的学院。此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1990年，华东化工学院成立了全校首个学院——工商经济学院。聘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宋承先教授担任第一任院长， 1991年陈敏恒校长兼任院长，我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1992年开始我担任院长，到1995年卸任院长职务。2008年再次出任院长一职，直到2015年到学校任职。先后在学校和学院担任管理工作18年，专职教师18年。

学院初建，我们一帮年轻学者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凭着一股闯劲踏上了学院发展的拓荒路。建设过程中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大家积极性很高，极具开拓精神。现在看来，学院在几个方面的探索是有成效的，也为后面的学院整体架构和学科体系打下了基础。

一是设置什么样的特色专业。90年代初期，中国高校经济学专业中仍然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管理学科也带有比较多的计划管理内容。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全国兴起改革开放浪潮，形势日新月异，国家亟需培养一批具有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的人才，特别是能够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从事国际企业管理的人才。我们广泛征求了政府、企业和学界的意见，决定设立的专业要朝国际化方向走，不仅仅是名称，在内容上要引进国际前沿的知识。因此，在国内较早设立了国际会计、国际工商管理、国际经贸等专业。三十年后回头看，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受益于现代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方式，在职场都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二是学科布局与建设。我们学校在1983年就设立了管理工程专业，经济学科和工商管理学科则是空白。考虑到单一学科建院缺乏合力，难以动员各方面的资源，特别是对各个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不利。因此我们决定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三个学科并举，建立三位一体的学科格局，但建设中不冒进，每个学科的专业成熟一个设立一个。为了稳定教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学院花了很大的精力，甚至动员年轻教师购置闹钟提醒自己上课时间。为了评估验证学院专业教学计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特别邀请了教育部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批专家来评估指导，教育部的领导说“你们是唯一一家主动邀请专家评审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学院的办学方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现在看来，以三个学科为基础设立学院，对学科综合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1994年，凭借经济学专业扎实的研究基础，我们学院获批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点。但管理学科的突破要艰难得多，尤其是全国设立MBA专业学位点后，因我们没有普研的学位点，连申报资格都没有。为了创造培养条件，我们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合作，借助其MBA学位点开设了华理班，为后面的普研和专硕学位点的申请创造条件。到1997年和1998年，学院相继获批了工商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硕士点。

2008年我再次担任学院院长。此时学院已经发展到一定办学规模，但新的瓶颈浮出水面：一是缺少博士点；二是没有EMBA学位点；三是师资队伍老化。教师们的焦虑显而易见，却也透着一股“想把学院搞上去”的劲儿——这份期望和信任，成了我推进改革的最大动力。针对当时学院的情况，我首先组织学院、系所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要求说了就按计划做到。学院的教职工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弥补学科发展的短板。一方面内部挖潜，对内组建4个科研团队，给予招聘权限和一定的经费支持，这些团队后来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揽才，实施海外人才计划和学科带头人计划，学院两年内招聘三十几位优秀学者，达到了博士点申请的基本条件。师资学术水平也得到提升。2009年，我们成功获批EMBA学位点；2011年，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双双落地。至此，学院的教育体系构建逐渐成熟，打下了良好的教育生态基础。

2010年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博士点申报汇报现场

第二，解决学科建设经费和教师薪酬问题。办学经费问题从建院开始就是约束发展的一大难题。我们尝试过很多方式：办过软件开发公司、商务咨询和培训公司、会计事务所，也获得美国著名的AMA协会授权，设立过上海第一家中外合作管理培训中心，也与国际著名的培训公司Kaplan合作举办培训中心等，但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持续。

到90年代后期，情况有些变化，举办EMBA、MBA项目成为了许多985高校和一部分211高校发展的重要经费来源，但对于经济管理学科基础相对薄弱的华理MBA\EMBA而言，在市场上要与交大、复旦、同济、财大竞争，无异于“虎口夺食”。 为了知己知彼，我们登门拜访了很多国内顶尖商学院，对国外著名高校MBA办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决定进行彻底的组织调整和办学模式变革——建立以学位项目部为基本办学单位、专业化和市场化运营的办学模式；突破编制限制，外聘专业管理人员。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几年内MBA项目招生规模和学费都有了显著提升。还记得2009年我们赴教育部答辩EMBA项目申报资格时，有一位专家现场质疑华理是否具有EMBA的招生能力，但事实是获批当年我们就完成了招生指标。更重要的是，此后，学院终于有了稳定的“自我造血”功能，可以反哺学科建设。

