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之际，观察者网从全球治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等多个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成就。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一，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努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
编者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之际，观察者网从全球治理、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等多个角度，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个领域的探索和成就。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一，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努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减少不平等的共同富裕之路。
本文选摘自国家行政出版社两位作者的新书《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第二章“共同富裕，避开不平等陷阱”，小标题有改动。
【文/文扬、高艳平】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创作《21世纪资本论》后，引发全球热议。这本书运用大数据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残酷现实。
以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为例，顶层1%富人的国民收入份额的变化曲线是一个巨大的U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富人的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份额仅有五分之一；到1950年，该比例减至不到原来的一半；但是，自1980年起，顶层1%的收入份额又一次大幅上升，并回到了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趋势。
经济发展是否惠及最广大人群，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是衡量一国发展是否成功、执政党是否可持续的重要指标。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次次突破思想窠臼，从模仿苏联“老大哥”发展模式，在扶贫解困、改善居民生活方面所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追求效率至上的前提下，一度出现基尼系数拉大的现象，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全国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不平等，让发展惠及更多老百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
2020年末，中国宣布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消除了极端贫困。据《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分析，过去约40年时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1%下降到2018年的0.3%，贫困人数减少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近75%，还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2012年至2020年）《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展报告（2023）》
更重要的是，中国消除不平等的实践并未停歇。2021年，中国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继续推进。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针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的“七大聚焦”中，第四条就是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减少贫困和消除不平等是全球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面临的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如何通过农业合作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精准扶贫和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战略，形成中国特色反贫困和消除不平等的实践，筑起中国特色社会安全网的历史脉络。这一历史脉络背后所展示的是，从模仿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后又再次突破日益流行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教条，不断探索、试错和调整发展路线的强烈的富民逻辑。
第一次突破：奠定社会主义基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在减贫方面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被充分理解和说明，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村收入性标准直到1986年才制定，联合国的贫困线都是按照收入和消费来衡量的，而用单纯的收入标准很难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减贫成果。
今天的人们对此已经有了共识，贫困是一个包含多维指标的概念，要在多维衡量体系中确定，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如此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通过办人民公社推行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全覆盖，以及建立基本社会保障网等，实质上都是广义上的扶贫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探索。【1】
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一些教训，但以上几个方面的成就，仍然为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中国减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和探索，至今仍然推动和引导着未来的发展。
1.农业合作化
与新中国建立过程同步开展的土地改革，使得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占总人口60%~70%）免费获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这一重要承诺的兑现，被称为最为根本的减贫政策。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也确立了农户家庭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一体化的农地制度。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当年总播种面积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了44.4%。与1949年相比，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44.83%，棉花产量增长了194%。【2】
然而，土地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再次集中和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有些地方很快出现了新的贫富分化的苗头。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口述记载：
1950年，山西省长治地区土地买卖现象之多，是历年来所没有的。据《晋东南武乡县农村考察报告》对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年两年，有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两倍乃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还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3】
为此，山西省委决定，10个村在原来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合作社，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作准备。
然而，这次探索引起了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争论。刘少奇认为，山西的农村合作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新中国需要10~15年的建设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没有国家工业化，没有拖拉机之前，是不能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他多次讲到，只有等到80%的农民有了三马一车一犁，才能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实行集体化，建立苏联式的集体农场。【4】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涉及当时革命老区农村或土地改革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最终说服了刘少奇、薄一波等党内高层，并肯定了山西的探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山西的初级社土地入股，地四劳六（土地分红占40%，劳动分红占60%），有公积金（集体收益），走集体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因素不断增加。毛泽东看到了这些，认为共产党不断扶持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就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并带动城市，过渡到社会主义。【5】
