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22年后，这位“钦犯”竟在李鸿章默许下回了上海，还成了士大夫争相拜访的“维新导师”。

前言

1862年的江南，一张“通贼”通缉令贴遍城门。

被通缉的不是江洋大盗，而是曾考中县试第一的秀才王韬。

可22年后，这位“钦犯”竟在李鸿章默许下回了上海，还成了士大夫争相拜访的“维新导师”。

他的一生，像极了晚清的缩影：在传统与西学间撕扯，在激进与妥协中摇摆。

那些解不开的矛盾，藏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痛。

引子：一张通缉令背后的双面人生

1862年秋，清廷悬赏捉拿一个叫王韬的秀才，罪名是“通贼”——给太平军写过信。

海捕文书上画着他“面黄无须”的模样，赏钱够寻常人家过好几年。

谁能想到，22年后的1884年，还是这王韬，坐着轮船从香港回上海。

码头接他的不是捕快，是穿长衫的读书人，还有洋行大班。

据说，这场“钦犯归乡”，李鸿章早就默许了。

一个当年的“名教罪人”，怎么就成了后来的“维新导师”？

这22年里，他到底藏着多少没说透的秘密？

一个被朝廷追杀的“贼”，怎么就成了人人想巴结的“先生”？

一、身份之困：在“夷夏”与阶层间摇摆

王韬这辈子，最开始想当的不是“叛逆”，是正经的科举官。

1845年，18岁的他去考县试——这是科举第一关，像现在考试进了“重点班”，离“秀才”功名就差两步。

他一举拿了第一，苏州知府拍着桌子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街坊都以为，他要踩着科举梯子当状元郎。

可命运偏不按剧本走。

父亲突然病逝，家里断了收入。刚成年的他成了顶梁柱，科举要花钱打点，一家人等着吃饭，那梯子还没踩稳，就被生计拽回了地面。

这时有人递来橄榄枝：上海墨海书馆的洋人要找个懂儒学的秀才，帮忙翻译书籍，月薪30两银子。

30两是什么概念？当时普通农民一年也就挣10两。

可在那时的读书人眼里，给洋人干活叫“屈身事夷”，是丢祖宗脸的事。街坊见了他，要么指指点点，要么绕着走。

他在日记里写：“吾之佣书西馆，只为衣食计，非敢谓然也。”

嘴上硬撑着“只为吃饭”，拿起笔翻译《圣经》时，还是犯了难。

“上帝”怎么译？“三位一体”怎么跟儒家的“天”对应？

他翻来覆去改，一边译一边嘀咕：“此等异教之言，怎好登大雅之堂？”

可就是这份“丢人的差事”，让他第一次摸到了西方的门。

他见了蒸汽机，见了电报，见了洋人办的报纸。

这些新鲜玩意儿，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可身份的尴尬还没过去，更大的麻烦来了。

1860年，太平军打到苏州。

他躲在上海，看着清军节节败退，突然想给清廷献个计——写了篇《平贼议》，说要联合洋人，用洋枪洋炮打太平军。

托人递上去，没等来回应。

转头，太平军那边有人找来了，想请他写封信，劝苏州的太平军守将投降。

他犹豫了：一边是可能通缉他的清廷，一边是被骂作“贼”的太平军。

最后，他化名“黄畹”，写了那封后来让他成了“钦犯”的信。

信里没说多少劝降的话，倒像在分析战局。

可消息一漏，他连夜逃到香港，成了清廷要抓的人。

从县考第一的秀才，到“西人佣书”，再到“通贼钦犯”，他的身份不是自己选的，是时代的风，把他吹得东倒西歪。

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哪个身份，才是真正的自己。

牛津大学

二、思想之变：传统根脉与西学冲击的碰撞

逃到香港的王韬，没闲着。

他跟着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学英文，还帮着翻译儒家经典。

理雅各想把《论语》《孟子》译成英文，可有些儒家概念，洋人根本懂不了。

王韬就一句一句解释：“‘仁’不是仁慈，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礼’不是规矩，是做人的本分。”

