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遭「镜传媒集团」的《镜报》、《镜週刊》连续揭露，长期指挥一个跟监偷拍绿营政治人物的「狗仔集团」，其中关键人物是一名任职于官方媒体中央社的S姓女记者（事后被证实是谢幸恩），同时化名「萧依依」在《民报》撰文刊登所谓「揭弊」报导。与此同时，黄国昌再被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遭「镜传媒集团」的《镜报》、《镜週刊》连续揭露，长期指挥一个跟监偷拍绿营政治人物的「狗仔集团」，其中关键人物是一名任职于官方媒体中央社的S姓女记者（事后被证实是谢幸恩），同时化名「萧依依」在《民报》撰文刊登所谓「揭弊」报导。与此同时，黄国昌再被揭露也与另一间网媒《菱传媒》「合作」，而黄也再记者会上坦承此事。

然而，黄国昌始终迴避几个关键的重要问题，儘管他批判「镜传媒才是最大狗仔集团」，但我们必须清楚，镜传媒是媒体，而黄国昌是立委以及台湾第二大在野党主席，媒体拥有狗仔天经地义，而掌握权力的政治人物是否能「豢养记者」或与记者合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形。至于镜传媒是否成为执政党打手、成为司法机关滥用放话工具，这又是第三个议题。无论如何，这三者不能混为一谈。

此外，这个问题还必须切分成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24年2月1日黄国昌就职立委以前（严格来说则可以从2023年11月16日黄国昌宣布放弃时代力量党籍，加入台湾民众党、列入该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第2名时，再度成为政治人物开始算起），一个则是在此之后的公职身分。2021年8月成立的「社团法人台湾公益揭弊暨吹哨者保护协会」，首任理事长即为黄国昌，而现任理事长则是《民报》前董事长张晋源，试问黄国昌何时卸任理事长一职？是在就职立委前还是后？目前在「吹哨者保护协会」内还担任什麽角色？是否能指挥该协会所谓「合作对象」对于其他政治人物进行侦查？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一项对于传播伦理、新闻伦理的全新议题。过往，无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抨击了美国政府设立的「公共消息委员会」，因为该机构散播大量耸动的战争宣传，还对涉及战争的报道进行官方审查，甚至要求记者自我审查，至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88年初版的《製造共识︰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都一再针对执政者、执政党控制媒体，媒体操作舆论进行对人民的洗脑进行抨击。然而，黄国昌的案例并非如此。黄并非执政者与执政党角色，但在野党的政治人物或党魁是否就能透过「豢养记者」或与原本应该监督他的记者私下合作，去跟拍、调查其他政治人物的丑闻？

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提出一项重要概念，「公众舆论不是上帝的声音，也不是社会的声音，而只是旁观者的声音」、「公众只在危机时刻才有必要干预进来，不是去处理具体问题，而是制衡专横力量」。倘若公众舆论是旁观者的声音，掌握立法权的政治人物与其私下合作的记者，透过跟拍政敌来「揭弊」，算是旁观者的声音吗？

Daniel C. Hallin 和 Paolo Mancini在《比较媒介体制：媒体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则提到，19世纪初期，捍卫政治观点成为了印刷媒体的主要功能，而「政治新闻记者是那些将影响公共舆论视为自己职责的人，并且这些记者代表某一政治派别或议题行事，许多报纸的创立也多由政党或政治人物发起，或由他们提供支持」。因此，记者成为了所谓媒体工具化的工具——即媒体被外部行为者控制，这些行为者追求政治影响力。无论黄国昌是否透过与特定记者私下合作来「揭弊」，但若连自己「对媒体的控制、利用媒体来干预政治领域」之弊都无法防，何来「揭弊」可言？

政治人物掌握着政治权力、人脉网络与独家资讯等资源，他们可以透过提供这些资源——例如未来的独家新闻、政治内幕、职位承诺或直接的金钱利益——来「培养」或「收编」（co-optation）特定记者 。这种关係建立在不对等的资源交换上，记者为了获取稀缺资源，可能放弃其专业自主性。而被工具化的记者不再是独立判断新闻价值，而是执行政治人物设定的议程。跟拍政敌的目的在于挖掘负面资讯、製造丑闻，进而透过媒体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影响公众舆论，打击政敌的公众形象与合法性，而公众对此并不知情。

传统上，记者的角色被定义为公众的「看门狗」（Watchdog），监督权力 。然而，若记者变成与政治人物私下合作，打着「揭弊之名」秘密跟拍政敌，并非公众守望，而是将此功能「私人化」与「武器化」，目的从为了增进公众知情权，转变为收集可用于政治斗争的「黑料」，接近情报工作而非新闻採访。发动者利用媒体作为掩护，对目标进行隐蔽的、持续性的观察，不仅被监视者，公众也处于被动和不知情的状态。

记者的首要忠诚对象应是公众，而非任何特定利益团体或政治人物。接受政治人物的指令进行跟拍，意味着记者完全丧失了编辑自主性，成为政治势力的附庸；若接受政治人物的资源（无论是金钱、资讯或未来承诺）来执行特定任务，则构成严重的利益冲突，使得记者的个人利益或其与消息来源的特殊关係，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

当公众意识到记者可以被政治人物收买作为打手时，对整个新闻业的信任度将会急遽下降。公众将难以分辨哪些是基于事实的独立报导，哪些是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击 。更严重的是，这将加剧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媒体不再是促进理性对话的平台，而是沦为不同政治阵营相互攻击的战场，进一步撕裂社会。而这是黄国昌所没有想到的后果，并非其所称的，「台湾容不下揭弊者」。

来源：周子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