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属群体的大多数政治生活，既不存于对有权者所采取的公然的集体反抗之中，也不存于对霸权的完全屈从之中，而是位于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广阔领域。于是，在这两极之间的那块领域的地图上并未发生什么风险，似乎就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这块领域上，前台呈现的都只是信服的（但也

用弯曲的棍子去抗击笔直的鞭子。

—— 牙买加黑人的谚语

从 属群体的大多数政治生活，既不存于对有权者所采取的公然的集体反抗之中，也不存于对霸权的完全屈从之中，而是位于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的广阔领域。于是，在这两极之间的那块领域的地图上并未发生什么风险，似乎就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在这块领域上，前台呈现的都只是信服的（但也许是假装的）表演，后台则是相对不受抑制的潜隐剧本。但这种印象或许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本章的目的便是直接关注从属群体为了使其抵抗迂回地潜入公开剧本之中，而以各种伪装方式所采取的灵活策略。

如果说从属群体经常会获得敏锐精明这样的名声的话（支配者经常将敏锐精明视为狡猾和欺诈），那这肯定也是因为他们的脆弱无力使其难以获得诸如公开抗拒这样的奢侈机会。无权者的自我控制和间接迂回，跟有权者较少受到抑制的直来直去和直截了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贵族的决斗传统和黑人等从属群体所必须经历的训练，从属者必须学会在遭受侮辱时保持自我克制。在美国年轻黑人男性的“对骂”或“肮脏的对骂”这种传统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对自我控制的训练。对骂双方以押韵的方式相互侮辱对方的家人；决不因此而发怒和打架的人将最终胜出，但为了赢得这场纯粹的言语决斗，他们需要事先想出最为聪明的侮辱性话语。贵族被训练得会为了任何言语侮辱而发动生死决斗，而无权者却被训练得去承受各种侮辱，不可以采取身体性报复行为。正如劳伦斯·莱文（ Lawrence Levine ）所指出的，“对骂是一种教导和磨练机制，可使他们获得控制情感和愤怒的能力，这是他们为了生存所必须掌握的一种能力。”有证据表明，很多从属群体都发展出了类似的侮辱仪式，在这些仪式中，失去自我控制便意味着失败。

通过这种仪式训练而获得的言语灵巧性，不仅可使易受伤害的弱势群体控制住他们的愤怒，而且可使他们在公开剧本之内运用某种有尊严的和自我肯认性的含蓄话语。要完整地概述这块语义模糊、界限不定的领地上所发生的各种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许需要一种有关 支配之下发声 （ voice under domination ）的详尽理论。在此，对支配之下的发声进行全面分析虽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是如何以伪装掩饰、箴默不语、隐晦含蓄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抵抗的。

在这块政治空间上大肆横行的这种未曾公开宣告出来的意识形态游击战，将使我们进入由流言蜚语、闲言碎语、伪装掩饰、言语哄骗、象征隐喻、迂回委婉、民间传说、仪式姿态、匿名身份所构成的世界之中。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这里没有任何直来直去；从属群体的权力现实意味着他们的多数政治行动都需要进行精确地阐释，因此他们是故意以隐秘的、含糊的方式来做出这些行动的。在当前的各种制度化民主规范得以发展成熟之前，政治冲突（除反叛之外）的这种模糊不清的领域，便是公开话语得以表达的场所。对于当今世界上的很多从属者来说，这种状况依然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说，公民权最多也不过是某种乌托邦式的渴望。于是，在描述南非图族人与众不同的基督教信念及其实践时，简·科马罗夫将其视为不言而喻的既定事实，“这种反抗必然会采取隐蔽的、加密的方式”。直到 18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才指出，压制会阻止下层阶级的政治表述；相反，“人们对于政治同情的表达经常都是拐弯抹角的和象征性的，因为实在过于模糊不清，以至于不会招致告发和迫害”。我仍然需要做的工作是，详细说明极为不利的从属群体究竟是运用何种技巧，使其异议和自我肯认秘密渗入公开剧本之中的。

