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不顾自身安危，在血海尸山中奔走记录、四处营救，甚至拍电报给希特勒，请求干预这场灾难。

1937年，南京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浩劫。

这时候，一个德国人出现了，他是纳粹党员，是西门子驻华代表。

他不顾自身安危，在血海尸山中奔走记录、四处营救，甚至拍电报给希特勒，请求干预这场灾难。

那么这封电报拍出后，他有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12月13日，是南京城陷落的日子。

就在这天，日本第六师团、第三师团、第十六师团陆续从城北、城东方向杀入南京，他们来得太快，来得太狠，来得没有一点人性。

子弹响起的刹那，没有预警。

中山东路一带刚刚打扫过的街道上，第一具尸体倒下了，紧接着，第二具、第三具……从鼓楼、下关到汉中门，每隔百米便能见到横陈在地的尸体。

有的是平民，有的是脱下军装的士兵，死状惊人，头部多中枪，表情停滞在惊恐中。

到14日这天，杀戮已经不再掩饰。

日本兵在城内四处“扫荡”，他们冲入民居、机关单位、医院、教堂，像豺狼一样。

小巷中，早已没有了井然的脚步声，取而代之的是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啼哭、破门而入的咆哮，以及一声声皮靴踢中尸体的闷响。

尤其是夜晚，强奸案几乎每小时都在发生。

据安全区记录，14日至18日短短五天，登记在案的强奸事件就超过300起，而这只是“登记的”。

无数未能发声的女性，在黑夜中沉默至死。

在最混乱的那几天，鼓楼与北极阁之间的破墙间，挤满了逃难的妇女。

尸山血海之间，如果说南京城还有一方净土，那大概就是那块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了。

约翰·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南京分部的负责人，一个来华多年的德国男人。

按理说他可以在1937年冬天撤离南京，正如他的德国同事那样，收拾行李上船，前往上海或香港，躲过这场浩劫，但拉贝没有。

12月14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拉贝与几名外籍人士，联合发起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这个组织一开始只是一个临时设想，他们仿效上海的难民区模式，希望通过外国人的身份，为无处可逃的平民留下一线生机。

安全区划定在南京鼓楼一带，包括金陵大学、鼓楼医院、颐和路、宁海路等区域。

拉贝拿着德国护照和纳粹党证，去找驻南京的日军宪兵交涉，对方笑脸相迎，却冷淡地说：“我们不承认安全区。”

意思很清楚，你们这些外国人，可以活，但中国人不在此列。

面对这种态度，拉贝只能硬撑着。

他用白布和红漆，做了上百面印有“安全区”字样的旗帜，插满街头巷尾。

他亲自绘制安全区地图，带着秘书走街串巷，将地点交给日方，请求他们不要误炸。

即便每次送信都如石沉大海，他仍不放弃。

拉贝把自己家变成了难民收容点，最初是几十人，后来是上百人，到最后，一晚能挤进六百多人，女人、孩子、伤员、老者，排成长龙，在他家门外等候。

他从一位穿西装的工程师，变成了背锅端饭、清理粪桶的“难民头”。

他每天要忙着解决上千人的吃喝拉撒，再调配米粮、分发煤炭，有时还要冒着危险走到宪兵部，试图救出被抓的难民。

白天，他穿着纳粹党袖章在街上拦车，不是检查，而是救人。

他曾在街头拦下一辆卡车，车上有几个被捆绑的中国妇女，日军看到他是德国人，不耐烦地推搡他。

他举着护照大声抗议，两个士兵对他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然后扬长而去。

夜晚，他不敢睡。

和几位外国同事轮班巡逻，手里拿着手电筒，从一栋栋居民楼前走过，听墙角是否有人呻吟、门缝里是否传来孩子的哭声。

更多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日军翻墙入区，把女人拖走，或从屋里抢出粮食和衣物。

拉贝试图阻止，有时成功，有时失败。

他也曾怀疑自己的信仰，自己信仰的德国，是否也会像日本这样，把一座城市活活掏空，只剩下骨灰和眼泪？

可终究还是固执地相信，也许希特勒，不会允许他的盟友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

但他错了，错得彻底，且代价惨重。

拉贝离开南京之前，把自己近两个月来记录的所有日记、照片、统计表格全部复印六份，一份自己携带，另外五份寄往上海、香港、柏林、日内瓦。

拉贝最初对希特勒的印象并不坏，所以当他拿起电报机，给柏林写下那封求援信的时候，他的手是颤抖的，却也充满希望。

那封电报的文字，既有官样的措辞，也有字字血泪的哀求，“元首阁下，请善意调停，劝说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停止对平民的屠杀。”

