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猛增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这是一种错觉。与此相反，中国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加强大，整体安全性、包括外部侵略风险到内部决策自主性，都已显著提升。中国已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的新时代。

文｜张家栋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国庆节举国欢庆，我也感觉要写点什么。

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猛增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卷入冲突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这是一种错觉。与此相反，中国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加强大，整体安全性、包括外部侵略风险到内部决策自主性，都已显著提升。中国已进入一个更加安全的新时代。

一是，中国安全的经济基础更加坚实。

中国安全性的基础，首先源于经济实力的指数级跃升。回想1999年，我刚到云南大学读硕士，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万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88%，占美国总GDP约1/9。我现在还记得，英语听力老师当时感慨：我们太落后了，连美国一个州都不如。

那时，中国的国家安全主要依赖于外交上的低姿态求存和主权秩序的保障，而非内在力量与韧性。

到2025年，这一格局已彻底扭转。中国GDP规模已达美国的63%，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州的4.5倍。这一增长并非单纯的规模扩张，而是伴随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的深化，直接强化了国家安全力量。

在新的经济框架下，中国从全球经济边缘转向核心节点，外来侵略或对华封锁的机会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实力由此成为中国的“软盾牌”。中国已经把抽象的安全意志，转化为可量化的具体威慑手段。中美关于稀土管制问题的博弈，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是，中国军事能力跃升，实现从被动防御到战略均衡的转型。

军事领域的演变进一步印证了安全性的提升。以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为例，该事件发生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EEZ）内，距海南岛仅110公里。这一事件凸显了当时中国军事能力的局限，美军可轻易渗透中国近海空域，而中方的回应，主要局限于外交抗议和有限、被动的拦截活动。

而在2024年7月，中国空军两架轰-6K战略轰炸机逼近美国阿拉斯加外海，距海岸线300公里左右，美方虽派出F-16拦截，但也未发生碰撞。中国军事力量前出了数千公里。中国舰艇与飞机常态化巡航西太平洋，不仅建立了“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力量，还显著提高了外部势力干预中国事务的门槛。

很显然，中国因被侵略而陷入战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虽然很多人仍然担心美国介入中国统一议题。但此介入早非当年的介入。美军早就不做在台海海峡与我军直接交手的预案。

三是，国家统一进程的逻辑发生变化，从防御焦虑走向主动掌控。

台湾问题的演变，亦是安全提升的典型例证。在童年时代，我外公曾经以忧虑的口吻安慰我：“台湾不会打过来”。这一恐惧曾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台湾飞机曾经经常性光顾大陆领空。

在2025年，这一叙事已颠倒。两岸经济差距拉大至25:1，大陆军力在数量与质量上实现压倒性优势。国家统一的可能性迅速提升，已经从“中国能否统一”问题，转型为“统一路径的选择问题”。和平统一的概率，也因此大幅上升。我们有了更大的主动权，消除了昔日的防御焦虑，转为战略掌控。

四是，战争风险来源发生方向性变化，从外部驱动到内生因素主导。

尽管外部侵略风险降低，中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决定性因素已发生质变。

在过去，冲突多由他国对华政策主导。现在，中国的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增强，中美高层对话更趋对等，安全“阀门”逐渐从他国手中，转移到中国手中。

然而，大国崛起的结构性风险不可忽视。历史规律显示，崛起过程常伴随民族主义高涨，若叠加民主化浪潮，底层民众的国际权力诉求很容易转化为对外战争的冲动。

二战前德国与日本即为此例。德国统一后，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被放弃，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占据主动地位。1896年，两位下野老人，俾斯麦和李鸿章在德国汉堡附近一庄园私会。当时的大清日薄西山，德意志帝国蒸蒸日上。李鸿章还向俾斯麦请教国际战略问题。

两人肯定不会想到，在“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叙事推动之下，德意志帝国崩溃的时间，居然与大清崩溃的时间相差不到10年。更让俾斯麦想不到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最终结局，居然还不如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于1910年相比，今天的德国丢了三分之一的领土，并且还都是精华之地。

日本的路径也相似。明治维新以后，急速的工业化催生军阀主导的扩张主义。日本先后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世界强国俄罗斯，底层民众也被必然主导世界的“神国”叙事裹挟。

二战结束后，日本不仅失去朝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太平洋中的很多岛屿，本土大量城市焚毁，GDP倒退20年。战后日本虽搭上朝鲜战争的列车在经济上奇迹般复苏，但政治影响力一直没有恢复。

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都在于：硬实力过快扩张，若无软实力匹配，易引发内爆与外爆的双重危机。

五是，中国继续崛起面临软实力瓶颈。

中国当前的主要安全风险，已经不是硬实力的不足，而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不匹配。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但没有成为思想大国，软实力——包括国际接受度与国民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均滞后于硬实力的增长。这极易诱发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观念对抗。

在国际接受度方面，西方叙事仍主导“中国威胁论”。欧盟视中国为“系统性对手”，美国视中国为唯一有资格的战争竞争者。

更深层问题是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许多人保留“百年屈辱”框架，认为当前中外关系仍然是屈辱外资的延续，将世界视为零和博弈框架之下的丛林，易有“亡我之心不死”国际观念，而不顾及中国早已摆脱亡国之危的事实。

这一心态，曾帮助中国“站起来”。但在“强起来”的新历史阶段，已经成为我国的认知负担，导致中国与外国世界之间观念的差距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中国已实现富强的基本目标，但需新的身份匹配。我国要从受害者叙事转向负责任大国的新叙事：世界观应从被动防御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历史观上要平衡“耻辱”与“辉煌”；在安全观上，要更强调共赢而非零和的丛林法则。

若忽略这些必要的转型，国民心态将成为我继续崛起的主要障碍。德国与日本的迅速崛起与衰落警示我们：软硬失衡，终致自毁。只有重塑身份和认知，才能匹配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来源：刘庆彬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