按照陶鲁笳的理解，毛泽东正是抓住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一条主线：小农经济发展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最终逼得农民走投无路，起来造反，推翻旧王朝，周而复始，没有出路。因此，通过农业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是毛泽东为实现共同富裕所倡导的一种实践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源上解决两千年小农经济历史周期率的方案。
而且，山西初级合作社的实践事实上取得了很有说服力的成绩。就在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前，即7月26日，陶鲁笳给毛泽东汇报说，山西合作社从1951年开始运行了四年半，已经有41%的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由于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遭到农民强烈反对，出现农业减产和死牛事件，毛泽东特意问起山西是否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陶鲁笳说：
1953年2242个社粮食总产比1952年增长27.6%，单产增长21.6%，比互助组单产高21.5%，比个体户高39%。1954年全省因灾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由1951年的184万头发展到1954年的213万头，年递增率为10%，其中骡马的递增率高达15%，适应了初级社添置新式马拉农具的需要。特别是，现在晋东南老区在1276个老社中，生产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38%，这就为下一步过渡到高级社创造了有利条件……【6】
听到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成就，毛泽东很高兴，并叮嘱山西要吸取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把合作社搞得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更好。在山西农业合作社成就的鼓励下，在1955年7月最后一天，毛泽东发布《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要求全国加快合作社的建设。至此，三年关于工业化优先，还是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举的争议也结束了。
不同于苏联革命起于城市，走了一条先工业机械化后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农村先天地成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突破口。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做法。【7】到1957年，农村初级社升为高级合作社，社员私有的土地无代价地转为集体所有；社员私有的耕畜、大中型农机具则按合理价格由社收买转为集体财产；社员劳动采取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个体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这项制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贯彻至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当前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尽管在实践中出现过各种问题，但构成了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一项抵御内外危机的安全屏障。
一些海外学者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得如此顺利，短短3年就能让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重新交出土地并将其收归集体所有，而且还能避免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情况？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超经济突破”这一有效模式。与苏联的情况大为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与中国的广大农民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并取得了无可替代的代表性，这一点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农民解放这一长期的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时中等富农占绝大多数不同，中国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农民，三分之二仍然处在赤贫状态，他们的土地绝大多数是土地改革得来的。因而农业集体化运动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土地、大型农机具和牲畜的个体占有，再次拉平了农民的收入差距，获益的仍然是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8】这既是共产党所描绘的集体化的美好前景，也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物质利益，尤其是对一些劳动力不够的脆弱家庭，农业集体化能够帮助它们抵御风险，对它们更为有利。
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里生动地描绘了农民加入高级合作社前后的情景：“高级合作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心情，‘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9】
吃饭这个经济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个政治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只有在中国的“超经济突破”实践中才可能发生。
2.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期间，农村纷纷实行小社并大社，实行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人民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成为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二为一的“政社合一”实体。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取消了社员退社的自由，并实行户籍制度以防止农村劳动力外流，因而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开始推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公共食堂）。1962年，宅基地所有权也确定为集体财产，使用权无偿分配给社员，一家一户。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一直维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之后的1984年。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被一些人视为毛泽东等革命家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回顾地看，若单纯考虑人民公社的经济效益方面，由于在微观激励机制和市场效率等多方面的严重缺陷，基本上是可以否定的。但是，不能据此完全否定这一制度在当时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无论如何，在1957—1982年这段时期，我国粮食和棉花总产量分别提高了81.8％和119.4％，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0％和4.0％，在同期人口增长57.2%的情况下，相应的人均粮食、棉花分别实现了15.6％、39.5％的增长，增长速度与其他农业国家相比是高水平的。【10】而除了农业产量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这种“公社-村-小队”三级体制所体现的超强的动员力量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治理模式，在中国人口众多、财力有限这一基本国情之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农村的水利建设、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有效供给，在中国中长期的共同富裕战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萧山人民围垦造地。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
事实上，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正是在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应运而生的。集体化的农村突破了个体农户的藩篱，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长期来看，是可以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1958年，水利部时任部长傅作义在《人民日报》的发文中指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畅谈农村中兴修水利的高潮。文章说，仅在1957年冬到1958年初的四个月时间里，就新开辟了灌溉面积约1.17亿亩。他作了个比较：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累计只开辟了2.3亿亩灌溉面积，所以那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1】这个比较，如今的人看着稍显夸张，但当时完成的灌溉面积是实打实的。
在政治运动的鼓动下，中国人民依靠群众智慧和集体力量，还创造了“长藤结瓜”等适合不同地形的水利化经验。比如，南方各省雨水虽然较多，但是在合作化以前，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条件下，塘坝水源不能互相调剂，多数抗旱能力很低。若几十天不下雨，有的塘坝就干涸了。现在云南、贵州、湖北等地，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创造了“长藤结瓜”的经验，根据地形条件，把渠道和水塘联结起来，水源统一调配，以有余补不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灌溉系统，节约了水量，扩大了灌溉面积，大大提高了抗旱能力。【12】
在提供低成本普惠性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服务方面，人民公社成就卓著。比如，基础教育方面形成了大队办小学、公社办初中、区委会办高中的教育格局；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学龄儿童入学率从1949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97.1%，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从1957年的44.2%上升至1976年的94.2%，1949年文盲率高达80%，但到了1978年，已经下降至22%。【13】
