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 年 6 月 20 日清晨，吉林延吉监狱的晨雾还未散尽，18 岁的看守李延侠推开关押前朝皇后的舍库门，发现铺在水泥地上的薄被已经没了起伏。这位曾被誉为 “满洲第一美人” 的郭布罗・婉容，终究没能熬过东北的初夏，以 40 岁的年纪孤独离世，身下只有一杆陪

1946 年 6 月 20 日清晨，吉林延吉监狱的晨雾还未散尽，18 岁的看守李延侠推开关押前朝皇后的舍库门，发现铺在水泥地上的薄被已经没了起伏。这位曾被誉为 “满洲第一美人” 的郭布罗・婉容，终究没能熬过东北的初夏，以 40 岁的年纪孤独离世，身下只有一杆陪伴她多年的黄漆烟枪。

从 1922 年凤冠霞帔入宫，到 1946 年草席裹尸下葬，婉容的一生恰似大清王朝的最后残影 —— 始于荣光，终于寂寥。当我们翻开《清室优待条件》的残卷，触摸伪满宫廷的旧物，那些散落在史料中的细节，正拼凑出这位末代皇后被时代裹挟的悲喜人生。

1906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帽儿胡同的郭布罗府传来婴儿啼哭，时任内务府大臣的荣源迎来了长女婉容。这户世代为官的满洲正白旗家族，给了婉容彼时女子能拥有的最好配置：不仅有母亲恒香（毓朗贝勒之女）传授的贵族礼仪，更延请了外籍教师任萨姆女士教授英语与西方文化。

据《郭布罗家族史料》记载，婉容自幼 “容貌端丽，娴习诗画”，既能用满文书写《离宫怨》，也能弹唱西洋钢琴曲，16 岁时已成为京城贵族圈中闻名的才女。而改变她命运的，是 1921 年那场特殊的 “选秀”。

此时的溥仪虽已退位，但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仍保留皇帝尊号，居住在紫禁城。选后之事由光绪帝遗孀隆裕太后主持，经过多轮筛选，最终剩下两名候选人：郭布罗・婉容与额尔德特・文绣。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坦言，当时他 “既没见过她们本人，也没兴趣知道谁美谁丑”，只是随手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圈 —— 这个偶然的选择，将两个女子都拖入了命运的漩涡。

婉容的父亲荣源对此极为看重，为筹备嫁妆几乎耗尽家产：光是绣工就动用了 200 多名工匠，耗时半年制成龙凤礼服；陪嫁物品从金银器皿到古籍字画装了 18 抬，送嫁队伍从帽儿胡同绵延至紫禁城神武门，引得万人空巷。这种极致的风光，恰与后来的凄凉形成刺目的对比。

1922 年 12 月 1 日，16 岁的婉容身着明黄色龙凤礼服，在鼓乐声中踏入紫禁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新婚之夜，溥仪却只在坤宁宫新房坐了半小时便匆匆离去，留下婉容独对红烛。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 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写：“我不懂什么是爱情，只知道她是太后选定的皇后。”

初入宫廷的婉容并未消沉。她凭借活泼的性格和西学功底，很快成了紫禁城的 “新鲜空气”。她教溥仪吃西餐、用电话，甚至提议在宫中安装自行车道，这些举动让厌倦了旧礼制的溥仪颇为受用。两人时常在御花园散步，溥仪还会陪她练习英语，婉容在日记中曾写道：“今日与皇上共读莎翁，得见‘生存还是毁灭’之句，似懂非懂却觉心有戚戚。”（《婉容日记残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但后宫的平静很快被打破。1924 年，冯玉祥发动 “北京政变”，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一家赶出紫禁城。这一年的 11 月 5 日，婉容穿着普通旗装，抱着她的宠物犬 “佛格”，与溥仪、文绣一同坐上了出宫的汽车。车过神武门时，她回头望了一眼朱红宫墙，在日记中写下：“此去不知归期，唯愿天怜。”

出宫后的婉容，暂时住进了天津张园。脱离了宫廷束缚，她开始换上旗袍、烫卷发，频繁出入百货公司与舞厅，成为天津社交圈的名人。据《大公报》1925 年报道，“前清皇后郭布罗氏现身法租界百货楼，购香水、脂粉数箱，举止大方，中外人士争睹风采”。这段时光成了婉容一生中难得的自由岁月，但也为她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 —— 正是在天津，她染上了鸦片。

