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长的叹息，像一个老人的呻吟。屋里的尘土和光线一起涌了出来，呛得我眼泪直流。

那扇门，我推了二十年，才推开。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长的叹息，像一个老人的呻吟。屋里的尘土和光线一起涌了出来，呛得我眼泪直流。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就坐在堂屋那张掉漆的八仙桌旁，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跃。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已经静止了。

然后，她笑了笑，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她说：“你终于回来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抽空了所有骨头的稻草人，软软地瘫在了门槛上。我以为会有一场暴风骤雨，会有一把菜刀，或者至少是一口啐到我脸上的浓痰。

可什么都没有。

只有那句云淡风轻的，“你终于回来了。”

好像我不是消失了二十年，只是出门去街角的铺子，打了一瓶酱油。

第1章 裂缝

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天热得像个蒸笼，连墙角的狗都吐着舌头，一动不动。

我家的气氛，比外面的天气还要闷。

“建军，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去南方闯荡？”林芳把一碗绿豆汤“砰”地放在我面前，汤水溅了出来，烫得我一哆嗦。

我没看她，眼睛盯着桌上那张画了一半的图纸。那是一套组合家具，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画出来的，每一个卯榫结构都烂熟于心。

“就是字面意思，”我声音干涩，“刘梅联系了个广东那边的老板，他们要开个家具厂，缺个懂行的大师傅。工资……是现在的好几倍。”

“刘梅？又是刘梅！”林芳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王建军，你安的什么心，你自己不清楚吗？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跑去跟一个寡妇去千里之外的地方？”

我心里一阵烦躁，把手里的铅笔也拍在了桌上。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什么叫寡妇？人家是凭本事吃饭！再说了，这铁饭碗能吃一辈子吗？你看看厂里，一个月发的工资，还不够儿子小远报个辅导班的。我就想让他以后过得好点，有错吗？”

“过得好点？”林芳冷笑，“我们现在哪里不好了？有房住，有班上，小远乖巧懂事。王建军，你就是心野了！你嫌我了，嫌这个家了！”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砸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看着她哭，心里的烦躁被一种无力感取代。

我承认，刘梅是不一样。她见多识广，敢想敢干，她跟我聊的是市场，是设计，是未来。而林芳，她只关心今天晚饭吃什么，小远的作业写完没有，邻居家的鸡又跑到我们院子里来了。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堵墙。

我叫王建军，是红星机械厂的一名木工。说得好听是技术工，其实就是个修修补补的。但我手艺好，全厂都知道。谁家想打个柜子，做个桌子，都来求我。我喜欢木头，喜欢刨花卷起来的清香，喜欢看着一块不成形的木料在我手里变成一件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我的手艺，不该只用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刘梅的出现，像是在我那堵沉闷的墙上，开了一扇窗。她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建军，你这手艺，窝在这个小地方太屈才了。”她一边看我打磨一个樟木箱子，一边说，“现在南方那边，讲究的是款式，是品牌。你的手艺，加上我的脑子，咱们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她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

那天晚上的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林芳不哭了，她只是红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王建军，你要是敢踏出这个家门一步，你就永远别回来。”

“你别逼我。”

“我逼你？是你自己要走的！这个家，这间屋子，你亲手盖起来的，你舍得？”

我看着这间屋子，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我亲手弄起来的。堂屋里挂着的我们结婚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林芳笑得那么甜。墙角，还堆着我给小远做的木马。

一股窒息感涌了上来。

我突然觉得，这个家，这个我亲手建造起来的家，像一个地窖。它温暖，安全，但也密不透风，把我所有的梦想和野心都埋在了里面。

我猛地站起来，几乎是吼出来的：“这哪里是家！这是个地窖！我要出去，我要喘口气！”

那句话，像一把刀，插进了我们之间。

林芳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摔门而出。

那一晚，我在厂里的值班室睡的。蚊子嗡嗡地叫，我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我还是走了。

我没跟林芳告别，也没敢去看小远。我只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提着一个破旧的行李包，悄悄地离开了。

我以为，我是在逃离一个地窖，去奔赴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不知道，从我关上那扇门开始，我就亲手把自己关进了另一个更深、更冷的地窖里。