医疗卫生方面，人民公社靠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消灭和控制住了多种传染病和流行病，普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新中国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创设了一套中国特色的农村卫生保健模式，其中包括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以区人民医院为中心、以公社卫生院为纽带、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担负小病诊治和防疫检疫。赤脚医生队伍由经过选拔培训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为农民提供初级卫生服务。
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负责辖区村民卫生医疗，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基础医疗服务，覆盖率达到90%以上，惠及85%以上的农村人口。【14】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套医疗卫生体系可以说成效巨大，最主要的一个体现指标是，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由1960年的43.7岁提高到1978年的65.9岁，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的罕见的成就（见表2-1）。【15】
表2-1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1960—1980年）(单位：岁）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以人民公社为依托，农村还普遍建立了以集体保障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保障体系，基本形式包括救灾、“五保”供养和困难户救助。以“五保”供养为例，“五保”供养是针对缺乏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农户和伤残军人，在生产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提供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子女教育）与保葬五类救助制度，使他们生老死葬都有指靠。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供养的人口有519万人，敬老院达到15万所，收养300余万人。【16】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农村极端贫困的发生。“五保”供养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救济制度的一部分。
3.未竟的富民事业
无论是土地改革、发展初级合作社，还是建立人民公社，共和国的缔造者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确保自己不脱离亲贫、益贫的发展路线，一直希冀通过更纯粹、更大规模的公有制形式来谋求社会的大同，实现人人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共同富裕的倡议被频频提及。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7】。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他说这样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他说苏联的模式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则要做到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18】
然而，面对长期的外部封锁及安全威胁，“都必须兼顾，都不能只顾一头”的理想总是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压力。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约30年里，中国的农民合作化运动始终没有跳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大框架。【19】农业的发展在大部分时间里让位于工业化和保家卫国的强国目标，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也因此以重积累和压消费为原则，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一个独立自主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但始终未能解决6亿人自己的温饱问题。【20】
20世纪70年代末薛暮桥曾指出：“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农民所提供的税金只占百分之十以下，工业所提供的税金和利润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似乎工人向国家提供的积累很多，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很少，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农民所提供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不等价交换转移到工业中去实现，计算到工人的积累里面去了。实际上农民所提供的积累，在财政收入中至少占三分之一。”【21】
尽管从整个时间段上看，中国的农业在总量和人均上都实现了增长，但由于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仍然处于贫困之中（见表2-2）。李小云等引用营养摄入量来衡量，1954—1977年农民每日热量的摄入量没有稳定达到每日2100千卡的最低热量标准（见表2-3）。光梅红根据史料研究人民公社时期大寨社员的生活水平，发现1966年山西昔阳县农民人均日摄入热量为1611千卡，1975年为2360千卡，可见集体化时期的农民长期处于较低生活水平。【22】
表2-2 中国农民收入和消费变化（1952—1978年）【23】
表2-3 农民每日营养摄入量表（1954— 1978年）【23】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一代人经过艰苦卓绝努力，将社会主义的基业打了下来，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开始起步，但富民的伟大目标远远未能实现，新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后面几代中国领导人肩上。
第二次突破：不平衡的繁荣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估算，中国生活在每天1.9美元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88.3%下降到了当年的1.85%。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8亿人脱贫，是中国富民政策贯彻得最彻底、最成功的时间段。通过发展经济，中国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再通过世上罕见的脱贫攻坚战，以及取消农业税、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等措施，实现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脱贫。
很多人会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答案是：激励机制和市场效率。中国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再通过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调动村中能人、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步步分阶段、由点及面地激活各地市场，下活了改革富民这盘棋。
1.小岗村的“官司”
改革亲历者、广东原主管农村工作的杜瑞芝在2008年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上曾一语道破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改革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皮！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也不行。”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约30年更多是一场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那么，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则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对于中国高层决策者来说，若要产生上下左右的互动，思想解放是主线。几亿人饿肚子，用新的政治话语说，是人民的生存权出现了问题；对执政党而言，是信任危机的问题，事关生死存亡。
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4】他所说的“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指的就是当时束缚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禁锢。
赵树凯教授记述了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改革中一些有趣的细节。1980年1月24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小岗村考察之后，“顶风作案”的村队长严俊昌吓得两腿直打哆嗦。令他没想到的是，万里给了小岗村农民一颗定心丸：“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来跟他去打。”【25】
突破意识形态禁锢并非轻而易举，如万里所料，在那之后，他为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合法化打了三年“官司”。没多久，某位国家农委的老领导去安徽考察，回来就和万里发生了争论。他认为包干到户不宜推广，因为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万里说：“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人民）群众！”【26】在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下，社会主义和吃饱肚子竟然成为不能相容的两个概念。由此我们才能体会出邓小平后来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7】的分量有多重。