第三，提升国际化与高质量教育。我深知，规模扩张只是一种方式，真正的竞争力源自教育质量，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首先是申请国际认证，先后获得了AMBA、AACSB和EQUIS三大国际认证和教育部的MBA高质量教育认证，是国内比较早就获得国内外所有教育质量认证的学院之一。其次是举办国际合作项目。最早与堪培拉大学签订了中澳MBA合作项目，为学院积累了国际合作办学经验。此后，学院不断开拓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合作，MIEX硕士学位、双学位、课程模块等合作项目相继落地，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学院最初的国际化策略。

2011年商学院MBA、EMBA项目接受AMBA国际认证委员会专家组评估现场

第四，创新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我一直认为教育的本质除了传播知识外，主要是改变人的认知，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基于现代社会知识传播、人员交流方式的变化，我提出了“基于交流而发展”的理念，希望商学院的学生，通过三个交流平台提升自己的能力：一是在课堂教学平台上师生互相交流、教学相长；二是学生交流平台，通过各种活动和日常交流，互帮互学，获得同伴的支持；三是社会网络关系平台，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和关系网络，增强对社会的认知，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我认为作为商学院，教育的目标除了传授经济管理知识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理论应用和知识转化（Knowledge Transfer）的能力。教师也应该在学理探索的同时，对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有深刻的认识，能够结合经济管理实践，传授有用的和创新的知识。为此，将“致知在格物”作为院训，希望学院与社会没有隔阂，教师不要成为“经院式学者”，也希冀学生能够胸怀大志、学有所为，担当得起社会变革和发展所赋予的重任。

第五，制定绩效考核制度，鼓励一线教学和科研。本质上，教师是自由职业者，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也是个体性很强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建立一个职责明确、工作目标任务清晰和考核指标明确的绩效考核制度是必要的。2009年开始，商学院在广泛征求教职员工意见基础上，制定了绩效考核制度，到现在已经修改了几次，但总体的考核原则和指标没有变化。尽管这套制度带有一些“工分制”痕迹，不完全符合教育和创造性工作的业绩评估，但总体上对激励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教学秩序是有作用的。

回顾学院发展的历程，有自豪也有很多的遗憾。学院走到今天，真正的贡献者是学院的教职员工，商学院一直恪守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是一个团结和友爱的集体，我现在经常怀念与各位同仁一起奋斗过的日子。

格物致知：在破局中坚守教育本心

尽管我在行政管理岗位任职多年，但我始终将教书育人视为基本职责。值得欣慰的是，职业生涯中从未远离过教学岗位。几十年来除了几次国外参会访学，我绝不缺席或调换课程，即使在外地出差或调研，也会赶回正常上课。除此之外，我一直持续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了200余位学术性和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了学生的肯定。

回顾我在华理商学院的教育工作，主要是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参与学科和专业规划、培养方案的制定。我多年担任经济管理学科的负责人，商学院初建时，我们力求形成一个具有华理特色的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我始终主张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宜过窄，强调基础理论和“宽口径”培养，因此除了统一设置公共基础课外，各个专业还要设置公共的专业基础课。实践证明，这一计划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塑造和毕业后的发展是有意义的，该理念在应用经济学硕博培养方案制定中同样得到了贯彻。

第二项工作是教学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到高校工作后，我对教育模式改革的研究颇有兴趣，2009年我觉得经济和管理学科的招生专业很细，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做出选择，更不利于今后的职业发展，志愿填写基本上是家长和高中教师帮他们在做重大的人生选择。所以提出要按大类招生，到二年级再分流选专业。这个计划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商学院成为第一个按大类招生的学院。

对于专业学位的教学，我发现单纯的课堂教学难以满足具有实践经验学生的需求，2011年，我决定引入“行动学习计划”作为创新教学方式，以企业为平台，组织教师、学生与企业管理者组成攻关小组，以企业真实经营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实战中提升学生理论应用与团队协作能力。该项目实施十余年来已纳入学院专业学位培养计划，在全国MBA教育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并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目前，我正与同事探索“AI环境下专业学位教学改革”问题，以期持续推进变革。

