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几十年过去了，我闭上眼，还能看见父亲当时的样子。他愣在那儿，半弯着腰，手里还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麻绳头子，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惊愕，然后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慌张和一丝快慰的复杂光芒。

粮站的电闸，是我亲手拉下来的。

那一声沉闷的“咔嗒”，在燥热的七月午后，像一声惊雷。

整个院子的喧嚣，连同那台嗡嗡作响的鼓风机，一瞬间全哑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闭上眼，还能看见父亲当时的样子。他愣在那儿，半弯着腰，手里还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麻绳头子，浑浊的眼睛里，先是惊愕，然后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慌张和一丝快慰的复杂光芒。

那一刻，我这个在电厂管着全县灯火通明的技术员，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我手里的那点“本事”，原来也能为我爹，撑起一片天。

哪怕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第1章 厂里的电话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发了脾气的炉子。

我们城南热电厂三号发电机组的厂房里，更是炉子里的炉膛。巨大的机器轰鸣着，把地板震得微微发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机油和灼热金属混合的味道。

我叫李卫东，二十六岁，是厂里的值班电工。

说白了，就是个伺候这些铁家伙的。但这活儿在当时，是十里八乡都羡慕的铁饭碗。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兜里插着根试电笔，每天在这些轰鸣的机器中间穿梭，感觉自己就是全县光明的守护神。

那天下午，我刚处理完一个接触器的小毛病，正拿块破布擦手上的油污，车间门口，调度室的小王探进半个脑袋，冲我喊：“卫东哥，电话！你家的！”

厂里就一部电话，宝贝似的安在调度室，平时除了紧急公务，响得最多的就是各家报丧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破布掉在地上都忘了捡。

我爹娘都在乡下老家，离县城三十多里地，腿脚都还利索，能出什么事？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抓起那个冰凉又沉甸甸的话筒，话筒里“滋啦滋啦”的电流声，搅得我心慌。

“喂？”

“是卫东吧？我是你三大娘。”

听见是邻居三大娘的声音，我心里松了一半。三大娘家是村里少数几个安了电话的，专门给全村人传话。

“三大娘，是我。家里咋了？”

“没咋，好着呢。你娘让我给你捎个话，说家里麦子收完了，也晒好了，你爹说明天就去交公粮。她问你，厂里忙不忙，不忙的话，能不能回趟家，帮着搭把手。”

我这下彻底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交公粮，这是每年夏收后雷打不动的大事。我爹那个人，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把粮食看得比命都重。每年交公粮，对他来说，就像一场神圣的仪式。

“行，三大娘，我知道了。我跟我们主任请个假，明儿一早就回去。你让我娘放心。”

“欸，好，话我给你带到。”

挂了电话，我长长舒了口气。机器的轰鸣声重新灌进耳朵，但不再那么烦人了。

我们车间主任姓张，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平时不苟言笑，但心热。我找到他，把家里的事一说，他二话没说，直接在我的请假条上签了字。

“去吧，家里的事要紧。你爹娘种一年地不容易，交公粮是大事，别耽搁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路上注意安全。”

“谢谢张主任。”

下了班，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先去副食品商店，凭票买了二斤槽子糕，又割了半斤猪头肉，用油纸包好，仔细地挂在车把上。

这是给我爹下酒的。

他那个人，就好这一口。

回到单身宿舍，我把东西放好，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啥可收拾的，就一身换洗的衣服。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蝉鸣，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跟着我爹在麦田里的情景。

我爹叫李庚田，人如其名，一辈子都在跟田地较劲。他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农闲时会去城里找点零活干。他的世界，就只有那一亩三分地。

他总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你对地好，地就不会亏待你。

他伺候庄稼，比伺候自己都上心。从选种、犁地、播种到收割，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家的麦子，年年都是村里长得最好的，麦穗饱满得能把麦秆压弯了腰。

收麦子的时候最累。毒辣的太阳底下，他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脊背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汗水顺着他脸上的褶子往下淌，滴进滚烫的土地里，蒸发出一股咸腥的土味。

那时候，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帮他递个水，或者用小镰刀割些他够不着的边边角角。

他总会摸着我的头，用他那长满老茧、像砂纸一样的手，咧着嘴笑：“卫东啊，好好念书。以后进了城，当了工人，就不用再受这份罪了。”