不久后，万里调任中央任书记处书记，担任副总理，主管农业工作。这也直接导致了小岗村的“密谋事件”传到了中央决策中枢，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性事件。这一转折性事件的唯一物证如今成了博物馆中关于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文物，即一张写在香烟盒纸上带着红手印、包含着错别字的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的生死契约
从地方到中央，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延续了3年。直到1982年的元旦，中共中央才连续5年发出5个“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劳动工分制和计件制度中的“监督和计算问”，农户生产的粮食可以交够国家和集体的粮食之后，剩余的归自己，每个农户事实上成为“剩余索取者”，因而劳动积极性与报酬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28】正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激励作用，包产到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铺开。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1979年，仅有1%的农村地区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到了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9%。这种基于底层农民生存逻辑的简单创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发展的效率。【29】按照住户调查材料，1985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私人住房、现金和储蓄、余粮等项总额为3812.77元，推算当年全国农户总资产在7000亿元以上。按相同口径计算已经比1981年增长了1.68倍，年均增长27.37%。【30】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了1985年的397.6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9%，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按照中国政府1985年确定的贫困标准（1978年人均纯收入100元）测算，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7%，贫困人口规模为2.5亿人，到1985年，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了1.25亿人。【31】
包田到户并非安徽小岗村的创举，1956年高级合作化正在铺开之时，有的基层干部就察觉到农民生产缺乏激励机制的问题，当时的浙江省永嘉县县委书记李云河就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有的农村地区饥荒严重，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就承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以此获得土地的经营权。1961年，饥荒重灾区之一的安徽省一度有85.4%的生产队施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但最终被戴上“单干风”的帽子，受到批判。【32】
20多年后，时势逆转，包产到户得到政策支持。20世纪80年代参与了中国诸多重大农业政策文件起草的周其仁，借用自由市场经济学中罗纳德·H.科斯的“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理论，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释为“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他认为这种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自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法律保护（2002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方面，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因而“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33】。
这只是事后的“经济学”理论说明，而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做法，并不是从一种本本主义又跳到了另一种本本主义。他们只是一边尊重了农民的简单生存逻辑——分田，另一边又坚持了土地国有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采取了比任何转轨制国家都更加符合实际的改革策略，在大大刺激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又保证了社会主义红旗不倒、基业不垮，让中国这艘巨轮能够高速前行而不脱轨。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事业，一个通过“超经济突破”完成的发展战略。
2.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34】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激励政策之后，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种“先富论”摆脱了将共同富裕误解为结果平等的“同步富裕”这一认识误区，强调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基于人有能力高下和术业有专攻及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允许有人先富，让勤劳致富变得合理合法，让先富的示范榜样作用激励后富，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对当时刚刚从“吃大锅饭”的体制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新的理念解开了精神枷锁，大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当年安徽芜湖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便是大家耳熟能详先富起来的代表人物之一。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35】这是邓小平在1992年第二次点名保护年广九。2005年，本书作者曾到安徽芜湖和郑州两地采访年广九，发现这位很懂生意经的“傻子”，将邓小平的话印在了自己的名片、“傻子瓜子”包装袋等很多地方。
年广九生于1940年，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跟随父母摆摊叫卖水果。但是后来，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3年他因为贩卖板栗入狱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年广九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批斗，再度坐牢。1972年他改行炒瓜子，其间教会他炒瓜子的熊师傅因“违法摆摊”，在被当地工商管理人员追逃的时候，一口气喘不上来，气绝身亡。即便是偷偷摸摸做生意，1973—1976年，年广九就赚到了100万元，可谓新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了。
年广久
《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的前身）安徽站记者杨其广曾回顾了“傻子瓜子”在被邓小平点名前的细节。1982年6月，国务院总理对《中国财贸报》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报道作出批示，并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对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要取消；另一种认为，这些事给我们以启示，这样会经营的人才，为什么30年来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条路子：既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能克服消极的方面？”
最后，根据总理的批示，安徽省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得出的意见是：年广九确实有技术专长，又肯吃苦耐劳。他的瓜子质量好，得到群众好评，这些积极作用应该受到保护，但是有些问题一时拿不准，可以先看看，先不急于处理。【36】就这样，“傻子瓜子”越做越大，至1982年底，雇工已经达到了46个，一时间，“暴发户”“新型资本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这才有了邓小平1984年的点评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37】
与中央从政策上鼓励先富同步，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渐放开，中国改革重点开始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国亿万国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业致富热情，经商潮、下海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西向东，从北向南，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候鸟潮。
这场规模空前、轰轰烈烈的“人口迁徙”，正是中国减贫运动的生动写照。根据2004年对农民工的调查，到了2003年，样本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为984元，年平均打工9.5个月，年均收入9253元，其中4694元寄回了农村老家，占打工收入的50.7%，这些汇款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起了重要作用。【38】
3.贫富分化之辩
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增长，成为中国减贫运动的最大动力。1989—2013年，中国的总贫困率下降了54.78%，其中经济增长贡献了55.75%。
如果将这24年分成两个时期，1989—2006年这17年间，经济增长贡献47.5%，但与此同时，不平等的恶化贡献了-1.63%。【39】改革开放政策确保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可以靠勤劳和智慧改善生活，但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1世纪之初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尤甚。
