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时候，中国方面已经收到美国的请求:救护迫降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飞行员。蒋介石在4月18日深夜就致电在上饶的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火速通知辖区内的各地政府和部队全力以赴营救盟军飞行员。其实，如前所述，不待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动手，当地百姓早已对落地的美军机组人员分头

医者仁心

这时候，中国方面已经收到美国的请求:救护迫降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飞行员。蒋介石在4月18日深夜就致电在上饶的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火速通知辖区内的各地政府和部队全力以赴营救盟军飞行员。其实，如前所述，不待国民党政府和部队动手，当地百姓早已对落地的美军机组人员分头进行营救、接待和护送了。

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正在宁海县（今属台州市）视察，他立刻指示临海县县长庄强华，向台州各县发电报，寻找美军飞行员下落。4月20日，三门县县长陈诫致电庄强毕，说有飞机在三门湾附近海域坠毁，飞行员军服上均有大幅星条旗的符号，上面印有“盟军人员、人人救护”中文大字，有重伤不能行动的数人，因山门卫生院无法实施有效救治，希望送到条件更好的临海抢救。

在当时的临海，以恩泽医院规模较大，设备较好。抗战时期，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迁址临海，也将其用作教学实习基地。庄强华当即指令恩泽医院马上组织人员前往三门抢救，将伤员接回。院长陈省几受命后，马上指派长子陈慎言医师和张雪香护士及临海县政府组织的救护队连夜赶往三门。接到电话30分钟后，陈慎言一行出发，在经过了长达半天的跋涉后，终于在第二天凌晨3:30左右赶到了三门卫生院。

陈慎言毕业于东南医科大学，可以用英语与飞行员交流。他检查后发现，劳森伤势较重，左小腿撕裂伤，胫骨已外露，面部严重损伤，上下门牙全部脱落，下巴有个别门牙受外力碰撞导致嵌入下颌骨，严重失血，高热，神志不清。其他三位飞行员只是前额、下巴”、手臂受伤？做了简单的处理后，陈慎言当即决定将全部伤员抬到临海恩泽医院治疗。

在机组乘员离开三门时，当地军民隆重为他们送行:“一群中国士兵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出村的小路旁站得笔挺。当轿子经过时，他们都朝机组人员敬礼，而机组人员中间还能抬手的人则向他们回礼。除了士兵之外，还有一群男童子军和一队女童子军，也向他们敬礼，后面则是普通老百姓静静地从卫兵的肩头向外张望并挥手致意。”这让美国飞行员“喉咙哽咽”。

抬轿的老百姓们在陡峭崎岖的山地上前进。傍晚时分，一行人平安抵达恩泽医院。一位名叫乔治·帕克的英国传教士告诉每个人，“你们会得到全力治疗，”但帕克同时说，“我们有杀菌液、氯仿和绷带，没有别的了。”

第二天，4月22日清晨，一位“留着花白长胡子，穿着丝绸长衫的老者”为伤员把脉，了解伤情，这正是恩泽医院院长陈省几。陈慎言则不顾劳累，给伤员用紫药水消毒伤口，拔除了劳森松脱的牙齿，并取出了他左膝盖骨的碎片。但后者情况仍然很严重，他的意识游离，只能通过睁眼和闭眼来做出反应。他不能吃东西，只能给他静脉注射葡萄糖。而且，到了二十四日早晨，劳森左腿肿胀的部位已经延伸到膝盖，呈现出可怕的黑色。

就在此时，7号机的机组乘员收到了一个好消息。15号机组的5位飞行员在当时属于三门县的南田区檀头山岛（现属象山县石浦镇）降落，他们在三门军民的全力救助下，避开了日军的搜查，还打听到了7号机组的下落，朝着恩泽医院赶来。劳森后来回忆道，“4月25日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才姗姗而至。我从没见过那么脏的人，但是，我的天，他们的状态看上去非常好，没有一点伤，只是累得精疲力竭。”

15号机组的机枪手怀特是一名军医，他当即参与到伤员救治当中。经过一周多时间的治疗，其余几位伤员均有所好转，唯独劳森的伤情不断恶化。他无可奈何地自嘲，“我显然是麻烦最多的一个。随着其他几个小伙子慢慢康复，我的情况则一天天坏下去”。再拖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5月上旬的一天，怀特与陈慎言商定，必须进行截肢手术，才能保住劳森的性命。