而那个地窖，一关，就是二十年。

第2章 刨子的声音

在去南方的火车上，刘梅显得很兴奋。

她穿着一条当时很时髦的连衣裙，跟我描绘着未来的蓝图。

“建军，到了那边，你就是总工程师。咱们先从仿制开始，把市场上最流行的款式吃透。等站稳了脚跟，咱们就创自己的牌子，叫‘建军木艺’，怎么样？”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却空落落的。

我脑子里反复回响的，不是刘梅说的“品牌”和“市场”，而是刨子划过木头的“唰唰”声。

那声音，跟了我快半辈子了。

我爹就是个老木匠，十里八乡都有名。我从小就在刨花堆里长大，耳朵里灌满了锯子、凿子和刨子的声音。我爹常说：“建军，做木工活，跟做人一个道理。心要正，手要稳，不能走歪门邪道。木头是有心的，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回报你。”

我爹传给我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敬畏。

我爱木头。我能分辨出几十种木材不同的纹理和气味。一块木头拿到手里，我就知道它适合做什么，它的脾气是软是硬。我最享受的，就是静下心来，用我那把跟了我十几年的老刨子，一点点把木头推出光滑的平面，那感觉，比什么都舒坦。

林芳懂我。

她不懂什么叫卯榫，什么叫斗拱，但她懂我每次干完活，满身疲惫却一脸满足的样子。

我给她打结婚的樟木箱子时，她就天天守在我旁边，不嫌木屑飞得到处都是。她会给我递上一杯晾好的凉白开，用毛巾擦去我额头的汗。

“建军，你干活的时候，眼睛里有光。”她曾经这么对我说。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可人是会变的。当周围的人都开始谈论谁家买了电视机，谁家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亲戚在外面发了财，我心里的那点安宁，就像被风吹皱的湖面，再也平静不下来。

我开始觉得，光有手艺是不够的。手艺不能当饭吃，不能让小远上最好的学校，不能让林芳穿上城里女人穿的漂亮裙子。

我的手艺，好像成了一种廉价的、不合时宜的东西。

到了广东，一切都和我设想的不一样。

那个姓张的老板，开的根本不是什么家具厂，就是一个小作坊，十几个人挤在一个闷热的铁皮屋里。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油漆味和胶水味，根本闻不到木头的清香。

“王师傅，你可是我们高薪请来的技术骨干啊！”张老板挺着啤酒肚，拍着我的肩膀，“以后，生产上的事，就全靠你了！”

所谓的生产，就是流水线作业。

我被分派的任务，是带人组装。把机器切割好的三合板，用气钉枪和胶水，迅速地拼凑成一个个柜子、桌子。

根本不需要什么卯榫，不需要什么手艺。只需要快，再快一点。

我第一次拿起气钉枪的时候，手都在抖。那玩意儿“砰砰”作响，像是在控诉我的背叛。

我跟张老板提议，说有些关键部位，还是用传统的卯榫结构更牢固，更耐用。

张老板听了，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王师傅，你开什么玩笑？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讲究的是效率！是成本！你一个卯榫的时间，我十个柜子都组装好了。谁会去看你里面用的是钉子还是卯榫？能用个三五年，就够本了！”

那一刻，我感觉我爹的教诲，我前半辈子对木头的敬畏，都成了一个笑话。

刘梅也劝我：“建军，入乡随俗。现在赚钱要紧，别那么固执。”

我看着她，她脸上的妆很精致，但眼神里却有一种我陌生的精明和算计。

我妥协了。

我开始学着用气钉枪，学着怎么用最少的材料，最快的时间，把那些没有灵魂的木板拼凑在一起。

每天下班，我手上、脸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木屑和胶水。我回到我们租住的狭窄的出租屋，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刘梅会做好饭菜等我，但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她聊的是今天又接了多少订单，哪个客户又在催货。我听着，觉得那些都与我无关。

我开始失眠。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能幻听到刨子划过木头的“唰唰”声。那声音，时而清晰，时而遥远，像是在召唤我，又像是在嘲笑我。

我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一个为了钱，丢了手艺，也丢了心的……匠人。

不，我连匠人也算不上了。

我只是一个流水线上的，木头组装工。

第3章 寄不出的信

在南方的日子，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咯吱咯吱地向前转动着。

钱，确实比以前挣得多了。

头两年，我和刘梅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钱。我们不再满足于给张老板打工，自己单干，租了个小门面，前面卖货，后面加工。

