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文兵书的西夏文译本研究》是有关西夏文翻译汉文兵学典籍的学理分析与价值总结的标志性成果，它的完成与面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生动的历史范本。第二，呈现了夏译兵书的整体面貌。第三，为探究和再现唐宋时期兵书文本的形成提
关键词：汉文兵书 西夏文译本 《孙子兵法三注》
作者简介：黄朴民，绍兴文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5期。
宁夏大学彭向前教授是一位我所十分敬重的学者，他的西夏文字、文献学研究，是纯粹的冷门绝学，我完全在状况之外，不能置喙一词。但是，他所讨论的主题，又是《孙子兵法》等经典兵书，属于中国古代兵学的范围，这样，又使得我与他在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交集。早在两年之前，我就有幸拜读到他赐赠的《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研究》一书，分享了他的谠论卓见，其中的诸多发明，别开生面、异彩纷呈，令我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令人仰慕不已、钦敬有加。而他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所呈示的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更体现了一位真正学者治学上的沉潜品格和笃实本色，其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提要钩玄，发隐甄微，实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在今天尤为可贵。
真正的学者犹如军队中的老兵，老兵不会终止战斗，学者也不会停止探索。令人倍感鼓舞的是，彭向前教授在西夏文与中国兵学研究领域又攀上了新的高峰，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飞跃。由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文兵书的西夏文译本研究”顺利完成，通过鉴定，以优异成绩结项，并形成了最终的学术成果——《汉文兵书的西夏文译本研究》。
该书首次对流传至今的用西夏文翻译的四部汉文兵书《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将苑》做了整体性研究，精选各种典型文本差异近300例，并附《汉文和西夏文对照的词语索引》2583条。其要旨是以文本差异为核心，对不同版本中的文本差异现象和文本转译中的差异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与考察，在此基础上，辨析原因，揭示特征，评述得失，总结规律，从而帮助人们科学地认知这些差异所呈示的特殊学术价值。由此可见，该
书是有关西夏文翻译汉文兵学典籍的学理分析与价值总结的标志性成果，它的完成与面世，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概括而言，我个人认为彭向前教授的这部新著的撰就和出版，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个生动的历史范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各个民族之间关系的主流是交往、交流与交融。这种交往、交流与交融，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层面，同样也反映在精神、观念文化的层面。两宋、辽、西夏、金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呈示政权分立的状态，但同时也是孕育再统一的历史必经阶段。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皈依，是各个民族共同的文化抉择与价值取向。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夏译汉籍的文化现象发生，也就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了。在这个过程中，兵书的迻译，则很自然成为重点。这是因为兵学为实用之学，在《汉书·艺文志》中它为独立的学术门类，属于应用性的工具之学，所以，较少受太多观念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羁绊，彼此间进行沟通与借助应用不存在明显的畛域。缘是之故，夏译兵书在整个夏译汉籍系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夏译汉籍的一大重点。而通过对夏译兵书的整体考察，则可以从一个特定的侧面了解与体悟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作为一个范例，今天，为我们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虽然是非常具体的文献学研究，但其意义又超越文献研究的学术范畴，而具有更为宏观的当代价值。
第二，呈现了夏译兵书的整体面貌。该书将四部兵书汇总在一起，展开综合性、系统性的考察与研究，这样就能较为完整地认知西夏时期兵学发展与运用的总体状况、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动态的文化精神风貌。夏译兵书的现存文献为《孙子兵法三注》《黄石公三略》《六韬》与《将苑》四种，将同一性质的四种兵学典籍，置于一个系统中全面考察，使得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文本的差异并非完全是简单的版本异同和译文出入问题，其背后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变迁因素在起着指导引领和制约规范的作用，打上了深刻的时代文化精神烙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兵学经典中的经典，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代表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代谈兵之祖”的称号。因此，它受关注，被译为西夏文，广为流布，是非常正常的。《六韬》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军事学术体系的完备性与系统性，其所论述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国防建设思想，军事后勤方针等各个方面，从而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因此，其在西夏受到重视，合乎逻辑。