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宣判之后，六年时间有四年是在北京第一监狱，余下二年，是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度过的。他到密山后，工作不再是造纸，而是烧砖，活计又脏又累，远不如在北京第一监狱轻松，但不管多么苦，他终于熬出头来了。然而，就在他刑期只剩一年多，全家人盼望他回家团聚的时候，又一件不幸的

父亲服刑六年，我只去探视了一次那之后，我一直把那仅仅五分钟的接见时间，看做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我一生中与人处事史上，最失败的一篇。

父亲宣判之后，六年时间有四年是在北京第一监狱，余下二年，是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度过的。他到密山后，工作不再是造纸，而是烧砖，活计又脏又累，远不如在北京第一监狱轻松，但不管多么苦，他终于熬出头来了。然而，就在他刑期只剩一年多，全家人盼望他回家团聚的时候，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母亲正式提出同父亲离婚。理由是，父亲是反革命罪，属于严重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影响她的前途，她要同他划清界线。

当时学生时代的我，对大人之间的事不太清楚，但离婚的概念我还懂，作为一个孩子，看着父母亲分道扬镳，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件又一件不幸的事，都降到了我家；后来父亲从监狱出来后，我问父亲有关母亲的情况。父亲连连叹息说："那是在密山服刑期间，你妈妈找我离婚，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妈会变心离开我，就在她没找我之前，我看到其它"狱友"一个又一个离婚的时候，还自信地说，谁离婚，你妈也不会和我离婚。可，万没想到，说话不久，灾难就降到了我的头上。我当时要求见你妈同她谈谈。监狱里的负责人转告我，说你妈不愿意见我，只让我在离婚证书上签字。见到那负责人摆在我面前的离婚证书，我脑袋轰地一声，眼前一阵发黑，要不是及时扶住墙壁，我差点儿没倒在现场。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没有哭，不，哭了，但，我没有让眼泪流出来，我把它全咽到肚子里了。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哭也没用。就是哭死你妈妈也看不见，就是看见，她下了狠心，也绝对不会为之所动，于是我忍着悲痛，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母亲同父亲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弃一家老小而不顾，和她的新选择，离开她的大本营沈阳，到哈尔滨去了。

每个月还给我们一家老小寄来六十元钱生活费。那年头，六十块钱不算少，完全可以保证一家人的三食温饱。但三食温饱，如何能抵消心里的压力，那几经磨难的奶奶，不止一次地哭着要到哈尔滨去找她的儿媳，说他们两口子不容易，丈夫差一年就出来了，说什么也不能离婚；还说，她们婆媳关系不错，到了哈尔滨，她就是给她跪下磕头，也要把她请回沈阳来……

亲友们说啥也不同意她去，大家都说她那么大年纪了，哈尔滨那么大，没地方找去，就是找到了，也不可能回来…．奶奶，可怜的奶奶，再也找不出自圆其说的办法了，老人家除了以泪洗面还能怎么样呢？

我伴着家变的裂痛，度过了中学时代，怀着将来当个技术员、工程师的梦想，考入了沈阳东北工学院，展望未来，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前景在等待着我；可回到家里，一看到那老的老，小的小，上下无着，左右无助的惨状，心就变得褶褶巴巴的，那灿烂的前景也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儿……

当时，我毕业于沈阳市第二十七中学，学校利用开运动会的形式搞了个一举两得的毕业联欢。历时三天的运动会，我屁股没离过石头台阶，许是着凉了，患了痔疮，病情很重，以至不得不入院治疗。我在沈阳一家小有名气的肛肠医院，做了手术。但术后效果一直不佳，我是带着病一瘸一拐走进东北工学院大门的。结果由于学习紧张，没到三个月，我的病又犯了，而且犯得比前一次还重。没办法，又得入院治疗，于是，我二马投唐，再一次住进了那家肛肠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不行，又做了一次，等于连续做了三次手术，才算完全彻底地控制住了。等病好出院后，功课也已经拉下很多，其它学科，我不那么犯愁，用用劲就可以赶上去，唯独俄语课是最令我头疼的了。因为我从接触外语那天，就对它担忧。我在满州国小学学日语的时候，不也是因为学不好，经常挨罚吗？大学里，外语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外语不过关是不行的。尽管我强迫自己去接近它，可还是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加之家里包袱太重，母亲那一成不变的六十元钱生活费，已经贬值了，不能再像头两年那样对付维持一家人的三食温饱了。学习遇挫，生计艰难，两下夹攻，我一狠心，做了新的选择：书不念了，找工作，挣钱养家。