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的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只有1.86∶1，到2002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11∶1，如果把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计算在内，二者的比例或将高达7∶1。【40】若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根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测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开始高于0.5。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包括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等，仅从基尼系数这一指标看，世纪之初，中国已朝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迈进了。【41】即便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收入差距也呈现日益扩大的势头，到2008—2009年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42】
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是正常的，正如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所希望的，这种差距能够从正面刺激人们致富的欲望，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但是，如果贫富分化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相关联，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有关贫富差距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也席卷了舆论界、学术圈和决策者的议事厅，议题包括贫富分化的程度、产生的原因，进一步深入研究“公平与效率谁优先”问题，以及“先富是否真的带动了后富”等深层次的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肯定了效率的首要地位，随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理念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党的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思想不断突破和创新的必然结果。【43】
通俗地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将“做大蛋糕”放在首位，“分好蛋糕”放在第二位。按照这一概念的首提者——时任中央党校研究员的周为民和卢中原的初衷，是在保证最必要的公平程度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社会经济效率，是改革开放之初为配合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之历史任务决定的。【44】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垄断行业的高利润、权钱交易、部分高收入人群“为富不仁”等社会不公现象，已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滋生蔓延，如再不特别关注社会公平，必然破坏和谐社会的建立，甚至威胁社会稳定。由此可见，即使是被经济学家普遍当作经济问题分析研究的贫富分化问题，在中国也绝不可能被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来处理，它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也需要通过“超经济突破”加以解决。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认为，“一个经济社会不仅仅只追求效率……一个经济社会或许会作出选择，改变自由放任的均衡，以便增进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或公正性”【45】。而且，经济学“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46】。但是，为什么中国在不平等问题上可以通过“超经济突破”的综合手段不断改善，而西方国家则束手无策呢？到底是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上的问题？
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的说法。2005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再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党中央还推出了一系列保护中低收入人群利益、保证社会公平以扭转贫富差距拉大趋势的措施。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
2006年1月1日宣布彻底废除农业税，全国农民每年减负1000多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这一举措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最具标杆性意义的惠民措施。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2003年中国试点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从2016年开始推动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合二为一，截至2021年9月《“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颁布时，已经建立起了覆盖13.6亿人（覆盖率95%以上）的基本医保体系，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稳定在70%~80%。
第三次突破：走向共同富裕
民富国强的奋斗目标，虽然可以用经济指标加以衡量和表示，但从根本上讲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一项事业。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先富带动后富的时候，就预料到了贫富差距的发生。1985年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47】1990年，他再次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4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中，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下效率和公平不可兼得，发展和收入分配必将遵守涓滴效应，即只要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增长收益会“涓滴”到中低收入人群当中，自动减少贫困。
另外，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差距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扩大，但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时，贫富差距自然会出现下降趋势。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财政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借助市场手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才更有效。【49】他们强调，如果过度强调收入平等，必然导致社会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以及经济的停滞不前。
然而，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一些学者用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在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西方国家，贫富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拉大。不需要很多的经济学理论知识也可明白其中的道理：通过自由市场将蛋糕做大固然重要，为蛋糕的分配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果不能公平公正地分配蛋糕，继续任由市场调节，资本的一方必然相对于劳动的一方占有越来越多的优势，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社会危机也必然快速逼近，政府对此不可能无所作为。而只有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也有助于蛋糕的进一步做大。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并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但的确需要突破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范式，回归常识理性。
2020年，云南景洪市委政法委组织“扶贫帮困春节献爱心送温暖捐赠活动” 云南景洪长安网
自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国家级的扶贫机构开始，有目的、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全面展开。2011年以前，扶贫工作主要是以区域开发式扶贫为主的、兼顾贫困群体的开发治理模式展开。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主要针对12个西部省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等。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2013年以来启动的精准扶贫，正是中国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局面之下开展的根除绝对贫困的一场攻坚战。中国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省、地级市、县、乡镇、村五级书记挂帅的管理机制，并累计派出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干部下乡扶贫，精准帮扶9899万贫困人口。截至2021年，8年来的扶贫规模、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中国消除不平等的努力有目共睹。以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衡量，该指标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2021年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50】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实施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以往的农村反哺城市或者城市反哺农村不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城乡融合，到2035年，实现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目标。