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的确立时期，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满足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因此，《三略》一书中，言“政略”重于言“兵略”，讲“治兵”多于讲“用兵”。旧题诸葛亮所撰《将苑》一书，在性质上也与《三略》相近。这几部兵书为西夏人所关注，得以迻译为西夏文，当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大趋势相一致，这在兵书中则体现为治军管理、处理君将关系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心命题。《四库全书》共收录兵书20部，实为19部，因为《三略》收有两种，除《三略》白文本外，又有《三略直解》，这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近代编纂《曾胡治兵语录》，是言“治兵”，而非言“用兵”，一字之差，实具深意焉。西夏王朝的历史进程与中原王朝相同步，这样在所迻译兵书的遴选上，也一样体现出政略统辖兵略、治军优于用兵的时代特征与文化精神，并且在译文中也多少反映出这种特色。这也包括导致了其某些不应该有的误译。如《十一家注孙子·地形篇》“厚而不能使”句下，杜牧注“士卒可下而不可骄”，夏译文曲解为“军人己卑，不着懈怠心”，即士卒应该处在卑下的地位，服从将帅管理，不生懈怠之心，强调军人必须服从命令。这显然是对《孙子》原意的误读，但恰恰又是兵学文化重心变迁的折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四部夏译兵书的整合性研究，除了文献考据之学的自身意义之外，也具有见证中国古代兵学发展脉络与时代精神的特殊价值。
第三，为今天探究和再现唐宋时期兵书文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发。做好经典的研究，发掘经典中的思想，最基础性的工作是回归文本，对文本进行正确的释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相关经典的文本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李零先生形象描绘的“气体、液体、固体”“文本三态论”，观照于兵书文本演变问题，同样是成立的。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指出：“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明此所谓某氏某子者，即某人耳，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先秦两汉典籍汇编成书的这个基本属性，决定了当时的典籍文献包含有跨时代的内涵，乃是该家之学创始人及其门人弟子共同创作的产物，是这一学派在思想理论建树方面的共同结晶，即所谓“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这种状况，一直要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变，即“东汉以后人著书，皆手自编定，其称某子，乃其人自子之耳”。这大概是文本“气体”状态的普遍特点。因此，当时的著作多以单篇别行，这就是余氏所谓的“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司马迁称述庄子之著述，仅举《渔父》《马蹄》《胠箧》等篇名。董仲舒的著述，在《汉书》本传中亦列举为《竹林》《蕃露》《玉杯》等篇名，“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而以《春秋繁露》为书名，则是在进入文本“液体”状态的隋唐时期，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这反映在《孙子兵法》上，就是秦汉以及先秦，多以“十三篇”“兵法”相称，其普遍定名为《孙子》或《孙子兵法》，亦是在文本的“液体”状态时代。至于《六韬》《三略》文本的成型，则为时更晚，因此，《汉书·艺文志》等史籍并无《六韬》《三略》的著录，而文献中亦只有《太公·谋》《太公·言》《太公·兵》等记载。
由于具体资料匮乏，我们对自魏晋到隋唐的兵书文本演变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许多观点，严格地说只能算是推测之辞，有的历史书写，存在着勉强的成分。而这方面的遗憾，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夏译兵书的考察，可以得到必要的弥补。
具体地说，到了夏译汉籍兵书阶段，正是文本由“液体”向“固体”过渡的转型时期。即夏译兵书采用的底本，在古书的演变过程中处于“液体”状态，此时篇目已渐趋统一，但表述不同仍时有发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与汉文今本在内容上虽然有区别，但其实可以并存的异文。而《六韬》的文本成型较《孙子》更晚，邵鸿先生曾撰文分析《六韬》的整理定型一直延至宋代。所以，我们看到了夏译兵书《六韬》与今汉文本《六韬》之间在篇目上的差异。具体地说，就是西夏文《六韬》中的“虎韬”比汉文今本的12篇多出了两篇，名为《一战》和《攻城》，其所据汉文底本当是宋刊《武经七书》之前的某个古本。说明在当时，《六韬》的文本定型依然未彻底完成。
尤为重要的是，夏译兵书的整理与研究，对传统的文本考察与校勘，也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即首次大规模尝试借助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对汉文兵书加以研究，与传统的“以书校书”做法迥然不同，可以解决许多以往“校勘四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丰富传统校勘学的内容。
如《孙子兵法》，传统文本的两大源流是武经本与十一家注本。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后，又增加了竹简本系统，通称《孙子兵法》文本的三大系统。但如今在出土的夏译兵书底本面前，可知传统的有关孙子文本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是一个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三家注本”，它似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许可以与竹简本、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相提并论，号称“四大系统”。
