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讲座伊始，主持人李零教授简要介绍了罗泰教授以及他即将出版的新作《六府孔修》。本次讲座部分内容即与此书相关，体现了罗泰教授对考古学新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秋日生活打卡季#讲座伊始，主持人李零教授简要介绍了罗泰教授以及他即将出版的新作《六府孔修》。本次讲座部分内容即与此书相关，体现了罗泰教授对考古学新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罗泰教授首先说明《六府孔修》的主旨，即通过梳理相关考古材料，讨论中国从公元前1000年至秦统一这一时段内的经济变化。本次讲座可以看作对新作讨论问题的延伸。
罗泰教授指出，欧亚大陆之间的交往，并非如同浪漫想象那样开阔畅通。在考察经济文化交流之前，应当明确作为限制或障碍的因素。就本讲而言，则应注意战国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与北方地区间的领土边界，这些“境界”（boundary）构成了当时跨文化交流的背景。在此背景下，这一时段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现象更加丰富，其原因值得探究。
罗泰教授在讲座中
童恩正先生曾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论证了从中国东北到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不过，应当将中原地区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相区别，后者与横跨东西的欧亚草原关系更为密切。国际上关注丝绸之路的学者例如日本学者间野英二即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未必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早期的日常文化交流更可能在同经度的南北地区间发生，偶尔才存在直接跨越东西的远距离贸易。罗泰教授则进一步强调，新疆北部—西伯利亚—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的“原始丝绸之路”与汉武帝之后形成的“丝绸之路”概念不同，需要在研究中明确区别。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可能是最靠东的南北文化交流区，但并非唯一一条通道。
在秦统一之前，欧亚草原地带存在人群定期集合的“纪念碑”（monumental）性质的地点（如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但缺乏作为贸易中心的大型城市，当时游牧民族、半农半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贸易交流模式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学学者如迈克尔·弗拉切蒂（Michael Frachetti）关于游牧民族贸易方式的研究，以及历史学者如文欣近年对于中古中国道路系统与跨文化交往的研究，都可以提供新的思路。
三道海子遗址鹿石
图引自《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
罗泰教授由此引入对早期中国交通考古的讨论。他指出，战国时期开始，强大的地方政权具有在一定区域内建设完善交通道路与附属设施的能力，从考古材料上看，齐国都城临淄已经具有复杂的城内道路与功能分区。而管理松散、资源调配能力较弱的政权则无法完成。此外，现有考古工作已积累较多城市内部道路遗迹的发现，但是在都城之间松散的道路则难以探寻。通过其他材料或可间接对这一“未发现”进行讨论。日本学者江村治树对战国时期不同货币的分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如大刀只在齐国境内发现，三晋和燕的钱币则在草原地区也有发现，这一观察也可以为复原当时的都市交流与交通网络提供参考。
在中外道路考古研究对比上，当前中国早至新石器时期如平粮台遗址已有车辙等道路相关的遗迹发现，但总的来说，“道路”本身尚未成为核心关注话题。这与西方传统有所不同。以罗马考古为例，针对道路遗迹的研究从17世纪已经开始，依托古代文献记录与大量发掘成果，学界对罗马帝国境内道路修建形制、规格与交通网络均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些研究思路与发现或可为中国同期道路研究提供参考。罗马帝国行省范围内修建的道路虽会结合地方环境略有调整，但规格与建造标准始终遵循统一要求。同时，罗马道路往往不以地形作为首要建设考量，与现代道路走向、位置并不重合。秦直道等早期道路网络可能也存在类似的特征。
事实上，早期中国交通网络可依托文献资料进行复原。目前部分地区已发现秦代道路遗存，后续仍有大量深入工作可开展。其中，黄晓芬、张在明所著《秦直道研究》即初步梳理了秦直道的建造规格与技术，为秦代高等级道路研究打下基础。先秦秦汉时期的栈道亦具有探索的空间。如重庆巫溪大宁河流域盐业考古调查所见栈道不仅是跨秦岭等复杂地形的交通通道，部分还整合了盐业运输卤水的管道，兼具交通与资源运输功能，是研究早期科技史、工程史的重要材料。再如鄂君启节等出土文字材料，则为复原特定区域内主要运输路线提供直接依据，未来可围绕其所涉区域进一步开展考古调查与研究。罗泰教授强调，除陆上交通外，水路也应当是沟通各经济中心的重要方式，需通过进一步对如码头设施、沉船、水渠、造船厂等商周时期“未发现”遗迹展开探索。
