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旭仑先生的《容安馆品藻录》系列，过去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大都翻检过。近时终于辑成专著，略检读其中若干篇，留意到一条很八卦的材料——写鲁迅那一篇，引用了汪荣祖先生《槐聚心史·弁言》所记钱锺书的谈话：

引自“历史的擦边球”

范旭仑先生的《容安馆品藻录》系列，过去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大都翻检过。近时终于辑成专著，略检读其中若干篇，留意到一条很八卦的材料——写鲁迅那一篇，引用了汪荣祖先生《槐聚心史·弁言》所记钱锺书的谈话：

鲁迅与蔡元培之品德皆不足取；鲁迅姘妇成为弟媳，蔡乃一官僚耳。（见《容安馆品藻录》，[港]本事出版有限公司2025年版，第57页）

蔡元培且不论。“鲁迅姘妇成为弟媳”！当然是一条相当惊人的掌故了。

查检原来看过的汪著《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华书局2020年版），并不见这些话；后承周运告知，这几句话见于汪著的台湾版（[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3-14页），只是在大陆版里被删去了。

钱先生关于鲁迅此语，是有“内证”的。

承宋希於告知，杨绛2009年2月给锺叔河先生写过一封信，说了一桩“我不会告诉他（按：指朱正先生）我只跟你谈的事”，也就是周氏兄弟的秘事：

我说，最受伤的是二先生，其实最受委屈的是二先生的夫人。大先生负心，然后把她全家都弄来并作一家人。二先生的夫人能把真情告诉丈夫吗？我是女人，设身处地，她是不便说的。大先生贪杯，一次酒后失态，对她无礼。她才把旧事和盘托出。二先生用便条写“我的蔷薇梦破了”，压在大先生砚台下面，于是大先生给扫地出门。我只对你一人说，因为我和锺书是听一位好朋友说的，他是个审慎的人。你和二先生如此交情，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对别人，我不会随便说。（《锺叔河师友书札》，2024年自刊本，上册第225－226页，释文第149－150页）

杨绛说的“大先生”、“二先生”即鲁迅和周作人，“二先生的夫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所谓“大先生负心，然后把她全家都弄来并作一家人”，意谓鲁迅与羽太本有旧情，却始乱终弃，把她“让”给了周作人；而后来周氏兄弟翻脸，也正是由于鲁迅“对她无礼”，“她才把旧事和盘托出”。杨绛这些话，正可作为“鲁迅姘妇成为弟媳”那八个字的注脚——以妻证夫，是为“内证”。

那么，钱氏夫妇“互证”的事情，靠得住吗？

关于周氏兄弟的生平事迹，我过去有过一些涉猎，但久已无甚印象。查检手头的有关著作，才知道这也是一桩老公案了。最明确提出这一看法的，似是千家驹，王晓明先生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注释里引用了其文章片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3页）。

按：千家驹的文章原题《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宋希於帮我检出原文的电子版，有关的要点如下：

我后来才间接听到与鲁迅兄弟相熟的一位老朋友讲，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这在日记中屡有记载。……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见[港]《明报月刊》1992年1月号）

对于此说，如以前的鲁研界专家王锡荣，如近期的文史大V留愚，都是断然否定的（《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兄弟决裂，源于周作人突然发现他老婆在日本时是鲁迅的“情妇”？》，“留愚杂谈”公众号2014年12月12日）。就结论来说，我是赞同他们的看法的。1908年4月，周氏兄弟与另三位留学生一起，搬到东京西片町某处合住，当时羽太是那里的下女；如是，周氏兄弟可说是同时认识羽太信子的，而次年3月周作人就跟羽太正式结婚了（参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第80页）。这样的话，鲁迅若先跟羽太“同居”，应该说既缺乏“作案条件”，也缺乏“作案时间”。

不过，千家驹这一看法的来历，却有值得留意的地方。

据千家驹在《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也谈鲁迅研究》里的说明，他早在1976年就写了一篇长文《读〈鲁迅日记〉》，已讨论过此问题。此文收入他的《发愤集》，正巧我手头有，里面是这么说的：