他的手，粗糙得能把我的脸划疼，但那份温暖，我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真的考上了技校，毕了业分到电厂，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商品粮”的，成了他的骄傲。每次我回家，他嘴上不说，但那双眼睛里的光，亮得吓人。

他会把我拉到院子里，指着那台崭新的手扶拖拉机，中气十足地说：“看，这是你第一年寄回来的钱买的！好使！”

我知道，我能走出那片土地，是我爹用他弯下的脊梁，一锄头一锄头给我刨出来的路。

所以，每年交公粮，只要我能请下假，就一定会回去。

不为别的，就为了能在他最看重、最骄傲的时刻，站在他身边，让他觉得，他这个当工人的儿子，没忘本。

想着想着，不知不

觉就睡着了。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片金色的麦浪里，我爹在前面挥着镰刀，脊背宽阔得像一座山。

第2章 父亲的麦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蹬着自行车上路了。

清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脸上很舒服。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收割完的麦茬整整齐齐，像一片金色的地毯。空气里，满是麦秆和泥土混合的清香。

这是城里闻不到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骑了快两个小时，远远地看见我们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我的心就踏实了。

进了村，不少早起的乡亲看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

“哟，卫东回来啦？”

“是啊，王大伯，回来帮我爹交公粮。”

“你爹有福气啊，养了你这么个出息的儿子！”

我笑着一一回应，心里暖洋洋的。这种感觉，是在厂里住宿舍楼，邻居住了大半年还叫不上名字所体会不到的。

快到家门口，就看见我娘正拿着个大扫帚，在院子里扫地。我们家院子不大，但被她拾掇得干干净净。院子中央，一大片空地上，铺着一张巨大的芦苇席，上面摊着金灿灿的麦子。

“娘，我回来了！”我跳下车，喊了一声。

娘一回头，看见我，脸上的皱纹一下子笑开了花。“哎哟，我的儿，你可回来了！快，快进屋，外面热。”

她接过我车把上的东西，嘴里念叨着：“回来就回来，还买啥东西，乱花钱。”但那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我爹正从屋里出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手里拿着个簸箕。看见我，他只是“嗯”了一声，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却在我身上停留了好几秒。

这就是我爹，一辈子不善言辞，所有的情感，都藏在那张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上。

“爹。”我喊了一声。

“回来了。”他点点头，走到麦子跟前，弯下腰，抓起一把麦粒，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又凑到嘴边，用牙咬了一下。

“嘎嘣”一声，很清脆。

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对我说：“晒得差不多了，火候正好。你去屋里歇会儿，喝口水，等下咱们就装袋。”

我哪能歇着，放下东西，洗了把脸，就跟着我爹一起干活。

我娘拿来早就准备好的麻袋，我爹负责掌着袋口，我用铁锹一锹一锹地往里装。

我们家的麦子，真是好。

颗粒饱满，颜色金黄，没有一粒瘪的。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带着太阳的温度和一股好闻的麦香。这是我爹一年的心血，是他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宝贝。

我一边装，一边跟我爹说着厂里的事。我说我们新上了个什么设备，多厉害；我说我跟着老师傅学了个什么新本事，主任都夸我。

我爹就“嗯嗯啊啊”地应着，偶尔问一两句。我知道，他其实听不太懂那些什么“变压器”、“配电盘”的，但他喜欢听。

他喜欢听他儿子在外面过得好，有出息。

装了满满十大袋，每袋都鼓鼓囊囊的。我爹用麻绳把袋口扎得结结实实，打的结，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那种，又利索又牢靠。

“卫东，你去把咱家的‘铁牛’开出来。”我爹拍了拍手上的土，对我说道。

“铁牛”就是那台手扶拖拉机。我应了一声，跑到后院，熟练地摇响了拖拉机。伴随着“突突突”的轰鸣声，我把车开到院子里。

我和我爹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十大袋麦子全都搬上拖车。每一袋，都得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搬完最后一袋，我累得气喘吁吁，可我爹，五十多岁的人了，只是额头见了些汗，气息匀得很。