由此可见，在夏译汉籍兵书的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相关兵学经典文本流传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文本的生成与定型的基本状况与内在规律得出更清晰的认识，同时进一步改善与丰富我们考察文本衍生的方法与手段。该书为此而做了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可谓功莫大焉！
第四，科学地归纳和揭示了夏译兵书的相关功能与文化价值。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具有重大贡献。作者将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将苑》等四种兵书的文本做了条分缕析考察，对它与其他版本中的文本差异现象和文本转译中的差异现象做出了精细的比勘对照，将夏译汉籍兵书所蕴含的校勘价值、辑佚价值、史料价值等内容，逐条逐句地加以归纳和总结，可谓提要钩玄，烛隐甄微，入木三分，新义迭呈，为相关兵学经典的正确释读与科学理解，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
相较于佶屈聱牙的《尚书》、“无达占”的《周易》、“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等经典，《孙子兵法》《六韬》《三略》等兵书的文字，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它们毕竟是先秦与两汉时期的作品，后世人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也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文字，貌似通达顺畅，但其实在释读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如《六韬》在体例上，本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之间的问答之辞，《六韬·虎韬》“军略”篇“三军用备，主将何忧”。古今注家多把这里“主将何忧”的“主将”视为名词，朱墉引《指归》曰：“三军既能水陆之器具尽备，而登高涉险之飞渡俱全，则无坚不破矣。主将又何忧虑其前途之阻塞哉?”今人译注本亦然，认为此句意谓如果上述器械全军都准备好了，主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受“主”字的影响，把后面的“将”理解为名词，解作“将领”。这样释读，虽能勉强可以，但很明显不合《六韬》的问对体例，未尽惬洽。所幸通过夏译《六韬》，我们得以纠正过去的误读，使多年的疑窦，一朝涣然冰释。据西夏文的译文，其义当为“三军此等俱全，则王有何忧恼”，表明夏译者所见底本为“王将何忧”，今本“主将何忧”的“主”当为“王”之误。而“将”字，也非名词，而为副词，义为“将要”。如此释读，才能真正恢复本相。
有的文字，过去的理解，似是而非，并未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如《孙子·军争篇》言“卷甲而趋”，对“卷甲”一词的解释，过去多望文生义，郢书燕说，称是卷起铠甲，扛在肩上，以便轻装快跑。这种说法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现凭借《孙子兵法三注》，才得以释疑与纠正，从而正本清源，原来所谓“卷甲”，乃是束卷起甲衣的下摆，以减轻两腿在行动时遇到的阻力，甩开大步向前。又如，《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这段文字，过去对其释读，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主张点断为“死，焉不得士人尽力”的（笔者也曾持这样的看法），有认为“死”字为衍文的，有认为“士”为发语词“夫”之讹的。如今，依赖《孙子兵法三注》，我们终于可以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了：夏译文显示二句误倒，即“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应为“士人尽力，死焉不得”；所谓“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士人尽力，死焉不得？”意思是说：“把部队投入无路可走的境地，死也不会败退。士兵竭尽全力，以死相拼，怎么会不取得胜利？”这样一来，原先释读上的障碍就自然可以消除了。这样的发明，全书乃以数十百计，不胜枚举。这应该说是该成果纯学术价值的最集中体现。
最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我二十余年前，关于孙子“伐交”本义的管见，通过《孙子兵法三注》，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我认为，“伐交”的本义并非博弈“外交”，而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作为整个战争实施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伐交”的次序和价值仅逊于“伐谋”而优于“伐兵”和“攻城”，即曹操所云“将合也”，梅尧臣所云“以威胜”。我的蠡测，看来并非无中生有，胡思乱想。据《孙子兵法三注·军争篇》所示，“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其中“豫交”，译文的字面义为“战力结合”，即并兵一处。曹注“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李注“知敌之情，必备其交矣”中的“交”，译文之义均为“力结合战”；杜注“言诸侯之谋，先须知之，然后可交兵合战”中的“交”，译文义亦为“军力结合”，大同小异，皆有“交兵”的含义，即采取军事手段，集结兵力，示威屈敌，看不出任何与诸侯结交，即采取外交手段的含义。西夏文的“伐交”“豫交”之说，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对“伐交”的看法，这于我而言，真是一个意外之喜，无任愉悦，不胜鼓舞。这不能不感谢彭向前教授所做出的努力。
拉拉杂杂谈了一些自己的学习心得，难免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甚至很有可能是穿凿附会，买椟还珠。敬祈向前教授不吝赐教，并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关注这部学术精品，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与传播。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