重庆巫溪大宁盐场遗址三车间发掘区全集（由南向北）
图引用自《盐业史研究》2024年第4期
安徽博物院藏“鄂君启节”
交通工具考古同样重要。以往的车辆发现多为墓葬、祭祀遗迹中出土，其核心用途指向战争，而非贸易或经济活动。罗泰教授认为，战车的形制仍可为当时主要交通工具提供参考。他对比山西闻喜酒务头与河南伊川徐阳所出车马，发现二者轮距差异较大。秦始皇陵祔葬铜车马模型轮距亦彼此不同。不同时期、国别战车的轮距，可能指向系统性的地域与时代差异，也可能与商周乃至秦汉的道路规格相关。
牛力交通工具车在先秦秦汉少有实物发现。湖北荆门严仓出土战国漆棺是目前发现最早描绘牛车的实物资料之一。此外，凤翔八旗屯秦墓曾出土陶牛车模型，但木质车身未能保存。上海博物馆藏牺尊年代相对更早，其牛鼻刻画穿孔，这一细节或可佐证当时牛已被用作助力运输与生产的役用牲畜。总体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牛车在先秦时期的各类文献与遗存中较为少见，商周青铜器铭文中仅一例可能与牛车相关，现有考古发现中也鲜有牛车实物。罗泰教授认为，这一“未发现”或因相关遗存保存较差，也可能与考古工作主要区域的选择有关。现有发掘工作多数以城市为中心，基层聚落可能会有更多遗存。
荆门严仓M1内棺彩绘摹写
图引用自《考古》2024年第6期
最后，罗泰教授回归到欧亚大陆东西交流的论题。他指出，与远距离交流相关的文化现象，在周秦时代大为增加。在“前丝绸之路”（pre-“Silk Road”）时期，这一双向交流涵盖多个领域，且呈现出显著的方向不均衡特征。在罗泰教授看来，从文明交流的成果数量与重要性来看，西方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层面向东方的传播，在规模与影响力上均显著超出东方对西方的传播。但这一结论仍需未来通过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验证，或对现有发现进行重新梳理。
先秦时期，从南方的楚国经重庆平原至北方阿尔泰草原沿线传播的实物遗存，目前仅发现少量的丝织品与铜镜。此外，先秦时期欧亚大陆东方向西方传播的实物证据几乎不存，而这并非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以丝织品为例，从丰富的文献记载可知，至晚在公元前六世纪，来自东方的丝织品在环地中海地区已广泛传播，得到接受和重视，可能由于有机质保存不佳等原因，难以通过考古工作大规模发现。反之，战国晚期亦有从西方间接传播进中国内地的奢侈品，如西汉高等级墓葬中作为古物（antique）埋葬的一批裂瓣纹银豆，其文化源头可追溯至印度、伊朗乃至欧亚大陆西部。
山东淄博市窝托村西汉齐王墓出土裂瓣纹银豆
图引自《文物》2014年第9期
在大陆中部，中华文明腹地邻近的半农半牧人群在远距离交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玉皇庙遗址、马家塬遗址出土遗存呈现出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混合并存的面貌。以马家塬遗址出土车舆装饰、构件为例，虽采用典型的北方纹样母题（motif），核心制造工艺却来自于中原（尤其是秦国）技术体系，反映出内地与周边人群的密切交流。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M50出土车饰纹样
图引自《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3期
讲座最后，罗泰教授就主要观点进行总结。他认为，现有考古发现与研究已初步建立起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东西交流与交通的框架，但仍有许多尚未积累充足材料的问题需获得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以进一步厘清现有认识中长久以来被忽视或简单化的重要细节。
在随后的提问与讨论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提问，东周各国边界明确，反而促进交通发展与文化交流，原因何在？罗泰教授认为，正是国家对边界的扩张与强化管理促使道路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边界未明确时，外来人员目的地不确定、路径松散；随着边界清晰，人员汇集地点集中，使得交流内容更多元、频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陈星灿提出，或应同时关注同期或更早“绿洲丝绸之路”的存在。罗泰教授表示赞同，认为北方草原与南部绿洲两条通道或自公元前三千纪并行，只是后者相关发现更稀少分散，应当将“丝绸之路”作为一个统筹性概念。
另有关于蒙古帝国、波斯帝国是否影响欧亚大陆交流的提问。罗泰教授指出，人群组成与其语言、物质文化不完全对等，难以判断与中心政权直接交流的“边缘”地带人群性质，且文化交流可能是漫长的过程，其辐射在政权灭亡后仍可持续扩散。此外，罗泰教授还与听众就动物纹装饰（animals style）的传播方向、欧亚大陆东西方有关天文知识的交流等问题进行讨论。
最后，李零教授作总结发言。他认为，在博物学传统影响下，以“丝绸之路”概念为核心的研究实际囊括了物品、原料、交通路线乃至语言、人群的考察。罗泰教授在讨论区域交流时强调客观边界的存在，与考古学中分区讨论视野相契合，因而也生发出关于不同交流对象传播路径时空分布的讨论。总而言之，东西交流问题复杂、材料分散，需聚焦具体问题，将笼统的概念细化。
来源：辛瓜地考古论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