我想得挺好，往往与愿违。书是不念了，可那年头，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我高中毕业，虽然大学只上了一年，算不上一个整的，也得算半个大学生。当时，具备我那样文化程度的人，还属凤毛麟角，所以，找一个不合适的工作，我不甘心，怕梁柁改筷子﹣﹣大材小用。

没工作，只好呆在家里。在学校不管能不能学进去，一天几堂课，总是有事情可做。在家里一天一天，无所事事，久而久之，我可受不了啦。就在我百无聊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视野，她叫王全桂，也就是我后来的妻子。一位年轻的西河大鼓演员。我们的邂逅，纯属阴差阳错，或者说是一场误会。因为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基础，也够不成情投意合，更不是什么一见钟情，我之所以接受了对方，一句话，就是报恩。当时，母亲扔下我们一家不管了，爸爸在外服刑未满，我退学在家，找不到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已经接近穷困潦倒了。

从师门而论，王全桂管母亲王香桂叫师姑，母亲在的时候，她们两个人关系处得不错。母亲弃家而去之后，她看我家生活上有困难，念记前情，经常解囊相助，她虽然是个书曲艺人，也和父母亲一样，没有文化，只凭其超常的记忆力，和有别于一般人的悟性。我听过她的书之后，经常在她到我家的时候，帮助她校正语法和修辞中的错误，指出她书中的误差和不足。她从内心仰慕我的才学，又从心内感激我对她的热诚帮助……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十九岁的我与二十七岁的王全桂女士在营口正式履行了结婚手续，从此开始了那似乎甜蜜，或者说是含着苦涩的婚姻生活……

婚后的我，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整天仍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全靠妻子全桂一个人用鼓槌儿敲来的钱养活一家。久而久之，我便有些挂不住劲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大男人，靠老婆养着，实在不成体统，我恨不能马上找个事儿干干；可干什么呢？老婆是说书的，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总不能像牛郎织女那样，终年分居吧？

困惑中，我遇到了一个为我指点迷津，重新编织理想之梦的人，此人就是五十年代，在书曲界轰动一时的评书演员﹣﹣李庆海。

李庆海和我父母是挚交，父母亲没有分开的时候，他经常出入我家，可以说是我家的座上客，就是父亲摊了事，双亲离异家已不家，亲戚朋友谁也不予理睬的时候，他也照来不误。过去他来家时，就曾不止一次地当着父亲的面说过："大全子聪明，又有文化基础，要是学了说书，将来肯定是一员大将。如果你们能通过，他自己也愿意，我李某毛遂自荐，做他的老师……由于父母亲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想让他们唯一的儿子，念好书，将来改换门庭，所以对他的建议未置可否，一笑了之。

那阵子，在我身陷困境，无法摆脱，踯躅街头，左顾右盼的时候，他又一次提出："就你家目前这种局面，要我看你那大学念不念，没多大意思，就算你大学毕业了又怎么样？不过是个见习技术员，工资满打满算才六十元。过两年变正式技术员了再长六元，到工程师顶尖儿了，八十四元打住。那点儿收入在一般人眼里，似乎是个不小的数字，可和艺人比起来，那就差多了，要我看，你还是说书吧！"

"我……"我经他这一动员，思想上有些动摇了。

李庆海紧接着说："你说书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你是门里出身，你们家是书曲世家，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你无师自通；二、你有文化，口手相应，这对一个书曲艺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祖先留下的博大精深的艺术遗产，急待像你这样的人去整理、去继承、去弘扬、去发展，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工程啊！"

"可我……干不了。"我虽然被他说得动心了，可想起来，还是有些胆怯。

"什么干不了！就看你想不想干，想干就一定能干得了，不仅干得了，还会比谁干得都好，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

李庆海的动员，起了作用，不，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诚心诚意地拜了李庆海为师，抛开工程师之梦，改弦易辙，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由于按曲艺行排辈儿，我应该属田字辈儿，李庆海老师就为我起了艺名﹣﹣田芳。

一九五五年，我随妻子到了鞍山，鞍山是全国最著名的钢都，经济异常繁荣，每到晚上灯火钢花相映，非常热闹，这儿职工多，钱也厚，艺人们都爱往那儿聚。据说，那个时候，在鞍山驻足的书曲艺人，就有五六十号。

