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的北平，寒风直往胡同里钻。就在这天，一则小道消息被悄悄传开：中央准备设立“文化比较研究所”，副所长人选叫张嘉仪，已从上海动身进京。老报人们听名字陌生，去档案里翻来翻去，才发现“张嘉仪”竟是臭名昭著的汪伪高官胡兰成。

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的北平，寒风直往胡同里钻。就在这天，一则小道消息被悄悄传开：中央准备设立“文化比较研究所”，副所长人选叫张嘉仪，已从上海动身进京。老报人们听名字陌生，去档案里翻来翻去，才发现“张嘉仪”竟是臭名昭著的汪伪高官胡兰成。

谣言来得突兀。胡兰成当年给日军唱和，罪证历历，突然要在新中国当官？不少人愣住了。更离奇的是——据说他走到南京就折返南下，所谓“赴京当官半路逃走”，一时间茶馆里议论纷纷。

事情究竟怎样？线头得追到一九四七年。那年冬，胡兰成改名易姓躲在温州，以“失意文人”身份同梁漱溟通信，信中自称对东方哲学研习多年，顺带抛出几条“建设性意见”。梁漱溟秉性耿直，只要文字有可取之处便愿讨论，两人书信往返数月。

到了一九四八年夏天，胡兰成话锋一转，暗示自己“处境窘迫”，希望梁漱溟引荐进学界。梁漱溟看出他心思复杂，没有轻许，只回了几句客气话，事情就此搁下。遗憾的是，这段往来后来被胡兰成彻底歪曲。

据胡兰成晚年自述：一九四九年年底梁漱溟携信面见毛主席，主席不仅赞成成立文化比较研究机构，还当场点头用他当副手。故事听上去跌宕，实际漏洞满地。第一，中央当时忙着“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根本没计划组建这类机构；第二，政务院档案里压根找不到任命文件。

最直接的否认来自当事人家属。一九八三年，梁漱溟之子梁培宽在接受《读书》杂志采访时回忆：“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父亲确曾提议成立文化研究所，可主席没有通过，更别提副所长人选。”短短几句话，把流言钉死。

那么“半路逃走”的桥段从哪冒出来？多半出自胡兰成自己的“自我神化”。他在日本出版的回忆录里写到：“北上途中，车过浦口，忽闻京城风气严正，遂知自身身份终难遮掩，只得调头南返。”看似戏剧，其实自相矛盾——既已得中央首肯，为何一听“严正”就胆寒？

时间再往前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惊惶失措，携汪伪余部辗转汉口、南京，再化名逃到上海。三年后，他潜入温州，以张爱玲接济的微薄款项度日。躲躲藏藏之间，新的政权在北方生根，他却拿不定主意该往哪条路走，于是给自己编造了一套“上书请命—受命入京—悬崖勒马”的传奇，既可显示才学，又能解释逃亡，听上去面子里子都在。

试想一下，如果毛主席真要用人，会不知道胡兰成的底细？中共中央社会部对汪伪系统的情报掌握得一清二楚。当时很多汉奸被列入重点缉捕名单，胡兰成也在其中。所谓“任命书”不过一张白日梦。

有意思的是，这场谣言并非一传十、十传百，而是隔了多年才在海外华人圈扩散。原因很简单：胡兰成晚年定居日本，靠教书与写杂文糊口，若不往自己身上贴金，读者未必买账。把“毛主席点头”这几个字写进回忆录，无异于打出一张巨型招牌。

再看梁漱溟的处置就能明白真相。建国后，他长期从事政协和教育工作，对旧友来信不分派别皆肯讨论，却从未向中央推荐有污点之人，这是早已形成的行事原则。袁同礼、胡适、辜鸿铭等人或有交往，但一涉及政务，他始终保持距离。胡兰成若真得他全力相助，公开文件、个人日记不可能毫无踪影。

往后多年，每当有人提起“半路逃走”的故事，梁培宽都会摇头。他甚至补充：“父亲在书信中对胡兰成有才气肯定，但提到其身世时只写了四个字——‘此人可疑’。”这四个字，比任何辩解都来得干脆。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胡兰成在东京青梅市的出租屋里病逝，临终遗言“江山如梦”显得苍白。三天后，灵堂里摆放的赠礼上也写着这四字，一些日本友人读来唏嘘，却很少有人知道这背后的谎与惑。

谣言止于史料。官方档案、当事人口供与时间线互相印证，足以说明：不存在所谓“新中国副所长任命”，更谈不上“半路逃走”。胡兰成借梁漱溟之名自抬身价，这不过是他众多谎言中最响的一记罢了。

来源：说说历史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