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在福建的对口援建下摆脱贫困是“共同富裕”的典型案例，上图为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后的电视剧《山海情》阿拉伯语版剧照。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还包含了远超经济含义的其他方面的意义。中国之所以在抗击内外危机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韧性，不会轻易发生社会混乱，是因为在中国，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长期发挥着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农民被赋予的集体土地和宅基地，经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近年来的土地确权等政策变迁，使用权始终在农民手上，仍然可作为农民防范危机的屏障。这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安排，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即使实行了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中国也没有出现大量城市贫民窟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多个拉美国家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实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希望达到快速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正是这种“福利赶超”，导致了增长停滞、财政赤字、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使经济掉入“陷阱”。【51】
类似于拉美国家的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依然存在。但是，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重要论断，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就曾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5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新目标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贯穿于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持久目标和伟大事业，需要通过不断进行的“超经济突破”向前推进。
这不仅是中国的事业，在全球不平等还在加剧的当下，一直在积极探索中的中国共同富裕方案，越来越凸显出它的世界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文扬、高艳平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注释：
【1】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2】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1—62 页。
【3】《陶鲁笳：建国关于建立农村合作社的高层争论》，http://www.reformdata.org/2009/0813/ 12717.shtml。
【4】同上。
【5】马社香：《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陶鲁笳访谈录》，《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
【6】 《陶鲁笳：建国关于建立农村合作社的高层争论》，http://www.reformdata.org/2009/0813/12717.shtml。
【7】 赵金鹏：《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不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翻版——与王前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8】 莫里斯· 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177页。
【9】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10】房小捷：《从农业剩余提取角度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 3 期。
【11】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人民日报》1958 年2月7日。
【12】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人民日报》1958 年 2 月 7 日。
【13】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14】 李有学：《集体化供给的试验样本：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服务供给》，《行政科学论坛》2021 年第 9 期。
【15】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16】 谢冬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分析》，《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17】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2 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31 页。
【19】 郑明：《中国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兼与王前、赵金鹏商榷》，《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20】 房小捷：《从农业剩余提取角度看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年第 3 期。
【21】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5 页。
【22】光梅红：《集体化时期农民生活水平研究——以昔阳大寨村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23】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2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143 页。
【25】赵树凯：《小岗故事考究》，《中国发展观察》2018 年第 11 期。
【26】 张军：《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54 页。
【2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6 页。
【28】 张军：《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4、54 页。
【29】 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No.1（1992）：34-51.
【30】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6 页。
【31】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0 期。
【32】 魏众：《从“责任田”实践到家庭承包制——基于安徽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33】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13 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 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1 页。
【36】 杨其广：《萌芽时的“傻子瓜子”》，《中国金融家》2015 年第 4 期。
【3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1 页。
【38】王小鲁：《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1 页。
【39】张军、王永钦主编《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15 页。
【40】 吴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乡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学术月刊》2018 年第 4 期。
【41】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42】 李强：《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特征与趋势》，《河北学刊》2021年第5期。
【43】 权衡等：《中国收入分配改革 40 年：经验、理论与展望》，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第 204 页。
【44】 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 1986年第 2 期。
【45】 保罗 · 萨缪尔森、威廉 ·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2 页。
【46】 保罗 ·萨缪尔森、威廉 ·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蔡琛等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 页。
【4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111 页。
【48】 同上书，第 364 页。
【49】 张维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8271. html。
【50】《〈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https://www.baiyin.gov.cn/stjj/fdzdgknr/xwfbh/art/2022/art_a70b4746eb364ffeb0f645fa86c712d4.html。
【51】 樊纲、张晓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拉美的教训》，《管理世界》2008 第 9 期。
【5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16 页。
来源：打工人加油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