从艺后的我，虽经名师指点和自己私下里的勤学苦练，可还是胆怯，不敢上台，一提到上台就腿肚子转筋。背地里对妻子不无惭愧地说："看来我是注定上不了台了，只好在台下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到鞍山之后，我先后遇上了两个人，一个是被艺人们称之为关内关外第一把金交椅的大将赵玉峰，另一个是和我同在一个田字辈上的师哥杨田荣。也是不知是从哪儿论的，父亲背地念叨起赵玉峰来，总是称他为舅舅，我要叫他师爷，但师爷也好，舅爷也好，总是没离爷字辈，既然开始叫师爷了，我便没有改口。我听说师爷赵玉峰也在鞍山，可乐坏了。因为我早就听到过他的威名。我想：就我现在的基础，如果能经师爷画龙点睛，应该说是点石成金，肯定会大有起色。我决定去拜访高人。和妻子合计之后，我买了点心礼品，找到了赵老所在的前进茶社，经过一番寒喧，赵玉峰听说是老友的后代，非常高兴，他说："我耳闻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

"不念了。"我摇摇头。

"为什么？"赵玉峰不解地问。

"咳！还不是因为家境艰难。"

"那你…."

"我已经下海了。"

"学说书了？"

"是的！"

"师父是谁？"

"李庆海。"

"啊？我早有耳闻。"

"我的艺名叫单田芳。"

"嗯！是田字辈上的。"

"对！"

赵玉峰一听高兴了，他神采飞扬地说："我和你父母亲相识多年了，可以说交情不薄。"说到这儿他的情绪急转直下，长长叹了一口气，"咳！想不到你父母都大半辈子啦，还落到这样一个结局。没办法，人生在世，七灾八难在所难免，人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那辈子是他们那辈子的事儿。你应该抛开烦恼从困惑挣脱出来，想一想自己应该做的事儿。你学说书，我非常赞成，我认为，这是你最明智的选择。书曲这行，你也知道，大多没有文化，你是我们之中的状元，将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记录记录、整理整理、那可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是的，我师父也是这么说！"

"那好，从今天起，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学习也好，切磋也好，我悉听尊便。"

"谢谢师爷。"我恭敬地给赵玉峰行了个礼。

赵玉峰满面生欢，爽言快语地说："好了，你就坐下听书吧！"

我像长饥久渴的人见到了雨露甘泉似的，坐在大将赵玉峰面前，排除一切杂念，洗耳恭听……

在未见到赵玉峰之前我想：凭老人家走遍关里关外无敌手的名望，他所在的茶社一定爆满，可当我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想非所是。二百多人的茶社，只廖廖几十个人。相反，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们的书场内，听众都比他多。什么原因呢？我想，也许是人老了就不值钱了？然而，当我静下来，细细品味老人的书经的时候，发现，当时老人家说的是《明英烈》,《明英烈》是我们老单家的看家买卖，母亲估且不谈，就我三舅小圣人在这部书上也有许多惊人之笔。我拿老人家的书和我家的传世之作一对比，老人家不免相形见绌。首先是七拼八凑、主题游离、关节不严、扣子太散，以至抓不住听众……

老人的家就住在前进茶社的斜对过儿，所有艺人都有一个通病，黑白颠倒，也就是说精神头全在晚上，夜生活要比白天活跃得多。老人家也是如此，所以打住书后，我便随师爷来到了他的住处，促膝而坐，慢饮闲聊。谈话中，我提到了《明英烈》:"师爷，你说的《明英烈》和我们家说的不大一样，你比如说战徐州……"我按着我家的书道子讲了一段。

我的直言不讳，不但没使德高望重的赵老在孙子辈面前感到难堪，相反却使他惊喜过望，他津津乐道地说："小子，你行啊！冲你念的买卖，满可以登台去说书啊！"

我摇摇头："不行，我不敢。"

"不敢？"赵玉峰霍地站起来，脸对着我的脸，一字一板地说："你有什么不敢的，就像你刚才那么说，不用添枝加叶，端上台，肯定红火。"

"可我……"