看着他那依旧硬朗的腰板，我心里一阵踏实。

我娘端来两碗早就晾好的绿豆汤，里面放了糖，喝一口，从嗓子眼一直凉到心里。

“歇会儿，歇会儿再走。”娘心疼地用毛巾给我擦着汗，“看你这满头大汗的，在厂里怕是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吧？”

“娘，没事，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笑着说。

我爹喝完绿豆汤，把碗一放，站起身，从屋里拿出一个布袋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掏出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那是我们家的“农业户口本”和“交售粮证”。

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包“大丰收”牌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我爹很少主动给我烟。

“拿着，路上要是遇上熟人，递一根。”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到了粮站，要是人家工作人员口渴，也递一根，客气点。”

我接过来，点点头：“爹，我知道。”

他看了看天色，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走吧，趁着中午头，去粮站的人兴许能少点。”

我跳上拖拉机，发动了车。我爹坐在我旁边的拖车边上，守着他的粮食，就像一个守着宝藏的国王。

娘站在院门口，一直冲我们挥手，直到我们拐过村口的弯，再也看不见。

“突突突”的拖拉机声，在乡间的小路上回响着。

路两边的白杨树，把斑驳的树影洒在我们身上。

那时候的我，信心满满。我觉得，凭我们家这麦子的成色，交公粮，那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我怎么也没想到，前面等着我们的，会是那样一张脸。

第3章 粮站的“秤杆子”

乡镇粮站离我们村有七八里地，拖拉机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

还没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已经排起了长队。一辆辆拉着粮食的牛车、马车、手扶拖拉机，像一条长龙，从粮站的大磅秤一直延伸到门口。

空气里，除了麦子的香味，还混杂着牲口的骚味和人的汗味。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一边用草帽扇着风，一边大声地聊着天，抱怨着这鬼天气。

我把拖拉机停在队尾，熄了火。

我爹跳下车，走到队伍前面去打探情况。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脸色有点不大好看。

“咋了，爹？”我问。

“今天验收的，是那个姓钱的。”我爹皱着眉头，从兜里掏出旱烟袋，卷了一锅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

姓钱的？

我脑子里搜索了一下，没什么印象。我常年不在家，对镇上的人不熟。

“这人怎么了？”

“不好说话。”我爹吐出一口浓烟，声音压得很低，“手黑，心也黑。村里人背地里都管他叫‘钱扒皮’。去年，你二柱子叔家的麦子，就是被他给卡了，说是水分超标，硬是给压了三成的价。二柱子叔气得跟他吵，结果人家直接不收了。最后还是二柱子叔赔礼道歉，又托了人，才算完事。”

我听了，心里有点不舒服。

“爹，咱家麦子晒得这么干，他还能挑出毛病来？”

“但愿吧。”我爹叹了口气，没再说话，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旱烟。

队伍前进得很慢，太阳越来越毒，晒得人皮肤发烫。我从车上拿了水壶，和我爹一人喝了几口。

等了差不多一个多钟头，总算轮到我们了。

我把拖拉机开到大磅秤上，一个穿着的确良白衬衫，戴着眼镜，瘦得像根麻杆的中年男人，慢悠悠地从旁边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他手里拿着个本子和一支笔，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哪个村的？”他头也不抬地问。

“李家村的，李庚田。”我爹赶紧从车上跳下来，陪着笑脸迎上去。

他从兜里掏出那包“大丰收”，抽出两根，恭恭敬敬地递过去：“钱站长，抽根烟，解解乏。”

那姓钱的斜着眼瞥了一下烟，又瞥了一下我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嘴角撇了撇，没接。

“不抽。”他冷冷地说了两个字，然后走到我们的拖车旁。

我爹的手，就那么尴尬地悬在半空中。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走过去，默默地站在我爹身后。

姓钱的绕着拖车走了一圈，然后随手解开一个麻袋的口子，伸手进去，抓了一把麦子。

他没像我爹那样用牙咬，而是拿出一个看着挺精巧的小仪器，把麦粒倒进去，拨弄了几下。

“水分十三点五，超标了。”他面无表情地宣布道，声音不大，但在这嘈杂的院子里，却格外清晰。

我爹愣住了：“不可能啊！钱站长，我这麦子在院里摊开着，实实在在晒了四个大太阳，干得不能再干了。您是不是……看错了？”