我间接听到一位与鲁迅兄弟相熟的老朋友说：鲁迅与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有一个日本老婆。鲁迅的老婆名羽太，作人的老婆名信子，信子的妹妹芳子，则嫁给三弟建人。但羽太没有回到中国来，鲁迅仍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并与羽太有书信来往。这在《鲁迅日记》中是经常有记载的。……足证羽太是鲁迅的日本妻子。（[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01页）

从这个文本来看，千家驹显然对周氏兄弟的事迹相当隔膜，不但不知“羽太信子”是周作人的太太，更将“羽太”和“信子”当成了两个人。按这个表述，千家驹当时认为鲁迅和周作人各有各的日本太太。但后来萧乾读到此文之后，提醒他“羽太”其实就是“信子”，千家驹这才“修正”旧说，又提出了“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这一比旧说更为奇怪的新说。

特别要注意，千家驹从“老朋友”那里听来的秘闻，在前后两个文本中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差别。在后来的《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一文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而在早期的《读〈鲁迅日记〉》一文里则是：“鲁迅与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有一个日本老婆。鲁迅的老婆名羽太……”从时间上看，后一个文本应该是更可靠的。这就意味着，千家驹“亲闻”的信息，应该只限于周氏兄弟“都有一个日本老婆”这一点，而所谓“鲁迅的老婆名羽太”、鲁迅“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这一点，实际上是他张冠李戴的结果——可谓之“层累地造成的名人八卦”。

这么看来，钱锺书所说的“鲁迅姘妇成为弟媳”，杨绛所说的“大先生负心……”以及周氏兄弟后来因此事而绝交的说法，大概率就是来自千家驹这一“创造性误读”，也就是1992年发表的《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一文，因而是不可信的。只是汪荣祖将钱先生的谈话系于1988年，可能并不准确——也有可能，千家驹的文章在正式发表之前，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其见解就已“私相授受”，流传于外了。

不过，千家驹的看法，既有主观想象的成份，也有客观耳闻的成份，其基于“自由心证”得出的结论虽是错谬的，但他从“老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也就是“鲁迅与作人在日本留学时都有一个日本老婆”这句话，仍值得重视。周作人娶了日本太太是众所周知的，这句话的信息，重点当然是在鲁迅身上了！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曾有另外的传闻。

王锡荣先生提到一件事：周建人等人回忆，1906年母亲急招鲁迅回国与朱安成亲，是由于听到传闻，有人见到鲁迅与其日本太太带着孩子散步（《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周作人生平疑案》，第20页）。这个说法，我未能查到文献出处，承宋希於检索资料，原来已见于早期的鲁迅传记。

如欧阳凡海在三四十年代就写到：

有的同乡甚至传消息到他家乡里说他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了。这种谣言使他家里非常惊讶，便接二连三来催他归国……（《鲁迅在日本——节录〈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默史——鲁迅〉原稿第四节之一》，《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一号，民国28年11月；又见《鲁迅的书》，文献出版社民国31年版，第60页。按：王士菁《鲁迅传》亦转引此内容，见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51页）

又如鲁迅之母鲁瑞据说后来也对人表示：

……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这些消息虽只是“谣言”，但“谣言”的存在本身，至少说明千家驹的道听途说并不是孤立的。流言固然无法证实，但在逻辑上，也无法证伪啊。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背景来说，从当时中国学生留日的一般情形来说，鲁迅若有此类经历，实际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日本自击败清朝（1894）、俄国（1904）之后，一时有“海外雄飞”之势，在军事政治上无疑成了东亚的霸主；但整个日本社会却是滞后的，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尤其底层民众仍然极为贫困。标志现象之一，是当时多有年轻女子远赴异国以卖身为业，成为军国狂飚突进时代的牺牲品，著名的电影《望乡》就是这一历史的映像化（有关著作可参[日]山崎朋子《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山崎朋子《通往〈望乡〉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森崎和江《唐行小姐：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至于留在国内的贫困女性，其数量自然是更多的，而卖淫现象也相当普遍。正由于这一经济社会背景，当时中国的国势虽趋于衰弱不振，但相对于日本底层女性，中国的留日学生仍处于优越地位，二者之间发生性爱关系，乃至情爱关系，乃至婚姻关系，是相当普遍的事。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小说《留东外史》，是以留日学生群体为主角的名著。里面就借留学生之口说到日本社会中女性的情形：

