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镜头里那个对着记者吼“我就是要赔偿”的崔女士，被弹幕骂成戏精。

镜头里那个对着记者吼“我就是要赔偿”的崔女士，被弹幕骂成戏精。

可就在昨天，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甩出一份报告：原来15%的PTSD患者会进入“战斗型”应激，攻击性言行正是症状之一。

我盯着这条消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到底在审判谁？

事情得回到去年冬天。

崔女士在车间被机器夹断两根手指，公司垫付了医药费，却拒绝给她做工伤认定。

她开始出现失眠、闪回，甚至听到机器声就浑身发抖。

医生开了PTSD诊断，她拿着这张纸去申请精神损害赔偿，公司反手把她在抖音直播里大笑的片段剪成视频，配文“精神创伤？

我看她挺开心”。

我第一次看到那段直播，也觉得哪里不对劲。

直到新规草案流出，才知道精神类工伤认定要被收紧：必须省级以上专科医院出证明，还得排除其他精神障碍。

换句话说，崔女士得先证明自己不是装的，再去证明自己是真的病了。

更魔幻的是，公司现在把她的直播录像当证据提交，要求重新鉴定。

人社局说三月出结果，可全国七个省市已经暂停类似案件审理。

企业家协会统计，这类官司让企业维权成本涨了近四成。

数字冷冰冰，却没人算过崔女士们失眠的夜值多少钱。

我翻到她最新一条微博，只有一句话：“如果疯了就没人骂我了吧。

”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别演了”。

我突然明白，这场争论里最可怕的不是标准怎么定，而是我们早就在心里判了她死刑。

精神创伤不该成为法庭上的俄罗斯轮盘，也不该变成键盘前的狂欢。

当制度还在摸索边界时，至少我们可以先学会闭嘴，让子弹飞一会儿。

来源：一往无前糯米qLJeg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