刘梅负责跑市场，拉订单，我负责带着两个小工赶工。

那段日子很苦，但也算有盼头。每天忙到后半夜，躺在床上，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刘梅会帮我捏捏肩膀，跟我说：“建军，再熬一熬，等我们的‘建军木艺’做大了，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听着，心里会有一丝暖意，但那点暖意，很快就被无边的空虚吞噬。

我还是用着那些三合板、密度板，用着气钉枪和万能胶。我做的家具，款式新颖，价格便宜，卖得很好。但我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成品，心里没有半点成就感。

我知道，那层漂亮的贴皮底下，是廉价的木屑和刺鼻的胶水。它们就像我的生活，表面看起来光鲜，内里却早已腐朽。

我开始偷偷地喝酒。

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我才能暂时忘记那种深入骨髓的背叛感。

我偶尔会想起林芳和小远。

我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我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留下了，但那点钱，又能撑多久呢？

我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写信。

我怕听到林芳的哭声，更怕听到小远的质问。

我算什么父亲？我算什么丈夫？

有一次喝多了，我跟刘梅吵了起来。

起因是她接了一个大单，对方要求价格压到最低，但出货时间很紧。为了赶工，刘梅让我在材料上再“省一省”。

“把里面的密度板换成刨花板，反正外面有贴皮，看不出来。”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当时“腾”地一下就火了。

“刘梅！那是做给人家孩子睡的床！用刨花板？甲醛超标多少你知道吗？那是害人！”

刘梅也来了脾气：“王建军你跟我吼什么？做生意哪有那么较真的？别人家都这么干！我们不干，就等着关门倒闭吧！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清高的老木匠呢？我们现在是在商场上混饭吃！”

“那也不能没了良心！”

“良心？良心能当饭吃吗？能交得起房租吗？”

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把几年来的积怨都翻了出来。最后，她哭着说：“王建军，我为了你，背着‘’的名声，跟你跑到这个鬼地方来，我图什么？我就是想过上好日子！你倒好，还跟我讲什么良心手艺！你那套东西，早就过时了！”

她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是啊，我还有什么资格谈良心，谈手艺？

从我抛下妻儿，跟着她南下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扔了。

那次争吵后，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缝，彻底变成了鸿沟。

我们还住在一起，还一起经营着那个小店，但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我开始偷偷地写信。

写给林芳，写给小远。

我在信里，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说我错了，我后悔了。我说我想念家里的那张老木床，想念院子里那棵槐树，想念林芳做的手擀面。

我写了很多封，信纸堆了厚厚一沓。

但没有一封，我敢寄出去。

我没有脸。

我像一个逃兵，在战场上丢盔弃甲，现在却想摇着白旗回家，祈求原谅。

凭什么呢？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们的生意时好时坏，勉强维持着。南方的城市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我们的那个小店，就像夹在缝隙里的一棵野草，不起眼，也无人关心。

刘梅渐渐地不再怎么来店里了。我听说她跟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走得很近。

我没问，也不想问。

我们之间，早就只剩下一点生意上的牵扯了。

大概是离开家的第十年，我爹去世了。

消息是我哥打长途电话告诉我的。他在电话那头骂我，说我是不孝子，说爹临走前，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握着电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我买了张站票，连夜赶了回去。

我不敢进村，就在村口的小树林里，远远地看着家里亮起的灯火，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哭声。

我看到了林芳的影子，在人群里忙前忙后。她瘦了，背也有些驼了。

我还看到了小远，他已经长得很高了，是个半大小伙子了。他穿着孝服，跪在灵堂前，表情麻木。

我像个小偷一样，在树林里站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悄悄地走了。

我怕他们看见我。我怕他们那鄙夷和仇恨的眼神。

回到南方，我大病了一场。

病好后，我把店盘了出去，跟刘梅也彻底断了。

我没要多少钱，只拿回了我的那套工具。那把老刨子，因为很久没用，已经生了一层薄薄的锈。

我找了个建筑工地，当了一名木工。每天爬上爬下，钉模板，做支撑。工资不高，但活得踏实。

我不再喝酒，也不再失眠。

只是偶尔，在工棚里，对着天上的月亮，我会拿出那沓发黄的信纸，一张一张地看。

信里的那个王建军，卑微，懦弱，又充满了悔恨。

那是我，也不是我。

第4章 门前那棵树

我不在家的这二十年，林芳和小远是怎么过的，我不敢想，也不敢问。

我只是从我哥偶尔打来的电话里，拼凑出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我走后，厂里的人都说林芳傻。一个大男人说走就走了，还是跟着别的女人走的，她居然不哭不闹，也不去厂里要个说法，就那么平静地继续上班，下班，接孩子，做饭。