只就日本国说，日本不是世界上公认的卖淫国吗？日本女子，除卖淫而外，有甚么教育？你到日本这多年，你见日本女子，除了卖淫、当下女、充艺徒、作苦工几种，有几个能谋高尚的生活的？（第九章，岳麓书社1988年版，上册第51页）

又借日本警察之口说到中国留学生生活靡乱的情形：

你们贵国的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只我这一署，每月至少也有十来件赌博案；嫖淫卖妇的案，一个月总在二十件以上。现在留学生总数不过四五千人，住在神田的，才千零人，平均就每日有一件犯罪的事发生，不是过于不自爱吗？（第十一章，上册第65页）

又借一位日本女子的父亲之口，说到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性之间婚恋的情形：

……他到底是中国人，将来不知道怎祥。我虽明知张思方不错，无奈在日本的留学生名誉太不好了，十有九对于日本女子，存着欺骗的心思。便是张明较著的娶作妻小，也常有一声不则（？）偷跑回国去了的。同回到中国，几个月因家庭不和，又离了婚的，更不知有多少。（第二十八章，上册第187－188页）

平江不肖生这部小说，写的是民国初年的事情，但上溯到清末，也就是鲁迅留日的年代，情形想必也相去不远的。

事实上，针对前述鲁迅与日本女子结婚的传言，研究者就曾指出：“……这个谣言看起来似乎很离奇，其实也并非没有起因。那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大部分家境较为富裕。在东京和日本的穷苦学生相比，不少人显得挺阔绰，还有不少留学生雇着日本佣人。这一点日本的穷学生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当时神田的漂亮日本姑娘也有嫁给富裕的中国留学生的。”（程麻《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按：此承宋希於提供）这与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正可互为印证。

因此，虽然在至今为止的主流学术叙事那里，鲁迅在日期间的私生活是完全一片空白的；但从当时社会生活史的这个背景来看，鲁迅若曾有过与日本女子——按钱锺书的话是“姘妇”，按千家驹的话是“老婆”——同居的经历，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要知道，鲁迅自1902年东渡，至1909年归国，当其二十一岁至二十八岁之间，正是荷尔蒙或力比多最旺盛的时候，又是身处那种普遍“不自爱”的环境里，他若有所留情，不是正常得很吗？是不是他也“曾经拥有”，只不过后来“不带走一片云彩”呢？

当然，这仍只是一种想当然，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而已。

目前来说，我们既不知钱锺书夫妇那个“好朋友”是谁，也不知千家驹那个“老朋友”是谁，完全缺乏具体的人证；而鲁迅在日本的“同乡”传回老家的那些消息，显然也经历了辗转的扭曲变形，其可信度也无从判断。传闻与传闻叠加在一起也仍是传闻，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双重证据”，远不足以坐实此事。只是我们也不必完全抹杀此类传闻，留此线索，聊备一说，以待后缘，也是合适的态度吧。

至于过去的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在日本时醉心于文学救国，随时准备血荐轩辕，何有心于女色。”（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鲁迅之所以从仙台回东京，是出于寻求救国救民的激情，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情。”（王锡荣《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周作人生平疑案》，第21页）这类论调，我想如今已不必再去反驳了。

最后说明一下，范著《容安馆品藻录》一书是香港版，价格不菲，我原来并未急于入手，但在我观望的时候，宋希於却预订了一册相赠。而结果，我只写出这样一篇讨论“下三路”的文字，真可谓“不贤者识其小”了。好在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希於送书在先，提供资料在后，亦不得不任其责也。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