2012年首届中国行动学习论坛现场

第三项工作是深耕《中国经济分析》课程教学。因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这门课程又兼具理论与应用属性，所以每次开课都需投入大量时间更新内容。我每年为本科生、硕博士生分别授课，虽核心内容相通，但会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教学要求准备课程内容和PPT。令我忧虑的是，近年课堂上专注参与的学生渐少，不少学生只为学分而学。我感觉这并非学生之过，职业市场压力、信息技术发展正在倒逼我们必须深化变革了。

吴柏钧教授为学生授课现场

第四项工作是培养学生，具体包括指导本科生与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这是我投入大量精力的一项重要工作。在高校环境中，研究成果通常是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基础指标，也是推动学术进步、获得学界认可的重要方式。然而，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工作，我认为最具意义、也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正是培养学生。我所指导的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良好的发展，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一些博士生毕业后进入高校工作，在申请研究课题时我们仍经常交流，他们能够获得科研资助，比我自己获得项目更让我高兴。不过，与学院中几位优秀的导师相比，我始终觉得自己在指导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几十年来，我指导的二百余名学生虽多顺利毕业或获评优秀，但真正具创新性的论文寥寥，实为憾事。此外，目前社会环境和职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很大，学生精神压力普遍较大，因此，我常与他们交流谈心，从单纯的“任务、要求”转向更多支持与引导，帮助纾解压力，有时也会与他们探讨修身立命之道。

吴柏钧教授为2014届硕士毕业生拨穗

持之以恒：从“行政管理”回归“学术初心”

我一直对科研工作有比较强的偏好，但因进入华理不到一年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院发展事务，所以大部分课题和著作都是行政管理工作之余挤时间做的。

我进入华理以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经济研究。在这些领域前后获得了4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3个省部级项目的资助，还与日本、美国学者合作获得了多个国外学术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在香港、日本、台湾等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研究的成果。1993年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发布博士后研究资助项目，我以“中国农产品市场化与农户经济行为”课题获得资助，1994年初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与Linda Bell教授合作开展研究。1995年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研究国际粮食市场供需问题。

卸任学校行政职务后，开始有比较充足的时间专注研究，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上海市教委科创重大项目，也有更多的时间与研究团队开展社会调查。我主编的一套《城市公共产品与社会治理研究》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主笔的《中国城镇化的经验与理论研究》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最值得骄傲的是研究团队的青年教师在不断成长，已经在公共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吴柏钧教授主编丛书《公共经济与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文版与英文版

在我的学术发展道路上，深深感念许多指导过我的老一辈学者。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真的精神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博士生导师吴承明先生是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历经沧桑，专心学问，研究工作一直坚持到93岁高龄。所以，这几年我临近退休，一直在思考和规划未来的科研工作，希望不因退休而放弃研究工作，尽量为年轻学者的成长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华理工作近四十年，亲历了华理从比较单一的工科学校变革发展为综合性大学的过程。商学院适逢国家改革开放的浪潮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学院从老图书馆三楼的角落起步，三十余位教师、五十余位学生。到今天商学院大楼屹立东门，教职员工二百八十余位，校友三万五千余人，学院为华理学科发展、综合实力提升和教育理念变化做出了贡献。回首历程，深有感触，当年我们一帮刚走出校门的年轻教师，凭着一股闯劲和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几十年来学院领导和一批批新进同仁的共同努力，学院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在学界也有了影响力。为此，我也深切认识到学院和个人发展中，学院发展战略很重要，大家齐心协力干事很重要，个人的勤奋努力很重要，但学校创造的发展环境和组织文化更重要，没有改革开放的环境和宽松信任、协作共进的组织文化，要激励大家、成就事业是会困难重重的。我在分管学校校友会工作时与海内外校友多有接触，校友们都欣喜地看到了华理这几十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但回忆最多和感觉自豪的是学校八九十年代改革时期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学校的声誉，为学生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华理师生努力开拓和敢于闯荡的精神气概。与国外绝大部分著名商学院比较，华理商学院还很年轻，我觉得只要我们不固步自封，守住底线，继承学院勇于创新的精神，一定会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真正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商学院。

感恩每一位老师的辛勤付出——桃李满天下

来源：中国MBA教育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