关于婉容吸毒的起因，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解释为 “治疗头痛”，但据随侍李国雄回忆，实则是因为 “皇后与淑妃（文绣）争宠，又得不到皇上真心相待，心中烦闷才开始吸食”。起初只是偶尔用鸦片止痛，后来逐渐成瘾，每日需吸食二两鸦片方能度日。

更致命的是夫妻关系的破裂。1931 年，文绣不堪忍受冷落，毅然提出离婚，史称 “刀妃革命”。这桩丑闻让溥仪颜面尽失，他将所有怨气归咎于婉容，认为是她 “逼走了文绣”，从此对她愈发冷淡。婉容在给弟弟润麒的信中写道：“此处虽有锦衣玉食，却如牢笼，吾日夕以泪洗面，唯烟枪相伴。”（《郭布罗・润麒回忆录》）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后，在日本关东军的诱骗下，溥仪决定前往东北建立 “满洲国”。婉容起初坚决反对，她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狼子野心，岂可轻信？去东北必为傀儡。” 但在溥仪的强迫与日本特务的监视下，她最终于 1932 年被秘密送往长春。

抵达长春后，婉容才发现所谓的 “满洲国” 不过是日本的傀儡政权，自己这个 “皇后” 更是形同囚徒。据《伪满宫廷秘录》记载，婉容的寝宫缉熙楼被日军严密监视，外出需经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批准，连与家人通信都要经过检查。她曾多次试图逃跑，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 1933 年：她联络上国民党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计划从长春逃到天津，再转往上海。但就在动身前夕，消息泄露，帮她筹划的人被日军逮捕，婉容也被彻底软禁。

这次失败的逃亡让婉容彻底陷入绝望，鸦片瘾也愈发严重。据随侍严桐江回忆，此时的婉容 “每日晨昏颠倒，烟枪不离手，房间里烟雾弥漫，连窗户都不敢打开”。更让她痛苦的是，溥仪对她的态度已从冷淡变为厌恶，不仅很少来看她，还禁止她参与任何宫廷活动。伪满时期的 “大典”“阅兵” 等场合，陪伴溥仪的往往是后来册封的 “祥贵人” 谭玉龄。

1935 年，婉容怀孕的消息震惊了伪满宫廷 —— 这无疑是对 “皇帝” 的羞辱。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承认，他 “当时怒不可遏，立刻派人调查孩子的生父”，最终查出是身边的侍卫李体育、祁继忠。但碍于 “皇家颜面”，他没有公开处置，只是将两名侍卫秘密遣送，并承诺 “待孩子出生后交由婉容兄长润良抚养”。

当年年底，婉容生下一个女婴。但溥仪早已下定决心斩草除根，他趁婉容昏迷之际，命人将女婴扔进了锅炉房。为了掩盖真相，他一直欺骗婉容：“孩子在你哥哥家过得很好，等你身体好了就能去看她。” 这个谎言成了婉容最后的精神寄托，直到临终前，她还时常念叨：“我的孩子…… 润良会照顾好她的……”（李国雄《随侍溥仪纪实》）

女儿的夭折成了压垮婉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精神彻底崩溃，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癫狂。清醒时，她会抱着枕头喊 “孩子”；癫狂时，就撕咬衣物、哭闹不止。溥仪见状，干脆将她关进缉熙楼的偏殿，除了每日送去鸦片和食物，几乎不闻不问。曾经风华绝代的皇后，渐渐变成了 “头发蓬乱、面色青灰” 的病人。

1945 年 8 月，二战进入尾声，伪满政权的末日也随之来临。8 月 6 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红军迅速攻入东北。8 月 9 日，日本人通知溥仪立即迁都通化，婉容被太监背着赶上了逃亡的列车。

8 月 13 日，逃亡队伍抵达通化大栗子港，婉容与 “福贵人” 李玉琴等人住进了当地的煤矿招待所。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 月 16 日，溥仪在大栗子港宣读《退位诏书》，维持了 13 年零 5 个月的伪满洲国正式覆灭。婉容的 “皇后” 身份，也随着这份诏书彻底成为历史。