翻译的过程，也是他重新认识儒学的过程。

他发现，老祖宗的东西里藏着很多道理，可在当下，好像不够用了。

1867年，理雅各带他去英国。

坐了4个月轮船，他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

在英国，他见了议会——议员们吵吵嚷嚷，不像清廷的朝堂那样死气沉沉；

见了工厂——机器轰隆隆转，一天生产的布，比江南织户一个月织的还多；

见了学校——不分男女，都能坐在教室里读书，不像国内只有男人能科考。

他在日记里写：“西洋之强，不在船坚炮利，在其制度。”

这话在当时，算是石破天惊。

可他心里，还是没丢了儒学。

他在牛津大学演讲，台下坐满金发碧眼的洋人，他捧着《论语》说：“孔子之教，万古不易。西洋的好东西，不过是‘器’，我们的‘道’，才是根本。”

转头看到英国议会里议员们吵着议事，又悄悄在日记里补了句：“这‘君民共主’，倒比我们的朝堂热闹，也实在。”

左手翻着儒学经典，右手记着西洋制度，他自己都笑：“我这脑子，倒像个装了两样东西的箱子，怎么也合不拢。”

从英国回来后，他开始写文章，说要变法。

他比康有为、梁启超早了20多年提出“富强为本”，说要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

还说朝廷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君民共主”——皇帝和百姓一起管国家。

这些话，现在听着普通，在当时就是“大逆不道”。

可他的思想里，总有扯不开的矛盾。

他说“道亦可变”，可又说“三纲五常不能变”；他说要学西方制度，可又觉得“中国的伦理比西洋好”。

有人骂他“数典忘祖”，他急着辩解：“我学西方，是为了保儒学。”

有人夸他“开风气之先”，他又摇头：“我只是个读圣贤书的秀才。”

他的思想，像两根拧在一起的线，一根是传统的根，一根是西学的风，怎么也扯不开，就那么缠着。

三、行动之惑：激进呐喊与务实妥协的拉锯

王韬这辈子，最敢干的一件事，是办报纸。

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

这张报纸，跟当时的其他报纸不一样——别人的要么只登洋人的消息，要么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他的《循环日报》，专写评论。

他写文章骂清廷的官员：“一个个只知贪钱，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官，不如回家种地。”

写文章说变法：“再不变，中国就要被洋人瓜分了！”

他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报纸一出来，在香港、上海卖得火。

有人说他是“笔杆子上的战士”，拿着文章当武器，跟旧势力拼。

可喊得再响，落地的时候还是难。

1883年，张之洞找他，说想请他编一套《洋务辑要》，把西方的东西整理出来，给朝廷参考。

王韬高兴坏了——这可是能让变法想法落地的机会。

他连夜动笔，查资料、写按语，忙了大半年，初稿都快成了。

可突然，张之洞那边没消息了。

后来他才知道，有人在张之洞面前说他的坏话：“王韬是通缉犯，用他编书，不怕朝廷怪罪？”

张之洞犹豫了，这事就黄了。

王韬拿着写了一半的稿子，坐在书桌前发呆。

他想不通：为什么说变法的人那么多，真要做的时候，就没人敢支持了？那些喊着“救国”的官员，到底是真着急，还是只嘴上说说？

这件事之后，他好像变了。

1884年回上海后，他不再写那么激进的评论了。

有人请他去格致书院当掌院，他答应了。

格致书院是教西方科学的，他在那里讲课、出题，日子过得平静。

有人问他：“你以前那么敢说，现在怎么不骂了？”他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他心里清楚，骂解决不了问题，可真要做事，又处处碰壁。

他就像个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左边是理想，右边是现实，怎么走都不对——这大概就是所有改革者的宿命：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最懂落地的难。

四、私德之议：风雅狂士与伦理囚徒的冲突

王韬在外面是“维新先驱”，可私下里，他的生活过得很“放荡”。

他喜欢逛青楼，喜欢喝花酒，还抽鸦片。

日记里写了不少风月往事：“某日，与友人饮于青楼，听琵琶一曲，醉而归。”“夜中抽鸦片数口，神思渐定。”

当时的读书人，对这些事很看不惯。

有人骂他“品行不端”，说他“枉为士人”。

他自己倒不觉得：“人生在世，当及时行乐。风雅之事，何罪之有？”