受权刊发，节选自《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第六章，[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王佳鹏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我相信，通过辨识无权者在潜隐剧本之外的不安全领域中所必须采用的那些伪装技巧，我们将能够看清无权者跟有权者在公开剧本中所展开的某种政治对话。如果这个认识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历史上很多重要从属群体的潜隐剧本对任何实践目的而言都是无法恢复的这一点，将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通常可以发现的是，这些潜隐剧本被以箴默不语或隐晦含蓄的方式引入了公开剧本之中。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有关正义和尊严的某种奇怪的意识形态争论，在这种争论中，权力关系导致从属者一方存在着严重的言语障碍。如果我们想要听到从属者在对话中的发声，我们将不得不去学习他们的方言和密语。总之，要重新找回这种话语，我们就需要去把握政治伪装的艺术。正是带着这一目的，我将首先检视最基本的或初级的伪装技巧：匿名身份、迂回委婉和我称之为发牢骚的技巧。然后，我将讨论各种更为复杂的、文化上也更为精致的伪装方式，这些伪装方式主要存在于口头文化、民间故事、符号性颠倒以及诸如狂欢等逆转仪式之中。

就像因为将遭受到严格审查而做事谨慎小心的反对派报纸编辑一样，从属群体也必须找到某些方式让其信息得以顺利流通，同时又使其看似符合法律规定。这就需要他们具有某种试验性的精神和能力，去检测和利用他们有机会把握的所有漏洞、歧义、沉默和过失。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始终绷紧一根弦，厘清什么事是权威不得不允许或不能阻止的。这意味着在其所处的政治秩序中划出他们自己的某种缥缈朦胧的公开政治生活，而这种政治秩序在原则上是完全禁止这种生活的，除非源自上层的精心安排。下面，我们将简要地探讨一些重要的伪装和隐藏技巧，并讨论如何解读它们。

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这些技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使信息得到伪装的技巧，另一类是使信息发出者得到伪装的技巧。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照，比如，一方面，一名奴隶说“遵命，主人！”时的语气可能会含有轻微的讽刺意味；另一方面，当他可以匿名表达时，他会将其怒火直接喷到该主人身上。在第一种情况时，从属者是以实名身份采取行动的，但其行动的含义可能十分模糊，以至于权威者不能采取任何惩罚行动。在第二种情况下，威胁实在是太清晰不过了，但做出威胁的责任人是隐藏其身份的。当然，信息和信息发出者可以同时被伪装起来，比如，在狂欢时，戴着面具的农民会以隐秘却颇具威胁性的方式辱骂某位贵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信息发出者和他发出的信息都被公开披露出来的话，那我们便进入了直接对抗的领域（甚至或许是叛乱）。

严格地讲，各种实际隐藏方式仅仅受到从属者想象力的限制。但是，当政治环境极具威胁和极为专制之时，潜隐剧本各要素及其承载者若要成功侵入公开剧本中去的话，则可能需要提高其伪装和掩饰的程度。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各种伪装方式的创造都依赖于灵活而精准地把握好那些被操纵的意义符码。无论怎样高度评价这种操纵的微妙意涵，都是不足为过的。

有关东欧的两个当代的例子可以说明，当夸张的服从和完美的日常行为被一般化与符码化之后，如何构成了相对安全的抵抗形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于自己在关押政治犯的劳改营中度过的时光（稍微掩饰性地）进行自传性叙述时，描述了劳改营看守们（正是他们组织了这场比赛）跟囚犯们之间所展开的一场接力赛。囚犯们深知看守们希望他们失败，于是，他们故意输掉比赛，但同时又以微妙的姿势展现出了其精力的充沛，由此而表达了他们对于比赛成绩的唾弃。他们通过将其服从行为夸张到嘲弄的程度，而公开展现出了他们对于比赛程序的蔑视，同时又使看守们难以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的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符号性胜利，却具有实实在在的政治效果。正如昆德拉所指出的，“对于接力赛的善意破坏，强化了我们的团结感，使我们一起活动了一阵子”。

第二个是关于波兰的例子，这个例子的人数更多，也更有计划性。 1983 年，随着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Wojciech Jaruzelski ）将军宣布了针对团结工会的戒严令，罗兹市的工团支持者们便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谨慎抗议方式。他们决定，为了展现出他们对于官方电视新闻背后之谎言的轻蔑，他们所有人都将在新闻广播时间出门进行一场日常散步，戴上他们的帽子，将帽檐扭到脑后。很快，城里的其他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当然，体制内的官员们也都知道这种集体散步的目的，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了体制反对者的某种强大有力而又鼓舞人心的符号。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出门散步并不是非法的，即使是人数众多并且带有某种明显政治目的的散步。通过操纵向他们所敞开的某种日常活动领域并赋予其政治意义，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展现”出了他们对于体制的不满，他们的这种展现方式使体制当局难以采取压制措施。

来源：趣闻捕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