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7月的北京病房里，101岁的谢飞攥着侄子谢晋的手，指甲盖泛着淡粉——那是她晚年养成的习惯，总想着还能帮家里做点针线。最后一句话轻得像三角梅落瓣：“把我枕头下的党徽，寄回文昌党史办。”
刘少奇前妻谢飞：101岁终身未嫁，把一生嫁给革命，藏着文昌姑娘的硬骨头
2013年7月的北京病房里，101岁的谢飞攥着侄子谢晋的手，指甲盖泛着淡粉——那是她晚年养成的习惯，总想着还能帮家里做点针线。最后一句话轻得像三角梅落瓣：“把我枕头下的党徽，寄回文昌党史办。”
这位穿过长征草地、教过新中国第一批法律学生的老人，一辈子没嫁，却把“爱”字，写进了革命的每一寸土壤里。
1913年谢飞出生在文昌潭牛镇，爸爸挑着鱼担子走码头，妈妈在家织渔网到手指流血。她原名谢琼香，小时候蹲在码头帮妈妈理鱼干，看洋人的军舰开进清澜港，小拳头攥得鱼干都碎了：“我要打跑这些抢鱼的坏人！”
14岁那年，谢琼香偷偷跑到文昌县委。负责人问“怕不怕死？”她盯着墙上的镰刀锤子，咬着嘴唇说“怕，但更怕中国永远被人踩在脚下”。当晚她在党旗下宣誓，把名字改成“谢飞”——不是想飞黄腾达，是想“飞出去，把压迫者的天捅个窟窿”。
1934年冬天，谢飞跟着红一方面军踏上长征路。她是队伍里少有的海南姑娘，穿双破胶鞋，绑腿是用椰子壳纤维编的。1935年到贵州遵义，组织找她谈话：“刘少奇同志需要个伴，一起走后面的路。”没有花，没有酒，俩人在农舍的土炕上坐了半夜，刘少奇把自己的棉大衣披给她：“以后风大了，有我挡着。”
长征的路比文昌的台风天还难。过草地时谢飞染了伤寒，烧得迷迷糊糊喊“妈妈”。刘少奇背着她走了二十里，找到医生时自己膝盖都磨破了。谢飞醒过来摸他满是泥的手，哭着要下来，刘少奇笑着拍她后背：“我是书记，更该照顾战友。”
后来抗战爆发，谢飞去了延安学无线电，刘少奇在华北搞敌后根据地。俩人情分没断，可见面越来越难——谢飞在抗大教电报，刘少奇在晋察冀查敌情，有时候半年才通一封信。1940年秋天，谢飞去延安开会，俩人坐在枣园的石凳上，谢飞说：“我想继续读书，以后能为革命做更专的事。”刘少奇捏了捏她的手：“我支持你，革命不是搭伙过日子，是各自把路走宽。”
从那以后，他们成了最默契的战友。刘少奇写《论持久战》时，谢飞帮他抄稿子；谢飞搞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她寄情报线索。没人提过“离婚”俩字，只是慢慢把“我们”，变成了“你”和“我”。
1949年新中国成立，36岁的谢飞已经是华北局干部。有次去基层调研，看见农村妇女被欺负没处说理，她坐在田埂上抹眼泪：“我是学过革命的，怎么能让姐妹们再受委屈？”那天晚上她翻出压在箱底的旧课本，突然想：“我要去学法律，让穷人有法撑腰。”
39岁的谢飞，抱着铺盖卷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她是班里最大的学生，每天早上六点就蹲在图书馆门口等开门，占不到座就站在走廊里记笔记，钢笔尖磨秃了好几支。同学开玩笑叫她“谢铁人”，她笑着摇头：“我这是在补革命的课——以前拿枪，现在拿笔，一样要打胜仗。”
毕业时谢飞去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刑法。她带学生去少管所调研，跟失足青年挤在土炕上聊天，掏出从家里带的椰子糖：“我小时候也犯过错，偷拿家里的鱼干卖钱买书，后来明白，错了就要改，改了还是好孩子。”有个学生后来成了律师，说：“谢老师没骂过我们，可我这辈子都记得她眼睛里的光。”
谢飞终身未嫁。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指着窗台上的三角梅——那是文昌老家寄来的苗，现在已经爬满了阳台：“我有那么多‘孩子’，少管所的娃，政法学院的学生，还有那些找我咨询的妇女，他们喊我‘谢妈妈’，够了。”
晚年的谢飞住在复兴门的中组部宿舍，房间不大，却摆满了旧物：长征时的破胶鞋、刘少奇送她的钢笔、学生们寄来的判决书剪报。2000年她把长征日记捐给国家博物馆，日记里夹着一根刘少奇的头发——是她长征时捡的，用红布包着，备注写着“1935年遵义，老战友的纪念”。
2013年谢飞走了，享年101岁。遵照她的遗愿，骨灰一半撒在文昌清澜港，一半埋在国家博物馆的党史展厅旁。墓碑上没写“刘少奇前妻”，只刻着“谢飞，革命者，政法教育家”。
谢飞这一辈子，没穿过名牌，没住过大房子，没享受过“前妻”的特殊待遇。她把青春给了长征，把中年给了法律，把晚年给了学生。她不是没人爱，是把自己，嫁给了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让中国不再有被欺负的孩子，让穷人有法可依，让革命的火，一代一代传下去。
现在再看文昌的老榕树，风里还能听见谢飞小时候的声音：“我要做有用的人。”她做到了，用101年的时光，把“有用”两个字，刻进了中国的土地里。
文献来源：
1. 《谢飞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2. 《刘少奇与谢飞：革命战友的半世纪情谊》，《百年潮》2010年第3期；
3. 新华社《谢飞同志生平事迹》，2013年7月15日电；
4. 谢飞侄子谢晋口述，《文昌党史资料》2014年第2辑。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