有人劝她，干脆离了，趁着还年轻，再找一个。

林芳只是笑笑，说：“不了，小远不能没有爹。”

她嘴上说着“不能没有爹”，但实际上，她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小远上学要开家长会，是她去。家里灯泡坏了，水管漏了，是她踩着凳子自己修。过年过节，别人家都是男人去置办年货，而她，一个瘦弱的女人，扛着米，拎着油，在人群里挤来挤去。

我哥说，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把屋顶的瓦片压塌了一块。屋里漏水，跟下小雨似的。林芳就自己爬上梯子，冒着大雪去修。结果脚下一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

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才上初中的小远，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照顾人。

我哥说到这里，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建军啊，你对得起谁，我不管。但你最对不起的，就是林芳和小远。那娘俩，真是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

我听着，心像被刀子剜一样疼。

我能想象出那个画面。

寒冷的冬夜，林芳一个人躺在床上，腿上打着石膏，听着屋顶漏下来的滴答声。小远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笨拙地递到她嘴边。

而我呢？

那个时候，我可能正跟刘梅在哪个饭馆里，为了一笔订单，跟客户推杯换盏。

我哥还说，我们家门前的那棵槐树，长得特别好。

那棵树，是我走的那年春天，和小远一起栽下的。当时只是一棵小树苗，还没小远的个子高。

我跟小远说：“儿子，咱们看着它长。等它长成大树了，你就能在树下乘凉了。”

我走了，树却留下了。

它替我，陪着林芳和小远，一年又一年。

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落叶，冬天静默。

村里的人说，林芳经常一个人搬个小板凳，坐在那棵槐树下，一坐就是一下午。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不说我的坏话，也不提我的名字。王建军这个人，好像从她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但她又没有改嫁，也没有搬走。她就守着那间我盖的老屋，守着那棵我栽的树，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小远长大后，学习很努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毕业后，他留在了省城，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还谈了个女朋友。他几次想把林芳接到城里去住，林芳都拒绝了。

“我不习惯城里的楼房，还是住咱这院子舒坦。”她说。

我知道，她不是不习惯。

她是在等。

等我这个罪人，回家。

这二十年，我像一个漂泊的孤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

我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直不起来了。手上的老茧，一层叠着一层，像树的年轮。

我攒了点钱，不多，但足够我回家养老了。

我常常在想，家，到底是什么？

是那四面墙，一片瓦？还是那个你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惦念着的地方？

对我来说，家，就是林芳，是小远，是那间老屋，是门前那棵已经长成参天大树的槐树。

可我，还有家吗？

我这个把家亲手抛弃的人，还有资格回去吗？

我怕。

我怕回去看到林芳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

我怕小远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怕整个村子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这种恐惧，像一条毒蛇，日夜啃噬着我的心。

所以，我迟迟不敢迈出那一步。

我宁愿在异乡的工棚里，做一个孤独的老头，也不敢回去面对我一手造成的烂摊子。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了。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第5章 一通电话

电话接通的时候，那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是谁打错了，正准备挂断。

“喂？”一个有些沙哑、又有些迟疑的男声响了起来。

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个声音……

“是……小远吗？”我试探着问，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那边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他“嗯”了一声，很轻，像是不情愿。

“你……你还好吗？”我语无伦次地问，“工作顺利吗？身体好吗？”

“我挺好的。”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客气，又疏离，像是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是啊，我对他来说，可不就是一个陌生人吗？

在他最需要父亲的时候，我不在。他的成长，他的喜怒哀乐，我全部缺席。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妈……病了。”

这四个字，像一颗炸弹，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病了？什么病？严重吗？在哪家医院？”我一连串地问，声音都变了调。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老毛病，高血压犯了，头晕。前两天在家，差点摔倒。”王远的声音依旧平静，听不出什么情绪，“医生说，最好不要让她一个人在家了。”

