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部长对着镜头明确表示，电子烟早已脱离“戒烟辅助工具”的初衷，这些年下来反倒成了非法物质传播的新载体。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祖基菲里最近抛出的“逐步禁电子烟”消息，在吉隆坡的政坛和商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位部长对着镜头明确表示，电子烟早已脱离“戒烟辅助工具”的初衷，这些年下来反倒成了非法物质传播的新载体。
可在不少长期观察马来西亚政策的人眼里，这个看似为了公共健康的政策，从宣布那天起就注定要在族群利益的漩涡里打转，能不能落地都是个未知数。
要理解这场禁令的尴尬处境，先得看清电子烟行业在马来西亚的分量。
按电子烟倡导者给出的数字，2023年这个行业的产值至少有34.8亿林吉特，换算成美元就是8.3亿。
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就业版图，有超过3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干这行的大多是马来裔穆斯林企业家。
马来裔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70.1%，是国家的主体民族，他们的经济利益向来是政客制定政策时绕不开的考量，甚至能直接左右政策的生死。
这种利益绑定带来的阻力，早有先例可循，2015年政府就曾想对电子烟出手，当时只是提出加强管控，结果立刻遭到大批政客反对。
他们的理由很直接，直言这种做法是“砸马来人的饭碗”、“损害马来社区商业利益”，各种抗议声浪一波接一波，最后政策只能悄无声息地不了了之。
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只是当下的政治环境更敏感，总理安瓦尔正着力赢回马来穆斯林社区的支持，毕竟之前的选举中，这个群体的选票流向直接影响了执政根基。
这种时候动他们赖以为生的产业，无异于在政治天平上给自己加码，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关键的民意支持。
电子烟行业显然也看清了这一点，面对新禁令，行业方没有直接硬抗，而是巧妙利用自身与马来族群的深度关联做文章。
他们到处跟议员和社区领袖强调，一旦禁令落地，3万多个家庭就没了收入来源，甚至拿出之前的案例说“政府又要牺牲马来人的利益”。
这种说辞在族群政治氛围浓厚的马来西亚，杀伤力远比公开抗议更有效，任何可能影响主体民族生计的政策，都容易引发民意反弹，这正是行业敢于抗衡禁令的底气。
更让这场禁令显得仓促又无力的，是本届政府之前在电子烟管控上的重大疏漏。
2023年4月，时任卫生部长扎里哈不顾专家委员会的明确反对，硬是把液态尼古丁从《毒药清单》里移除了。
当时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方便后续征税管理，可实际后果是留下了巨大的监管真空，给电子烟的无序流通彻底开了口子。
没有了监管约束，国内外的商家都把马来西亚当成了“香饽饽”中国、美国、英国的国际品牌，加上本地的电子烟企业，一股脑地把产品往市场上推。
尤其是那种便宜的一次性电子烟，尼古丁含量高得吓人，却能随便买到。
路边摊、小便利店，甚至网上店铺，都在公然售卖，别说成年人，连小孩想买都没任何阻碍。
这种混乱局面，都是当初那纸“除名令”埋下的祸根。
有分析把这次的电子烟禁令，和十多年前卡痛禁令的失败完完全全联系到了一起。
卡痛叶在马来穆斯林为主的北部各州，是当地人用了多少年的传统止痛药，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它的用处。
当年政府觉得这东西有成瘾风险，想把它列入《危险药物法》严格管控，结果刚提出来就遭到议员们的强烈反对。
可撤回法案的代价很明显，卡痛的滥用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本用来止痛的植物，慢慢成了一些人成瘾的“软性毒品”，相关的健康问题和社会纠纷逐年增加。
政府后来再想管控，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只能看着问题恶化，现在的电子烟禁令，似乎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表面看是公共健康与商业利益的冲突，内核里却是族群政治在起主导作用。
卫生部长强调的“非法物质传播风险”和“青少年健康隐患”固然合理，这些问题也确实已经摆在了台面上。
但当这些诉求撞上3万从业者的生计，再叠加主体民族的利益关切，政策的优先级很容易被改写。
执政者心里的算盘其实不难猜，不推禁令，会被公共健康组织骂“不作为”、“忽视民众安危”。
可真要硬推下去，马来裔穆斯林的选票可能就保不住，巫统这类主打族群利益的政党肯定会借机造势，说政府“忘了本”、“背叛主体民族”，到时候执政根基都可能动摇。
这种两难处境，让禁令的推进彻底陷入了停滞。
眼下，吉隆坡的议会里还在为禁令争论不休，卫生部门拿不出能平衡利益的具体方案，族群领袖们则在公开场合强调“保护马来人饭碗”的重要性。
这场博弈里，科学的健康建议似乎成了最容易被牺牲的部分，那些中毒的青少年、潜在的毒品风险，都暂时被淹没在了族群利益和政治算计的声浪里。
马来西亚的电子烟禁令，终究是公共健康诉求与族群政治现实的正面碰撞，8.3亿的产业规模、3万的就业岗位，再加上主体民族的利益权重，每一项都成了禁令落地的绊脚石。
能不能突破这些牵绊，真正守护住公共健康，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所有人都清楚，若再次错失这个机会，未来要解决电子烟带来的一堆问题，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那些本可以避免的健康伤害，也会成为这个国家难以弥补的遗憾。
来源：科技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