“我的仪器会看错？”姓钱的把眼睛一瞪，把那个仪器举到我爹面前，“国家标准，十二点五以下。你这超了一个点，不合格。拉回去，重新晒。”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可我知道，“拉回去重新晒”这六个字，对我爹意味着什么。

这十大袋麦子，一千五百多斤，卸下来，再摊开，再装回去，里里外外，又得折腾一整天。这还不算，万一赶上个阴雨天，这一年的收成可能就全砸手里了。

“钱站长，您再给看看，通融通融。”我爹的腰弯得更低了，声音里带着恳求，“您看我这麦子，成色多好，颗粒多饱满。就高了那么一点点，碍不了大事。”

“规定就是规定。”姓钱的把本子一合，“下一家！”

他转身就要走。

我当时就火了，一步跨上去，拦在他面前。

“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老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地，就挣这点粮食，容易吗？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我声音不小，周围排队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姓钱的被我拦住，愣了一下，随即脸色沉了下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着工人的衣服，不像个庄稼汉，语气里带了点讥讽。

“哟，这是谁啊？口气不小嘛。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城南电厂的。”我挺起胸膛。

“电厂的？”他冷笑一声，“电厂的怎么了？电厂的就能不讲规定了？我告诉你们，今天这粮，你们是交不成了。赶紧把车开走，别耽误后面的人。”

他说完，推开我，径直回了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们身上，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麻木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卫东，算了。”我爹拉了拉我的胳膊，声音沙哑，“咱……咱回去吧。”

我回头看着他。

他的脸，在毒辣的阳光下，显得那么苍白。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屈辱，还有一丝深深的疲惫。

那个在我心里，一直像山一样坚实的脊梁，在那一刻，仿佛被压弯了。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扶着我爹，一言不发地发动了拖拉机，把车从磅秤上开了下来，停到院子角落里。

一路上，我们爷俩谁也没说话。

拖拉机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刺耳。

第4章 父亲的执拗

回到家，我娘看见我们拉着满满一车粮食回来，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

“这是……咋了？粮站没开门？”她迎上来，小心翼翼地问。

我爹闷着头，从车上跳下来，一句话不说，径直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拿起他的旱烟袋，一锅接一锅地抽。

屋子里，很快就弥漫着呛人的烟味。

我把事情的经过跟我娘说了一遍。

我娘听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进屋，坐在我爹身边，拿起针线笸箩，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纳着鞋底。

整个屋子，安静得可怕，只有我爹“吧嗒吧嗒”的抽烟声，和我娘针穿过鞋底的“咝咝”声。

那种压抑的气氛，让我喘不过气来。

“爹，娘，你们别这样。”我打破了沉默，“不就是粮食没交成吗？多大点事。那个姓钱的，不就是想要点好处吗？我明天去买两条好烟，再买两瓶好酒，给他送去。我就不信，他还能不收？”

在厂里待久了，这种事我见过。有些管事儿的，就喜欢拿手里的那点权力，来为难人。你把他哄高兴了，什么事都好办。

我以为我爹会同意。

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话，猛地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啪”地一磕，站了起来。

“不行！”他吼了一声，眼睛瞪得滚圆，布满了血丝，“我李庚田种了一辈子地，交了一辈子公粮，从来没求过谁！咱家的麦子，干干净净，凭啥要低这个头？给他送礼？我呸！他要是敢收，我还怕脏了我的粮食！”

他情绪很激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那你说咋办？”我也来了脾气，“就这么耗着？再说了，咱家的麦子明明是干的，他非说湿，这明摆着就是刁难人。咱跟他讲道理，他又不听。”

“那就晒！”我爹斩钉截铁地说，“他说湿，咱就再给他晒一天！晒到他挑不出半点毛病为止！”

“爹！”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么大的太阳，再晒一天，麦子都快成爆米花了！到时候分量轻了，吃亏的还是咱自己！”

“分量轻了，我认！但我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我李庚田的粮食，是靠送礼才交上去的！”我爹梗着脖子，一字一句地说。

他的眼神，倔得像头牛。

我知道，我爹的牛脾气上来了。他说一不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是他作为农民，最后的，也是最硬的骨气。