我握着电话，手心全是汗。

“那……那怎么办？要不要我……”

“我跟小玉商量了，想把她接到省城来。但是她不肯，脾气倔得很，说死也要死在老屋里。”王远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所以……我想，你是不是……该回来了？”

“该回来了”。

这三个字，从我儿子的嘴里说出来，分量千斤重。

这不是邀请，也不是请求。

这是一种通知，甚至带着一点命令的口吻。

像是在说：你欠下的债，现在该还了。

“我……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嗯。”

电话那头，又是一声淡淡的“嗯”，然后，就是挂断的忙音。

我拿着手机，在工棚里站了很久，回不过神来。

二十年了。

这是二十年来，我儿子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不是为了问候，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一个“责任”。

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接到儿子电话的喜悦，有对林芳病情的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即将面对审判的惶恐。

我该怎么回去？

以什么身份回去？

一个抛妻弃子的罪人？一个二十年后才想起回家的浪子？

工友老李看我脸色不对，凑过来问：“老王，出啥事了？家里来电话了？”

我点点头，嘴唇动了动，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家里有事就回去看看。咱们这号人，在外面漂了一辈子，图个啥？不就图个落叶归根吗？有家回，总是好的。”

有家回，总是好的。

是啊。

我还有家可以回。

这或许，已经是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了。

我当天就跟工头辞了工，结了工资。

我把这些年攒下的钱，都取了出来，装在一个布包里，贴身放好。

然后，我去商场，买了两身新衣服。我想，总不能穿着一身工地的脏衣服回去。

我还想给林芳和小远买点礼物，可是在商场里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买什么。

我不知道林芳现在喜欢什么颜色，穿多大码的鞋。我也不知道小远有什么爱好，需不需要我给他买什么。

这二十年的空白，让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最后，我什么也没买。

我只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坐了一夜。

听着广播里一遍遍播报着列车到站和出发的信息，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而我，即将踏上的，是一条回家的路。

那是一条我走了二十年，才找到的路。

我不知道路的尽头，等待我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去。

这是我的宿命，也是我的救赎。

第6章 落满灰的门槛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响着，像一首拖沓冗长的老歌。

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和各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熟悉的景物一闪而过。

越是靠近家乡，我的心跳得越快。

二十年，足够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一个挺拔的青年，也足够让一个意气风发的男人变成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头。

小镇的变化很大。

火车站重新修葺过，变得气派又陌生。以前出站口那几家乱糟糟的小饭馆，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和崭新的店铺。

我背着行李，站在人群里，有些不知所措。

我甚至不知道，回村里的那趟公交车，还在不在原来的地方。

我拦了辆出租车。

“师傅，去王家村。”

司机是个年轻人，他从后视镜里打量了我几眼：“大叔，回来探亲的？”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

车子开出城区，上了乡间的水泥路。路两旁，是连片的农田和新盖起来的二层小楼。

记忆中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已经不见了踪影。

“现在农村发展得好啊，”司机很健谈，“家家户户都盖新房，买小车。在外面打工的，也都愿意回来了。”

我沉默着，没有接话。

是啊，别人都是衣锦还乡，而我，却像个败兵，灰溜溜地逃了回来。

车子在村口停下。

我付了钱，下了车。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比我记忆中更加粗壮，枝叶繁茂，像一把撑开的巨伞。

我深吸一口气，迈开了脚步。

村里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家家户户的院墙，都砌得又高又新。

我凭着记忆，往家的方向走。

越走，心里越慌。

我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也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他们聚在村头的小卖部门口下棋，聊天。

我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不敢跟他们对视。

我怕他们认出我，怕他们问我：“哎，你不是王建军吗？这么多年，死哪去了？”

终于，我走到了那条熟悉的巷子口。

巷子尽头，就是我的家。

那座青砖灰瓦的老屋，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和周围那些崭新的小楼比起来，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院墙有些地方已经塌了，露出里面的黄土。大门上的红漆，也早已斑驳脱落，露出了木头本来的颜色。

门前，那棵我和小远一起栽下的槐树，已经长得比屋顶还要高了。

我站在巷口，腿像灌了铅一样，再也挪不动一步。

这就是我逃离了二十年的地方。

这就是林芳坚守了二十年的地方。

我看到一个邻居大婶从巷子里走出来，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我，脸上露出惊讶又复杂的表情。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绕开我走了。