"我告诉你，谁都有头三脚，只要踢出去就行了，你一定要放下包袱，争取早日登台。不然，你总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师爷对我的赞赏和鼓励，像给我打了强心剂一样，我想："那些说书的人谁也没长三头六臂，有的甚至连话都说不明白也照样站场挣钱。我单田芳怎么的？既然务了这一行，就必须上台，不上台算个什么东西……"主意已定，我主动找到了曲艺协会的会长张树岭，直截了当地提出："张会长，我要说书！"

张会长愣了一下，瞅瞅踌躇满志的我，心想，"没有三把神砂，不敢倒反西歧。"所以也毫不犹豫地说："行啊！只是，眼下没地。再说，你要是成手可以，可你眼下还属学员，不能站正场…"

"那……怎么办？"我一副心急难耐的样子。

张会长在屋里地下踱了几步，他站住了，这是一般人思考后，出现的习惯动作，他转过身对我说："你别急，容我们研究一下，你等消息吧！"

从曲艺协会回去以后，我就开始做参战前的准备工作了，除了我自己外，我还联络了几个致力于书曲事业的年青人。像，赵书齐、杨秀石、石连壁等……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我的家当成了"实验地"，或者叫"靶场"。我们在宽敞的堂屋地上，放一张桌子，一个人在上边说，几个人在下边摘毛，也就是找疵挑漏指点不足……

我们家的临街住着几个书曲界的同行，比较有名的就是前边提到过的杨田荣，还有几个，也是老说书的。他们每个人从门前经过的时候，总要进来逗留一会儿。全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们这些幼雏们，希望我们弱嫩的翅膀能早日长出丰满的羽毛……

我们这个自发性的学习小组，每天不用召集，到点必到，且又风雨不误……

几个月之后，我们的申请经有关部门的研究之后，正式批了下来，但不是说正场，是说"板凳头"，又叫"掐灯花"，怎么解释呢？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堵空儿。说明白一点儿，比如：一天三堂书，早场是十点至十二点；中场是下午一点至三点；晚场是七点至九点。中场下午三点结束，到晚场七点开始，这个中间就叫板凳头，也就是说人家正场的坐板凳，我们只能坐这个头。这段时间，下班的下班，吃饭的吃饭，很少有人连场。曲艺协会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们这几个初生牛犊。

这对一直怯场的我来说，简直是如临大敌，尤其协会里郑重其事地做了宣传……当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张张写有我单田芳名字的大字海报时，我的心狂跳不止，脑袋似乎也变大了，大得像柳斗一样。

我说的第一部书，是我家的拿手戏《明英烈》，仗着我口笔相应，把一段一段，全写了下来。为了不出漏洞，干脆背死词，白天背、晚上背、睡觉背、连做梦也在背，紧淬火，快磨刀，天天如此，毫不懈怠。

一九五六年大年初三，我第一次登台亮相，从《明英烈》开始，迈出书坛长征的第一步。

然而，这关键性的一步是真难走啊！当时我所接的正场，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西河大鼓演员，她说的《小五虎》听众不少。我论起来，得管那位西河大鼓演员叫婶儿。那位被称之为婶的长辈对我十分友好，她打住书后，还特意为我好言好语地铺垫了一番。她说："大家先别走，下面由一个小演员，我们书曲界的后起之秀，给大家说《明英烈》，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上的台。但台下的人没有都走，我暗想："有毛不算秃，这个节骨眼儿，就得毛驴子和牛顶架豁出这张脸造了。"我拿起惊堂木，"啪"地一拍之后，便开始说开了……我有多大嗓门儿使多大嗓门儿，既没有隔点，也没有句号，和尚剃头﹣﹣平推。一开始就快，越来越快，越快越冒汗，像失控的马，滑坡的车，说什么也稳不住了，等于是自己督摧己，自己赶拉自己；不过，你别说，还真有那么一部分人被我白话住了。一晃，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挣了四块二毛钱，这是我从出世到现在，二十年来，头一次，靠自己的能力挣到的第一笔钱。我高兴坏了；当时我妻子正做月子，我满怀喜悦回到家里；妻子关心地问我："怎么样？"我把四块二毛钱往她面前一放："看！我也能挣钱了，往后啊！你就老老实实在家休息吧，我可以养活你了……"

我没吹牛，当时的钱非常实惠，四块二毛钱，这能买不少东西，不用说别的，一个鸡蛋才几分钱….