可他的“放荡”，也害了人。

他有个年幼的弟弟，父母去世后跟着他过。

他抽鸦片的时候，没避开弟弟，久而久之，弟弟也染上了烟瘾。

弟弟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咳嗽不止，不到30岁就死了。

那天，王韬看着弟弟枯瘦的遗体，把烟枪扔在地上，又捡了起来。他在日记里写：“吾弟之死，吾之过也。”

字里行间，全是愧疚，可烟瘾，他还是没戒掉。

他是个风雅狂士，可也是个伦理囚徒。

他信奉儒学里的“修齐治平”，可自己的生活，却没做到“修德”；

他想做弟弟的榜样，却把弟弟带偏了。

就连找老婆，他的标准也很矛盾。

他在文章里写，想找个“闺中雅乐”的女子——能读书、懂礼仪，温柔贤淑。

可实际上，他娶的老婆，没什么文化，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雅乐难寻，不如找个踏实过日子的。”

他知道自己不完美，也不想装完美。

有人骂他“假名士”，他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风月平章”，意思是“管风月的官”。

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会翻出《论语》，读着“吾日三省吾身”，默默叹气。

他想做个“立德立言”的圣人，可终究逃不过“贪杯好色”的凡人模样——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的觉醒者。

五、时代镜像：他的矛盾是晚清士人的集体困境

王韬的矛盾，不是他一个人的。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都这样。

他们从小读儒家经典，想通过科举当官，实现“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可晚清的科举，越来越腐败，很多有才华的人考不上。

就算考上了，也难有作为——朝廷里全是保守派，想做事的人处处受排挤。

生计也成了问题。

像王韬那样，父亲去世后家里没收入的，不在少数。

他们要么像王韬一样，“屈身事夷”，要么只能在家乡当私塾先生，挣点小钱糊口。

理想和生存，像两条平行线，怎么也交不到一起。

就算有人像王韬一样，去了西方，见了新世界，也难脱认知的局限。

他们知道西方强，可还是觉得“中体西用”——西方的技术可以学，中国的伦理不能变。

他们想变法，可不知道怎么变；想救国，可不知道路在哪。

就像王韬，喊了一辈子变法，到死也没说清，“三纲五常”和“君民共主”怎么才能不冲突。

王韬的《洋务辑要》没编成，不是他能力不够，是当时的体制不允许。

朝廷里的保守派怕变法动了他们的利益，地方官怕担责任，就算有像张之洞那样想做事的，也不敢太激进。

所以，很多读书人只能像王韬一样，在呐喊和沉默之间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

他们醒了，可周围的世界还没醒；他们想跑，可脚上还绑着传统的绳子——晚清的读书人，早就看透了变局，却困在了时代的泥里。

六、终极之憾：矛盾未决的人生终局

王韬到死，也没解开自己身上的矛盾。

1897年，他在上海的寓所里病逝，床头还放着没写完的书稿。

那书稿里，一半是对西方制度的赞叹，一半是对儒家伦理的坚守；

一半是变法的激进主张，一半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

他这辈子，没当过一天朝廷的官，却比很多官员更关心国家的未来；没留下“立德立功”的功业，却凭着一支笔，成了戊戌变法的“精神导师”。

可他自己，到死都在纠结：自己到底是“叛经离道”的罪人，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先驱？

他的葬礼不算热闹，来的大多是格致书院的学生和几个洋行的老朋友。

没人给他定论，就像没人能说清晚清到底该往哪走。

他留下的《弢园文录外编》，后来被康有为、梁启超翻得卷了边。

那些在当时没人敢说的话，那些解不开的矛盾，成了后来人变法的铺路石。

康有为，梁启超

结尾：矛盾里的时代注脚

几年后，戊戌变法爆发。

康有为、梁启超喊出的“变法图强”，很多想法都能在王韬的书里找到影子。

可这场变法，最终也失败了。

就像王韬的人生，晚清的改革，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里，一步一步摸索。

王韬说：“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他没等到“通”和“久”的那天，可他种下的思想火种，终究烧了起来。

或许，每个转型时代的觉醒者，都是这样——带着一身的矛盾，在黑暗里摸索。

就算自己走不到光明，也想为后来人照亮一段路。

他们的不完美，恰恰是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来源：三湘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