8 月 17 日，日本人安排溥仪飞往日本，临行前他对哭泣的婉容说：“大家安心等待，争取去日本再见。” 但这句承诺终究成了谎言 ——8 月 19 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逮捕，随后被押往苏联，将婉容等人彻底抛弃在大栗子港。

溥仪走后，伪满的大臣、卫兵纷纷逃散，只留下婉容、李玉琴等妇孺和少数侍从。据严桐江回忆，当时 “粮食短缺，天气渐冷，婉容连件厚棉衣都没有，整日蜷缩在炕上咳嗽”。直到 1946 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才派人收容了她们，用汽车将她们送往通化，暂住市公安局宿舍。

4 月，长春解放，婉容等人又被转移到长春招待所。此时李玉琴、严桐江等人都得到了回家的许可，唯有婉容无处可去 —— 她的胞兄润良在长春开着店铺，却以 “家小业小，不便收留” 为由拒绝相见。无奈之下，解放军只好将她与日本籍的溥杰之妻嵯峨浩一同押往吉林市，关进了公安局拘留所。

5 月末，因国民党军队逼近吉林，解放军又将婉容等人押上火车，最终抵达延吉，关进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监狱。从 “皇后” 到囚徒，婉容的身份落差堪称天壤之别。更让她痛苦的是，监狱里无法像从前那样随意吸食鸦片，烟瘾发作时，她只能在水泥地上打滚、哭喊，将床单撕成布条。

好在此时，她遇到了生命中最后的温暖 —— 看守她的李延田、李延侠兄弟。李延田是参加过革命的老红军，其弟李延侠刚满 18 岁，在监狱当看守。李母是信佛的老人，得知关押的是前朝皇后，便嘱咐儿子 “好生照顾”。李延田利用职务之便，将缴获的烟土熬成烟水，让李延侠定时定量给婉容服用，以减轻她的痛苦。

即便有李家兄弟的照料，婉容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她不仅精神错乱，还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大小便失禁，只能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李延侠后来回忆：“她清醒的时候很少，偶尔认出人，就拉着我的手问‘孩子还在吗？’，我只能顺着她说‘还在，挺好的’。”

1946 年 6 月 20 日清晨 5 时许，李延侠像往常一样去查看婉容的情况，发现她已经没了气息。这位末代皇后，终究没能等到传说中的 “日本相见”，在延吉监狱的小舍库中孤独离世，死因被记录为 “精神分裂症引起诸病衰竭”。

狱方得知后，只是让几个犯人用一块木板将婉容的尸体抬走，准备扔到监狱东墙外的水沟旁。李延侠急忙回家告诉母亲，李母叹道：“再怎么说也是皇后，怎能如此潦草？” 在母亲的坚持下，李延侠找了几块木板，和犯人一起钉了口简易棺材，将婉容的尸体放了进去，陪葬的只有她那杆黄漆烟枪。

棺材被抬到监狱南边的帽儿山山坡下，挖了个浅坑草草埋葬，连块墓碑都没有。随着风吹雨打，坟包渐渐被夷为平地，再也找不到踪迹。正如故宫博物院文献所记：“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

婉容的死讯传到溥仪耳中时，他正在苏联的伯力收容所。据同囚的溥杰回忆，溥仪只是 “哦” 了一声，便继续看书，没有任何表情。直到 1959 年被特赦后，溥仪才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婉容：“她的一生是悲剧，我是这悲剧的制造者之一。”

而照料过婉容的李家兄弟，后来却因此遭遇了磨难。50 年代起，他们因 “照顾前朝皇后” 受到批斗，丢了公职。60 年代，李延田在劳改中病逝，李延侠也生活潦倒，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名誉。李延侠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后悔照顾她，她只是个苦命人。”

婉容的一生，始终被 “皇后” 这个身份绑架。她本是接受新式教育的贵族少女，却被迫卷入末代宫廷的漩涡；她渴望爱情与自由，却只能在冷落与监视中消磨青春；她试图反抗命运，却一次次被现实击垮，最终沦为鸦片的奴隶。正如历史学家阎崇年所说：“婉容是时代的牺牲品，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一个王朝落幕的缩影。”

来源：酥糖去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