征得劳森同意后，由怀特主刀，陈慎言为助手。两位医生进行手术的时候，劳森依然醒着，“我看不到有血，也没有任何感觉。但我知道他在切割，”他后来写道，“我能看到他的手臂在动，看到他把我的腿抬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切到腿的后面。”截肢手术很成功，但劳森的断肢切口感染了，他停止了进食，并且变得神志不清。紧要关头，陈慎言搞到了一批磺胺噻唑(一种用于战场伤口感染的抗生素)。5月10日，在用药之后，“劳森的体温第一次恢复了正常”，他终于渡过了鬼门关。

告别浙江

就在劳森的伤势逐渐恢复的时候，全体杜立特机队机组乘员的下落也逐渐明朗。除了8号机组飞往苏联之外，其余15架B-25轰炸机均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迫降或坠毁。具体而言，第2、6、7、 15号机坠毁在浙江东部沿海；1、3、5、10号机坠毁在浙江西部山区；4、9 、12、13、14、16号机坠毁在江西东部；11号机坠毁在安徽南部。

其中最为不幸的，当属6号与16号机组。6号机坠落在浙江象山爵牛门礁附近海上。爵溪乡长杨世淼闻讯，即雇民船分头去营救，得知是美国飞行员，同机的另2位已溺亡。杨即即将生还的三人带回款待，并派10名壮丁护送他们前往中国军队控制区。不料，此事被驻扎在当地的伪军得知后密告日军，军茅洋警备队50余人日军，随即前来，在爵溪白沙湾附近，两批人狭路相逢，日军马上将三名飞行员抓捕，然后将10名壮丁凶残用机枪悉数枪决。至于16号机一直飞到江西南昌附近，机组成员全部安全着陆。但当地当时是敌战区，5名机组成员不久全部被捕。这两起战俘共8名，都被日本军部悍然判处死刑，其中三人在当年10月于上海遭枪决，其余5人改判终身监禁，最后一人死在狱中，只有4人在日本投降后安然获释。

至于其他各机的机组成员，除了在着陆过程中牺牲外，大多在当地中国军民帮助下获救，陆续赶往衢州。可以说，没有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协助，他们的胜利脱险是难以实现的。等到 1942年4月26日，杜立特出现在衢州的时候，这里已经聚集了56名飞行员。在中国的荒山野岭中独自度过多日之后，战友们再次的团聚，让这些飞行员们发自内心的激动。有人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就像是回到了家，我们都快乐得像小孩子一样，身在国外，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飞行员飞三批离开衢州，前往衡阳，最后到达重庆。

然而，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日军，立即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疯狂报复。1942年5月，日军共出动55个联队10万士兵发动了“浙赣战役”。曾在浙赣两省传教的比利时牧师梅乌斯说:“杜里特部下的那些飞行员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赠给营救者的那些小礼品——降落伞、手套、美金角币等物，数周后竟成为物证，给他们的朋友带来可怕的杀身和折磨之祸”。著名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在回忆录里也描述了日军的累累暴行:“成百的村庄，只要有一点被怀疑是营救过我们飞行员的，都遭洗劫；靠近机场的城镇均被夷为平地……三个月内，25万中国军人和平民惨遭屠杀。”

随着浙东战事渐紧，日军逐渐逼近临海。5月中旬，战线距离临海已不足100km，伤员们只好在陈慎言的陪同下，踏上转移之路。5月18日，一行人从临海出发，伤员坐轿经仙居、壶镇、缙云到达丽水，再乘战时军车到泰顺转湖南衡阳，然后坐火车到达广西桂林，历时11天，途中历经艰难。比如，机组成员在衡阳待了三天，日本人就接连轰炸了三天。到6月4日，伤员们坐着飞机，从桂林来到昆明，并于次日离开中国，而陈慎言则转去重庆。至此，这场历史为期一个多月的营救行动方才宣告结束。而劳森对陈慎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我见过的最忠实的人。在临海和路上的那几个星期，他为了我们，没有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不分昼夜地照顾我们，毫无怨言。他没有得到一分钱，也不曾想过要钱。”“我想在信中竭力表达我对陈医生的感激和尊敬，但没有什么文字可以写得出我真挚的感情”。

在昆明分手时，怀特曾经写了一封信，让陈慎言转交给美国军队驻重庆总部。美方知悉陈慎言营救美军飞行员的义举后询问陈慎言有什么要求？陈慎言却回答说:“我是个医生，抢救病人是应尽的责任……”

不过，英雄的事迹绝不会被遗忘。1992年3月，陈慎言与其他4位参加过营救杜立特机组成员的中国老人来到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来贺信，信中说:“这次欢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向中国善良的人们致敬，由于你们的人道主义努力，让轰炸机队的成员在得以重获安全，为此，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这是对当年千千万万在烽火中向美国飞行员们伸出援手的中国军民崇尚的礼赞。

来源：罗汉松8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