我知道，我的回来，在村里，注定是一场风波。

我闭上眼睛，仿佛能听到那些窃窃私语。

“看，王建军回来了。”

“就是那个没良心的，把老婆孩子扔下，跟别的女人跑了二十年。”

“现在老了，没人要了，知道回来了？”

“林芳真是命苦，等了这么个东西二十年。”

我把行李包的带子又攥紧了一些。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我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落满了灰尘的门槛。

那道门槛，我年轻时，一步就能跨过去。

现在，我却觉得它像一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抬起手，想去推那扇虚掩着的木门。

我的手，在空中，抖得厉害。

二十年。

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我不知道，推开这扇门，我将面对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能再逃了。

我用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把手按在了那扇冰冷的门板上。

第7章 地窖的门开了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长长的叹息，像一个老人的呻吟。

屋里的尘土和光线一起涌了出来，呛得我眼泪直流。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就坐在堂屋那张掉漆的八仙桌旁，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阳光从瓦片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跃。

她瘦了，也老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那双曾经清澈明亮的眼睛，也变得浑浊。

她抬起头，看了我很久。

那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怨，也没有久别重逢的惊喜。

只有一种……平静。

一种看透了岁月，看淡了风霜的平静。

然后，她笑了笑，说：“你终于回来了。”

我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瘫倒在门槛上，像一条被抽了筋的狗。

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我以为我会哭出声，会嚎啕大哭，把我这二十年的委屈、悔恨和思念，都哭出来。

可我没有。

我只是流着泪，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林芳没有过来扶我。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等我平复下来。

过了很久，我才撑着门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进屋里。

屋子里的一切，都还是我走时的样子。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已经微微发黄。墙角的那个木马，落了一层厚厚的灰。

只是，一切都显得那么旧，那么破败。

“坐吧。”林芳指了指桌旁的另一条长凳。

我走过去，坐下。我们之间，隔着一张八仙桌的距离。

“小远……给我打电话了。”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嗯。”林芳点点头，“那孩子，就是瞎操心。我没事，老毛病了。”

“还是……去城里看看吧，让小远带着你去大医院查查。”

“不去，我哪也不去。”她摇着蒲扇，语气很坚决，“我就守着这老屋。”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对不起”？太轻了。二十年的伤害，岂是三个字就能弥补的。

说“我错了”？太假了。如果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我会回来吗？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妈，我回来了。”

是小远。

他提着一袋水果，走了进来。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把水果重重地放在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像一把淬了冰的刀。

“你回来干什么？”他冷冷地问。

“小远……”林芳想说什么，被他打断了。

“妈，你别管！”他转向我，声音里充满了压抑的愤怒，“这个家，有你没你，都过了二十年了。你现在回来，是想干什么？是看我们笑话，还是想回来分家产？”

“小远！不许这么跟你爸说话！”林芳的声音严厉了起来。

“爸？”王远冷笑一声，“我没有爸！我的爸，在我五岁那年，就死了！”

我的心，被他这句话，刺得鲜血淋漓。

我看着他。

他长得很高，很像我年轻的时候。但他的眼神，却充满了我不曾有过的坚毅和担当。

我知道，这些，都是生活教给他的。

“小远，”我艰难地开口，“是……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

“对不起？”他往前走了一步，逼视着我，“你一句对不起，就能换回我妈这二十年的青春吗？就能换回我被人指着鼻子骂‘没爹的野孩子’的童年吗？就能换回我妈大雪天从梯子上摔下来，一个人躺在床上流泪的那些夜晚吗？”

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在我心上。

我无力反驳。

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王建军，我告诉你，”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我们不需要你的对不起！这个家，也不欢迎你！你走吧，从哪来，回哪去！”

他说完，拉起林芳的手：“妈，跟我走，去城里。这个破地方，没什么好留恋的！”

林芳却抽回了手。

她看着王远，摇了摇头。

然后，她又看向我。

她看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小远，别赶他走。”

王远愣住了：“妈，你……”

“他毕竟是你爸。”林芳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这个家，也是他的家。让他留下吧。”

“当年，是我自己要走的，”林芳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说，这个家像个地窖。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我又想回到这个地窖里来。我知道，我没这个资格。”