他可以受累，可以吃亏，但不能受辱。他的粮食，必须是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交上去的。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方面觉得他太固执，不懂得变通。另一方面，我又被他这种近乎顽固的坚守，深深地打动。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比金钱和利益更重要的。比如尊严，比如一个人的清白。

“行，爹，我听你的。”我最终还是妥协了，“你说晒，咱就晒！”

我爹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

他没再说话，转身出了屋，走到院子里，解开拖车上的绳子，开始一袋一袋地往下卸粮食。

我也赶紧过去帮忙。

我娘也放下手里的活计，拿来扫帚，把院子又扫了一遍，生怕有一点土坷垃混进麦子里。

我们一家三口，在毒辣的太阳底下，默默地干着活。

卸下麻袋，解开袋口，把金黄的麦子重新摊在芦苇席上，摊得薄薄的，匀匀的。

做完这一切，我们三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湿透了。

我爹直起腰，用那粗糙的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看着院子里那片金灿灿的麦子，眼神里，是一种我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有愤怒，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执拗的坚定。

“卫东，你去屋里歇着吧。”他转过头对我说，“这儿有我看着就行。”

“爹，我跟你一起。”

“不用。你明天还得上班，别累着了。”他摆摆手，不容我分说，自己搬了个小马扎，就坐在院子的屋檐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片麦子。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雕像。

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个曾经在我眼中无比高大、能为我遮风挡雨的背影，此刻却显得有些单薄和苍老。

我的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又酸又胀。

我突然意识到，我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他，老了。

我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躲在他的身后。

我应该站出来，为他做点什么了。

一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地发了芽。

第5章 第二次交锋

第二天，我爹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拿着个大木耙子，在院子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着麦子。他说，这样能让麦子晒得更均匀，干得更快。

吃早饭的时候，我对他和我娘说：“爹，娘，今天交粮，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家歇着。”

我爹一听，筷子往桌上一放：“那哪儿行？这是咱家的事，我得去。”

“爹，你听我说。”我耐心地解释道，“那个姓钱的，明摆着是冲着你来的。你去，他肯定还找茬。我一个年轻人，又是厂里的工人，他多少得给点面子。再说了，昨天他不是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吗？我今天就穿着我们厂的工装去，让他知道，咱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娘也帮腔：“他爹，卫东说得对。你就让孩子去吧，你在家我也不放心。”

我爹低着头，沉默了半晌，最后才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那你……机灵点。”他嘱咐道，“别跟他硬顶，能说好话就说好话。”

“我知道，爹，你放心吧。”

吃完饭，我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工装，胸口的口袋里，还特意别上了我们电厂的厂徽。

装粮食的时候，我爹还是不放心，亲自上手，把每个袋子都装得冒尖，扎得结结实实。

临走前，他把我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两包皱巴巴的“大前门”香烟，塞到我手里。

“这个……你拿着。”他眼神躲闪，有点不自然，“要是……要是实在不行，就……就递给他。”

我看着他手里的烟，又看了看他那张写满纠结的脸，心里一酸。

我知道，为了这些粮食，为了这个家，他最终还是放下了他那份固执的骄傲。

我把烟推了回去。

“爹，不用。我有办法。”

我没说我的办法是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

我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再次上路了。

这一次，我的心情和昨天截然不同。

昨天是充满希望，而今天，是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到了粮站，院子里的人比昨天还多。我把车停在队尾，没着急排队，而是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我一边转，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

粮站的院子不大，一排平房是办公室和仓库，院子中间是磅秤和一台用来清理杂质的鼓风机。所有的用电设备，电源都来自院子角落里的一根电线杆。

电线杆上，挂着一个老旧的铁皮电闸箱。

箱子没上锁，只是用一根铁丝胡乱地拴着。

我心里有底了。

我是干什么吃的？我就是个电工。整个县城的电，都是从我们厂里发出去的。这小小的粮站，用的电，也得管我们叫一声“祖宗”。

我回到车上，点上一根烟，耐心地排队。

轮到我的时候，那个姓钱的，又从办公室里晃了出来。

他看见是我一个人来的，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种了然的冷笑。他大概以为，我爹是怕了，派我这个儿子来服软了。