头一天过去了，高兴之余又开始为第二天耽心了。第二天，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书场之后，发现还有听众。第二天同第一天一样，不，比第一天要从容一些，可收入却没有第一天多，我得了三块三毛钱，我的情绪被前后九毛钱之差给拉下来了。回家后我在琢磨怎么办，能不能说到最后，说得连一个听众也没有了呢？真要是那样结果……。事情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糟糕，第三天比第二天不仅收入没少，还多出了四毛，自此之后，每天三块的、四块的、五块的；有一次赶上星期日，我竟破天荒地挣了八块，当时乐得我差点没跳起来。要知道，那些正场演员也很少有创这么高纪录的呀！别说创这么高纪录的很少，一个听众没有，一分钱挣不到的也是常有的。

就这样，我足足坚持了一节。杨田荣鼓励我说："行！就这么干，要记住，做为你现在还谈不上什么技巧，主要是借此机会练胆子，练嘴皮子；至于钱挣多少，倒无关紧要，因为你还没到挣钱的时候，就你现在的情况而论，没空场就不错，有些说了半辈子书的老先生，也难免有坐白的时候啊！"

同年的五月节后，那些站正场的演员开始转地。我们几个说板凳头的演员也随着正场演员而转，三转两转，我转到了全市最好的宜昌茶社。我刚刚在上一个场地说完了《明英烈》，不能再自己重复自己了。还说什么呢？经过揣摸之后，决定说当时在鞍山很少有人说过的《童林传》。按实说，《童林传》我根本不会，可我过去听别人说过，我凭记忆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竟说起了《童林传》，这一传可传开来了，我这个小小的不起眼儿的板凳头，每天竟然没有掉下过十块钱，连正场都没有我挣的多。由此，我得了个"板凳头大王"的美誉。当时的高兴劲儿，是没法用语言，也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语言来形容。

我没有因此而满足，不管演出多么紧张，多么劳累，我都不敢有丝毫懈怠。我除了说板凳头而外，时间安排得非常之紧，早起我在家练功，按着赵玉峰和杨田荣两位高手的指点，练云手、练拉架子、练面部表情、练口技、背贯口；又对着镜子练摆扇子、练身段……练完这一切之后，看看到了中午，赶紧到赵老那儿听书。看人家"发头卖像"，用笔记本一一地记下来，渐渐地我悟到了，别看老先生客不多，但艺术造诣非常高；之所以客不多，主要是因为老人家到了年纪，书说得太蔫，不像一些年轻人那么火爆，那么响脆；但他属茅台酒式的过口香，也就是说，细细品味，余味无穷……

至今我也承认，在赵玉峰老前辈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

赵玉峰老先生也特别喜欢像我这样勤奋的年青人。我每天晚上都不忘登门去向老先生求教，赵先生除掉谈自己的艺术特点外，还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天津、北京、沈阳等地一些书曲界名人的风格和特点，甚至包袱怎么使，话怎么说，长在哪里？短在何处？他都一一点到，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潜移默化中丰富了自己。

我在宜昌茶社说完了《童林传》，又到转场的时间了，下一个场子还说什么，我有些为难了。一是我本人掌握的书目不多，二是很多书都被同道说过了，我问好友杨田荣："师哥，你看我还说什么书好？"

杨田荣想了想说："《三侠五义》没人说，你就说它吧？"

"可……我不会呀。"

"我会，我给你念。"

"那……太好了，可，我怕你太累。"

杨田荣不屑地摇了摇头："哎，没关系，闲扯也是闲扯，干点正事儿吧！"

从此，我们之间取消了闲聊的时间，每天，我都沏好茶，等候杨田荣到来。他来后，闲话没有，开板就来，一个念，一个记，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师哥说得非常细，脸谱怎么开，包袱怎么使，贯口怎么用等等，可以说面面俱到，无一遗漏……

念一遍，写一遍，晚上我再拿到书台上去说一遍，回家后马上写心得，记下一天所说的篇章中，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足？为什么应该响到的包袱没使响……我反复琢磨，认真推敲，笔记一摞一摞，都快堆成小山了。赵玉峰、杨田荣的书，我仍旧每天去听，不单坚持听，还对二位名家的表演，认真地做了分析和对照。我认为他们二人各有千秋，可以说成是一文一武。赵玉峰铁马金戈，有喝断当阳的大将风度，因为他没进入书曲界之前，曾经搞过一段京剧，掌握了一整套戏曲的基本功，说书之后，他把他那一身过硬的功夫，有机地结合到了评书中，发头亮像，吐字行腔，马上地下，长靠短打，既大度潇洒，又准确到位，他在说书的时候，技惊四座的场面经常出现，特别是他高大威猛的身躯，冷峻威严的面孔，也给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这一切造就了这位东派评书创始人出类拔萃、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