“但是，林芳，小远，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我不求你们原谅，我只想……用剩下的日子，做点补偿。”

“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住在这里，给你们看看家，修修这老屋子。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后山，让我看着你们。”

我说完，看着他们。

王远别过头去，肩膀微微耸动。

林芳的眼圈，红了。

她叹了口气，说：“行了，都别说了。小远，去，给你爸收拾一下西厢房那间屋子。”

第8章 屋顶上的那片瓦

我就这样，在家里住了下来。

像一个不被期待的客人，尴尬，又小心翼翼。

王远到底还是没把他妈接走。他待了两天，临走前，把我叫到院子里。

“我把钱留给我妈了，她的生活，不需要你操心。”他看着我，眼神依旧冰冷，“你留下可以，但你最好记住，你只是个住客。”

我点点头：“我知道。”

他走了。

偌大的院子里，又只剩下我和林芳。

我们之间，话依然很少。

她每天早睡早起，侍弄院子里的那几畦菜地。我则像个游魂一样，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找点事做，却又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个家，处处都是我的印记，却又处处都写着我的缺席。

一天早上，我看到林芳踩着凳子，想去够房檐上一个摇摇欲坠的鸟窝。

我心里一紧，赶紧跑过去：“你干什么！危险！快下来！”

我扶着她下来，自己搬了个梯子，爬上去，三两下就把鸟窝给弄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好像找到了自己在家里的位置。

我开始修理这栋老房子。

东边的墙裂了缝，我找来水泥和沙子，一点点地抹平。

窗户的木框朽了，我从西厢房里翻出我那套落满灰尘的工具，重新量尺寸，开料，刨光，做成新的换上。

当我重新拿起那把老刨子的时候，我的手，竟然有些抖。

刨子划过木头，发出熟悉的“唰唰”声。

那声音，像一首失传已久的歌谣，瞬间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

我闻着刨花那熟悉的清香，看着木头在我手下一点点变得光滑、平整，我感觉，那个真正的王建军，好像又活过来了。

林芳不说话，但她都看在眼里。

我干活的时候，她会像二十年前一样，给我递上一杯晾好的凉白开。

吃饭的时候，她会多做一道我爱吃的菜。

我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拥抱亲吻，甚至没有一句“原谅”。

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地融化。

那天，下了一场大雨。

屋顶，又漏了。

雨停后，我爬上屋顶，检查漏雨的地方。

原来是有一片瓦，碎了。

我从屋檐下找出一片备用的旧瓦，小心翼翼地换上。当我把那片瓦严丝合缝地盖上去时，我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

我坐在屋顶上，看着炊烟袅袅的村庄，看着远处连绵的青山。

我突然明白了。

我这辈子，就像这栋老屋。年轻的时候，嫌它旧，嫌它闷，拼了命地想往外跑。在外面兜兜转转了一辈子，碰得头破血流，才发现，真正能为我遮风挡雨的，还是这片熟悉的屋檐。

我不是在修房子。

我是在修补我那千疮百孔的人生。

我换上的那片瓦，补上的那道裂缝，就像是在弥补我这二十年来，对这个家，对林芳，对小远，所犯下的过错。

我知道，有些伤害，永远无法弥补。

有些裂痕，永远无法消失。

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一天一天地，把它修补下去。

傍晚，林芳在院子里喊我：“建军，下来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从屋顶上爬下来。

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她鬓角的白发，突然很想跟她说点什么。

“林芳，”我叫住她。

她回过头，看着我。

“那木头啊，其实跟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纹路，自己的脾气。你顺着它的性子来，它就平顺。你要是硬拧着它，它就会裂，会断。”

我看着手里的老刨子，继续说：“我这辈子，拧巴了大半辈子，把自己拧断了，也把别人伤了。现在才明白，人呐，终究还是要顺着自己的心，才能活得踏实。”

林芳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才轻声说：“知道了。快进屋吧，饭菜要凉了。”

我跟着她走进屋里。

饭桌上，摆着两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

那是我离家前，最爱吃的味道。

我拿起筷子，夹起一筷子面，送进嘴里。

眼泪，再一次，掉了下来。

这一次，不是苦的，是咸的，也是暖的。

我知道，这个地窖的门，虽然开了，但里面的阴冷和潮湿，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被阳光一点点晒干。

但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来源：俗世的旁听生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