“怎么又是你？”他明知故问。

“钱站长，我爹身体不舒服，我替他来。”我陪着笑，语气很客气。

“哦。”他应了一声，慢条斯理地走到车前，还是老一套，解开袋子，抓了把麦子，放进他的那个宝贝仪器里。

院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们这里。

所有人都想看看，这个昨天被打了回票的后生，今天能不能过关。

姓钱的盯着仪器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不行啊，小同志。”他摇了摇头，“水分还是超标，十二点八。比昨天是干了点，但还是不合格。”

我心里冷笑一声。

这麦子在我家院子里，在那种毒日头下，又结结实实地暴晒了一整天。别说十二点八，就是十一点八我都信。他这仪器，八成是有问题，或者说，是他想让它有问题。

“钱站长，您再仔细看看？”我依然保持着微笑，“我这麦子，干得都能当柴火烧了，怎么可能还超标呢？是不是您这仪器……”

“你什么意思？”他脸色一变，“你是说我的仪器不准？还是说我故意刁难你？”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一副被人冤枉了的样子。

“我没那个意思。”我赶紧摆手，“我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没什么好奇怪的！”他把仪器往兜里一揣，“事实就是事实。不合格，就是不合格。拉走吧，别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了。”

他又想故技重施。

周围的人群里，传来一阵窃窃私语。

“这家人真倒霉，又被卡了。”

“这姓钱的，也太不是东西了。”

“嘘，小声点，别让他听见。”

我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收了起来。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钱站长，我们老百姓种点粮食不容易，您是国家干部，是吃公家饭的，您得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您不能凭着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仪器，就断了我们一年的活路。”

“你这是在教训我？”姓钱的彻底被我激怒了，他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今天这粮，我还就真不收了！你就是说到天上去，也没用！赶紧给我滚！”

他的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我爹让我别硬顶，让我说好话。

我试了。

但没用。

当一个人铁了心要为难你的时候，你所有的退让和恳求，在他眼里，都只是软弱可欺的证明。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也烟消云散了。

我没再跟他争辩，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好。”我说，“我走。”

我转过身，发动了拖拉机，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把车从磅秤上开了下来。

但我没有开出大门，而是把车停在了院子中央。

然后，我跳下车，径直走向了院子角落里的那根电线杆。

第6章 那一声“咔嗒”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我的脚步移动。

他们不明白我要干什么。

那个姓钱的，也愣住了，站在磅秤上，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我走到电线杆下，抬头看了一眼那个锈迹斑斑的电闸箱。

箱子大概有三米高，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在厂里，十几米高的脚手架我都爬过。

我后退了两步，一个助跑，双手扒住电线杆上的脚钉，三下五除二，猴子一样地蹿了上去。

我的动作，干脆利落，是在厂里千百次训练出来的本能。

院子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这后生要干啥？”

“他要爬电线杆？不要命了！”

姓钱的也反应过来了，他指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吼：“你！你给我下来！你想干什么？破坏国家财产，是犯法的！”

我根本不理他。

我稳稳地站在脚钉上，一手扶着电线杆，另一只手，轻而易举地解开了那根拴着电闸箱的铁丝。

我打开了铁皮箱的门。

里面，是一个硕大的黑色胶木电闸，旁边还有几个保险丝。线路的接法，简单得可笑，比我们厂里最简单的照明线路还要粗糙。

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人。

他们都仰着头，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我。

我又看了一眼那个姓钱的，他脸上的表情，已经从愤怒，变成了惊恐。

我冲他，咧嘴笑了笑。

然后，我伸出手，握住了那个冰凉的电闸手柄。

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我仿佛又看到了昨天，我爹那个被压弯的脊梁。

我仿佛又闻到了，我们家那片麦田里，阳光和汗水混合的味道。

我爹，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用一生的辛劳，供我读书，让我走出那片土地，成了城里人，成了体面的工人。

他希望我过上好日子，不再像他一样，看天吃饭，看人脸色。

可到头来，在他最需要尊严的时候，我这个当儿子的，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一个小人，肆意地羞辱。

我学了一身摆弄电的本事，我能让整个县城灯火通明，却点不亮我爹心里那盏憋屈的灯。

凭什么？

就凭他手里那个小小的仪器？就凭他身上那层“公家”的皮？

不。

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方式，告诉我爹，也告诉所有人。

时代不一样了。

庄稼汉的儿子，不再是只能任人揉捏的软柿子。

我们有知识，有技术，我们也有我们的力量和尊严！

我的手，猛地往下一用力。

“咔嗒！”

