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篇文章是《北京青年报》2001年发表的采访，自1985年7月刊的《人民文学》正式发表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来，《无主题变奏》就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发表前，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各大校园和文学青年中流传，此后，各杂志又相继连载，在全国引发了

原创 无主题变奏

这篇文章是《北京青年报》2001年发表的采访，自1985年7月刊的《人民文学》正式发表了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来，《无主题变奏》就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发表前，小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京各大校园和文学青年中流传，此后，各杂志又相继连载，在全国引发了震荡。徐星既从事写作，也是纪录片导演和画家，在绘画与纪录片领域的创作也极具个人风格，作品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四十年后，徐星将首次以“无主题变奏”为名在青岛举办文献展与个人画展。此次展品包括《无主题变奏》及八十年代的手稿、国内外媒体报道、旅行日记、读者来信等文献资料，加上个人画作，让读者通过纸张亲手触摸八十年代。《无主题变奏》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在延续，画作和纪录片创作同样是他文学表达的延伸，一切看似无主题，却有着自己的节奏和章法。此次展览将在青年人的聚集胜地——青岛银鱼巷举办，邻近徐星少年时曾流浪过的地方。无意之间，也促成了一场青年人与八十年代的碰撞。

记者：南戈

受访者：徐星

日期：2001年7月26日

地点：徐星住处，居民楼地下室

采访是针对他16年前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无主题变奏》而去的，对话像屋里的自然光一样随意。“这样挺好的，聊聊当时的事儿，不是谈文学。文学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徐星吐着烟圈，回忆到往事深处时，不时站起来踱着步。

限于篇幅，记者将提问省去，全篇成了徐星的自白。

1956年我出生在北京，北京人。1975年去志丹县插队，干了几年。在那儿是真苦，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没别的可吃。在那儿，我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没法再吃了——这让我在国外时可受罪了，举目又是土豆。1977年当了兵，1981年复员。回家过了一阵，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上班，就在和平门那家。我开始在那儿当服务员，干了不到一年，我自己要求调到清洁组，做清洁工，因为工作轻松。

我在烤鸭店挺自在的。计划经济时代，干部工人的分别也不明显，待遇都差不多，喝酒很方便，虽然不允许免费喝公家的酒，但我们总有办法天天喝，上班前就喝，不醉不上班。领导看着不顺眼，也没办法，因为他们也天天喝。

日复一日浑浑噩噩，渐渐地，受到了点儿刺激。刺激来自我的一些朋友，“发小”。

那个时代，社会上最兴的是什么？是学习。全民都在学习啊。那时一见面，不是问你干什么呢、吃什么了，而是问你在学什么呢。我的那些一起长大的朋友们，包括在一个生产队插队的插友，除我以外全部考上了大学。那时候好像不上学就对不起谁。

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干这个？一点儿不求上进？就当一辈子跑堂？

后来我就更“惨”了，天天在全聚德大门外扫地，傍晚把垃圾桶拉到大街上，等着垃圾车来拉。我养了条狗，我扫地我的小狗就跟在我屁股后边撒欢儿，当时确构成了我们店里的一道奇观。就这样我仍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人各有各的生存价值，不必大家都一样。那时我随便写些东西，也在朋友间传看，还曾传到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学生们那儿。我只是为了好玩，和整个文学界一点关系没有。《无主题变奏》是我1981年就写的，写完了也是在朋友间传看，后来放在一个写作的朋友那儿。

平生第一次骑着车去投稿，还喝多了。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发现很多新意，我想起来我的小说，想了想，把《无主题变奏》从朋友那要回来，抄抄改改了一下，没怎么大动，就想去投稿。

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投过稿，也不知怎么投。听说虎坊桥那儿有个编辑部，也不知是什么刊物的，骑车就奔那儿去了。找到了门口，看门的老大爷把我堵住了，问我干什么。我说是投稿的。他一本正经地问我写的是什么稿，是诗还是小说。我回答是小说。他说，那你来错地方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我道了谢，骑车又奔东四，才知道我刚才去的是当年的《诗刊》编辑部。

那天还是有点醉了，骑得不快，到了《人民文学》已近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一个人了，他也正收拾饭盒要走呢。我说我写了个小说，来投稿。人家也就是持着一个编辑该有的态度吧，不冷不热地，说放那儿吧，我们有空会看的。

我扫了一眼，各编辑桌上全是满满的来稿啊。最终我还是放下稿子，人走到楼下了，想想觉得有点儿悬，也觉得没说清楚，就又走上来。那人还在，我又解释了几句，说我没用稿纸，就用的那年代印着某单位名称的普通信纸。人家大概也是客气着又交代了几句，说没关系，只要稿子好就行。出了门，我有点后悔了。这么多稿，人家看吗？不会信手扔废纸篓吗？

没想到，第三天，编辑部的信就到我手里了，对我的小说评价很高，让我再去一趟。我自己也很意外，说实话也挺激动，毕竟是《人民文学》啊......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中国最高水平的文学杂志。

再去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编辑们很多，一进门目光集中在我身上，眼光很好奇，我读出的意思是：这么一个写小说的烤鸭店的清洁工？

也是，我就是一饭馆门口扫地的，和文学界一点没有往来，有谁会知道我？

编辑提出几点意见，不多，主要不是文学方面的。我照着做了一点改动。后来，小说发在了当年的第七期《人民文学》上。那位拿着饭盒的人是责任编辑朱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

我得到的稿费有几百元吧，每千字25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况且在这笔钱外，这篇小说的转载率极高，当时的杂志也很守规矩，哪家转发了都会给我寄一笔稿费。

当时的文学界、评论界还有读者方面反响都很大。我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十封信，全国各地的都有，有军人、警察、农民、打工仔，还有精神病人。有读者到北京来找我，和我探讨人生；还有人找到中国作协想要我的地址，作协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作协的。

还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中外都有。我还是那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兜里揣瓶啤酒，一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有记者来了，我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地的簸箕往脚边一放，咱就开说。

当时文学和作家就是这种社会地位，出名了，不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改善，那时不大正常。文学像现在这样，都能挣钱了，就正常了。

从客观上说，当时我写的确是一个小人物，他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欣赏，又找不到方向。这代表了不少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和信心。

当时就算是一下子很红吧，可醉醺醺一如往常，领导多次动员我走，说你都这样了，我们这儿搁不下你了，你走吧，可我就是坚决不走，事实上我也没地儿可去，就在这扫地了，这工作太适合我了。

到了1986、87年，形势渐渐开始变了，不再计划经济，就没那么好混了，领导也忍无可忍了，于是找到我说，你再不走就把你转街道了。我没办法，只好离开了烤鸭店。这件事真的让我很痛苦，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结果丢了。

这下儿真的成了“专业作家”了，算起来，我大概能算是中国文学界第一个自由职业者吧。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决定怎么活。当时赶着上学的那些朋友，今天又都在忙着挣钱，大家都过得差不多。我在这方面比较弱智，可是让我为此付出、牺牲的恰恰是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那点儿自由、闲散，这我也很做到。

《无主题变奏》只是个历史的产物，从文学上看很多不足，现在我自己看它也不太满意，我认为我后来写的一些东西要更好，它已无可改变，就那样继续无主题吧。

来源：玉宇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