那一刻，他仍然是那个忠诚的党员，仍然相信“元首的一句话”能救下二十多万中国平民。

可这封电报，就像掉进了无底深渊，没有回音，没有答复，连敷衍都没有。

三周后，他收到了唯一的“回应”，盖世太保来了。

他们的理由是“传播有损同盟形象的言论”，他们翻箱倒柜，搜走了他的日记正本、照片底片、甚至一些南京市民手写的求助信。

拉贝当晚被带走，审讯持续整整九小时。

昏黄的灯泡下，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他听到的问题都是同一个：“你为什么要散布谣言？”

他试图解释：“那不是谣言，是我亲眼看见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审讯员冷笑着敲桌子：“你这样做，等同于背叛祖国，损害同盟。”

那一刻，拉贝的心第一次真的沉下去，他开始明白，希特勒不会救南京，纳粹也不会容忍真相。

他被释放，靠的是西门子公司的担保，但代价是沉默。

盖世太保命令他不得再举办任何报告会，不得出版书籍，更不允许公开展示日军暴行的照片。

那些他用生命守护的证据，被锁在档案室里。

他把整理好的资料寄往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但1938年的国际联盟，面对中国的血泪，只是表态“深切关注”，不做任何正式干预。

拉贝收到的答复，是冷冰冰的一纸回信：“我们会研究。”

那些庄严的条约、盟约、宪章、红十字的旗帜，在炮火面前像纸一样易碎。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一封电报能唤醒世界的良知，现在看，是我想多了。”

他再也不在日记里写“元首阁下”，也不再佩戴纳粹党徽。

他像从梦里醒来的人，突然看清了自己身处的泥沼，他救下了二十多万南京平民，却救不回自己的信仰，也救不回自己国家的灵魂。

1945年，柏林战败，希特勒在地堡饮弹自尽，第三帝国覆灭。

德国街头遍布废墟，拉贝从避难所中走出来，苍老了许多。

战后的德国对纳粹党员展开清洗，尽管拉贝早已对纳粹政权彻底失望，甚至尝试退党，但在纳粹党正式倒台前，他的退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在记录上，他依旧是一名纳粹党员。

于是，他被贴上“涉纳罪名”，遭受调查、限制出境、吊销工作资格、冻结工资。

他从一名公司高管，跌落尘埃，靠着微薄的积蓄和卖掉家中器物度日。

这时，曾被他保护过的国家，给他寄来了温暖。

1946年起，南京市政府开始每月汇款和物品给拉贝，一百元大洋。

这是当时不少普通中国市民几个月的工资，却被专门寄给远在德国的他。

信封上写着：“致拉贝先生，南京市民敬赠。”信里只有四个字，“感恩不忘。”

拉贝读着信，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回信写道：“我活下来，是中国人救的我。”

他没有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南京市政府”这样的官方称谓，而是用最朴实的“中国人”三个字。

在南京那段地狱般的日子里，是那些妇女孩子、是那些曾在他家门外磕头求庇护的难民，是他们用一双双颤抖的手托住了他的信仰。

生活依旧清苦，他住在一栋破旧的公寓，房间角落潮湿发霉，家具都是战前留下来的旧物。

他不再有雇员、不再有客人，只有成堆的稿纸、照片和发黄的资料。

他开始做一件事，重新整理在南京期间的全部日记。

他每天伏案六七小时，一笔一画誊写那些曾记录过鲜血与呼号的文字。

日记有厚厚七大本，详细到令人窒息。

他记录每一场强奸案的发生地点，每一具尸体的分布位置，甚至是被拖走的妇女穿的衣服颜色。

当他把最后一页装订完成，他放下钢笔，长长叹了一口气。

整理日记的那一年，是他人生最安静、也最悲伤的一年。

每当夜深人静，他坐在桌前闭上眼睛，就仿佛又回到那座沦陷的城市，看见一个个熟悉的中国人，被军靴踏过，被火焰吞噬，被枪声轰响后永远沉默。

他的外孙女莱茵哈特后来回忆：“外公常常坐在窗边，望着天发呆，他不是怀念过去，而是在等待一个清算。”

清算从未到来，直到他死前，也没有人正式还他一个清白。

德国政府没有为他平反，西门子公司没有恢复他的职务，曾与他共事的旧友多已疏远。

可他的故事，在大洋彼岸被铭记。

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拉贝旧居被设为纪念馆，他的铜像被立于街头巷尾。

他的日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南京大屠杀最直观见证。

他从一个纳粹党员，变成一个全球公认的“南京的辛德勒”。

他曾是希特勒的信徒，佩戴纳粹徽章骄傲走在南京街头；但也正是他，用那枚徽章阻止了成百上千的暴行，用自己的声望为二十多万人换来了喘息之地。

他失败了吗？他没能拯救所有人，也没能让世界停下暴行，更没能唤醒希特勒。

但他，至少在那一刻，站在了人类的这一边。

来源：心游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