一声清脆而沉闷的响声，在整个粮站上空回荡。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

所有正在运转的机器，都停了下来。

那台一直嗡嗡作响的鼓风机，哑了。

办公室里的电灯，灭了。

整个粮站，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和昏暗之中。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足足有十几秒，人群才像炸了锅一样，爆发出一片巨大的哗然。

“停电了！”

“天呐，他把电闸给拉了！”

“这下可闯大祸了！”

那个姓钱的，脸色惨白，指着我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你……你……”他“你”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从电线杆上，利索地滑了下来，稳稳地落在地上。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走到他面前。

“钱站长。”我看着他的眼睛，平静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关于我家的粮食，和我家拖拉机占你家磅秤的事了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混乱中，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

第7章 事情的解决

粮站的混乱，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从最里面的办公室里快步走了出来。

他就是粮站的马站长。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一边走，一边大声地问着，脸上满是焦急。

姓钱的看见他，像是看见了救星，连滚带爬地跑过去，指着我，声音都变了调：“站长！他！就是他！他把咱们站的电闸给拉了！”

马站长的目光，立刻像两把利剑一样，射向我。

他上下打量着我，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

“小同志，是你干的？”他的声音很沉，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我没有躲闪，迎着他的目光，点了点头。

“是我。”

“胡闹！”他低喝一声，“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在破坏生产！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我挺直了腰板，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叫李卫东，城南热电厂的电工。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们粮站的验收员，钱同志，无故刁难，两次拒绝接收我们家的合格公粮。”

我的话，掷地有声。

周围的农民们，也都纷纷附和起来。

“是啊，马站长，我们都看见了。这小伙子家的麦子，干得都冒烟了，那个钱验收员，硬是说不合格。”

“去年我家的，也是被他这么卡着，硬是给压了价！”

“马站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群众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向马站长。

马站长显然没想到，事情会牵扯出这么多问题。他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转过头，狠狠地瞪了姓钱的一眼。

姓钱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缩着脖子，不敢说话。

马站长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今天这事要是不处理好，捅了篓子，他这个站长也当不安稳。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目光重新转向我，语气缓和了一些。

“李卫东同志，是吧？你先去把电闸合上，恢复供电。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好好说。我保证，一定给你一个公道。”

他的态度，很诚恳。

我看了他几秒钟，点了点头。

“好，我信你一次。”

我转身，又一次爬上电线杆，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重新合上了电闸。

“嗡——”

鼓风机又响了起来，办公室的灯也亮了。

整个粮站，恢复了正常。

我从电线杆上下来，马站长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李卫东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钱科长，你也过来！”

我跟着马站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姓钱的，则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低着头，跟在后面。

办公室里很简陋，一张办公桌，几个文件柜。

马站长让我坐下，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李卫东同志，你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跟我说一遍。”

我没有添油加醋，只是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从我爹如何精心晾晒麦子，到姓钱的如何用那个仪器两次判定不合格。

我说得很平静，但马站长听得很认真。

等我说完，他转头看向姓钱的。

“钱科长，他说的是事实吗？”

“站长，我……我那也是按规定办事啊。我的仪器测出来，就是超标了……”姓钱的还在狡辩。

“仪器？”马站长冷笑一声，“把你的仪器拿出来我看看。”

姓钱的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那个小仪器。

马站长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了看，然后“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

“钱爱国！你别把我当傻子！这东西是日本货，我知道。我也知道，这玩意儿的精确度，跟环境湿度、温度都有关系！你这两天，是不是把它揣在汗湿的衬衫兜里了？”

姓钱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

马站长没再理他，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很郑重地对我说：“李卫东同志，我代表粮站，向你，向你父亲，表示歉意。这件事，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是我们个别工作人员，思想出了问题。我向你保证，一定会严肃处理。”

然后，他拿起电话，摇了几下，接通了。

“喂，我是马建国。派个人，马上到我们粮站来，带上咱们局里最准的那个水分检测仪，对，马上！”

挂了电话，他对我说：“李卫东同志，你稍等一下。我们今天，就用最权威的设备，当着所有人的面，重新给你家的粮食做一次检测。如果合格，我亲自给你办手续。如果不合格，算我的，我个人掏钱，按最高标准，把你的粮食全收了！”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处理。

我站起身，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马站长，谢谢你。”

半个多小时后，县粮食局的人来了。

当着院子里所有人的面，技术员从我的十个麻袋里，分别取样，然后用一台看着就比姓钱的那个高级很多的仪器，进行了检测。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水分含量，百分之十一。”技术员大声地宣布。

比国家标准，还低了一点五个百分点。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马站长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李卫东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然后，他转过身，对着院子里所有排队的农民，大声地宣布：“钱爱国同志，工作态度恶劣，方法简单粗暴，从今天起，停止工作，回家反省！等待组织处理！”

姓钱的，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坐在了地上。

那天，我家的粮食，是马站长亲自给过的磅，亲自给开的票。

办完手续，我开着拖拉机，准备回家。

马站长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李卫东同志，今天这事，你虽然有理，但做法，还是太冲动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遇到问题，要相信组织，要通过正规渠道反映。拉电闸这种事，可不能再干了。”

“我知道了，马站长。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今天，也算是给我们粮站，上了一课啊。”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拖车空了，我的心，却是满的。

第8章 父亲的酒

我开着拖拉机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我爹和我娘，就坐在院门口的石头上，一直朝着村口的方向望着。看见我开着空车回来，他们俩“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快步向我跑来。

“卫东，粮……交上了？”我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从车上跳下来，从兜里掏出那张盖着红章的“公粮收讫单”，递到他面前。

“爹，交上了。一千五百六十三斤，一斤不少。”

我爹接过那张薄薄的纸，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他那双粗糙的手，微微颤抖着，凑到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仔仔细细地看着。

看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眼眶，红了。

“好，好……好啊。”他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娘在一旁，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衣角，不停地擦着眼泪。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一桌子好菜。

我把我从城里带回来的猪头肉切了一大盘，又开了瓶酒。

我爹的话，格外地少。

他只是不停地给我夹菜，不停地给我倒酒。

我们爷俩，你一杯，我一杯，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喝着。

酒过三巡，我爹的脸，红得像块红布。

他放下酒杯，看着我，看了很久。

“卫东，今天在粮站，你……你没跟人动手吧？”他问。

“没有。”我摇摇头，“我就是跟他们讲了讲道理。”

我没跟他说拉电闸的事。我怕他担心，怕他觉得我闯了祸。

“那就好，那就好。”他松了口气，喃喃自语，“咱是讲道理的人家，不能跟人动手。”

他顿了顿，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卫东啊，爹……爹没本事。”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哽咽，“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我的心，猛地一揪。

“爹，你说啥呢。”我赶紧给他把酒满上，“你是我爹，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你这么个爹。”

他没再说话，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面前的酒杯里。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我爹哭。

一个像山一样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哭了。

我知道，他这一天，心里憋了多大的屈辱和煎熬。

我也知道，当他看到我拿着那张收讫单回来的时候，他的心里，有多大的欣慰和骄傲。

那一刻，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姓钱的被调去看仓库了，再也没能干验收的活。而那个马站长，因为工作做得好，没过两年，就升到县粮食局当副局长了。

这些都是后话了。

从那以后，我爹在我面前，话明显多了起来。他会主动问我厂里的事，问我工作顺不顺心，甚至会跟我讨论一些村里的新闻。

我们爷俩，好像一下子，就跨过了那道无形的隔阂。

我明白，那一天，在粮站，我不仅是帮他交了一次公粮。

更重要的是，我让他看到了，他的儿子，长大了，有能力保护他了。

就像小时候，他用他宽阔的脊背，为我遮风挡雨一样。

现在，轮到我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我爹娘，也早就离开了我。

但每年夏天，闻到空气里那股熟悉的麦香，我总会想起一九七九年的那个下午。

想起我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想起他那倔强的眼神，想起那张被泪水打湿的公粮收讫单。

还有，那一声清脆的，“咔嗒”。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

它告诉我，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渺小。但为了保护你最珍视的人，有时候，你必须得拿出点，连自己都害怕的勇气来。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来源：人尔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