除掉上述这些无人匹敌的长项而外，我在长时间的观摩学习中，也渐渐发现了他的弱点，可能与老人家没有文化有关，他说的书，细听起来，使人感到太空，有点儿雷声大雨点稀。就像卖货一样，包装精美，打开后，内容不够丰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得不深，描写得不细，有声无情，也可以说声多于情，但就是没有达到声情并茂的程度。尽管这些弱点，对老先生来说，瑕不掩玉，或者说白壁微瑕，可是要能把那一点微瑕去掉变成白壁无瑕岂不更好。

相反作为一文一武的文﹣﹣杨田荣，有的却是赵玉峰缺的，缺的却是赵玉峰有的，更明确一点说，赵的短项是杨的长项，而杨的短项；恰恰是赵的长项。我对两位名家来个扬长避短，专门学习他们的长项……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逐渐形成了我独特的风格。

成名后的我，从没敢固步自封。几十年我一直保持着不耻下问的作风。尤其对那些已近暮年，曾经卓有成就的老前辈们，我始终把他们当良师益友，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救，学习。

我的启盟老师之一的杨田荣，文革中被整治得患了重病。在他弥留之际，为了让他这位弛骋书曲界多年的宿将，临去之前，再给后人留下闪光的一笔，热心的鞍山市广播电台把重病中的老人家接到了演播室。当时的我用别人的话说，正是红极一时，也在录长篇评书《隋唐演义》。我见了病魔缠身的杨田荣师哥后，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就是当年书曲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才三十几岁，小伙子不仅书说得好，长得一表人才。而今，头发白了，脸也被皱纹切破了，还患了随时可以置他于死地的重病﹣-心肌梗塞，只能靠后背上的毛细血管供血……看他的样子，回忆起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狂疟，我感愤之余，不禁潸然泪下……

在为老人家录音的时候，电台的同志们费了不少劲，根据他的病情，录了停，停了再录，好不容易才录了一段书。

休息的时候，我又不失时机地凑了上去。问："师哥，你听我的书了吗？"

杨田荣喘息着说；"我来的时候，你正录着，我听了一段。""你看我照过去比，有没有长进？"我毕恭毕敬地向师哥请教。师哥从来都是心直口快，话出口即中要害的人。有的人接受不了，可我就喜欢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他似乎没加思考，直截了当地说："听你的书，我给你归纳出八个字，刚则有余，柔则不足。要说你的技艺，这些年来，在你的勤学苦练之下，有很大长进，可以说，我们艺人们讲的平、爆、脆、帅你都具备。但只有一点，还是缺乏一个"柔"字，也就是说，你光有大气磅礴，一泻千里之刚，没有涓涓细流，曲折委婉之柔；戏剧里管这叫密不藏针，空处跑马……比如你说的《隋唐演义》中张子燕盗箭一节，张子燕是何许人也，她是靠山王杨林的干女儿，又兼他私人的机要秘书，是他十分宠爱的掌上明珠。秦琼哪？是他麾下一员精通文韬武略勇贯三军的大将，他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盖世奇才。为拢络住秦琼，他把他心爱的女儿亲口许配给了他的爱将。后山东传柬揭发，说秦琼是瓦岗寨响马之首，张子燕窃看了密束之后，面对着一个待她恩重如山的干爹，和一个她最钦佩、最折服、也是她最爱的丈夫，这一段肯定要有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盗吧？对不起她的养父，不盗吧？救不了她的丈夫，是舍身取义，还是舍身取爱，这一段既要动之以情，又要晓之以理；既要说深说透，又要生动感人。可你哪！只草草几句冒着生命危险之类的词就一带而过了。我认为，这是你的不足之处。"当时我听了师哥的金玉良言后，真是受益匪浅。我把"刚则有余，柔则不足"八个大字，当成了督促我时时奋进，永不懈怠的警句。从艺几十年来，我一直用这个八个字检查和对照自己。

除了听赵杨两位名家的书而外，其它的人，像石常岭的书，肖浩然的书等，我也去听。读书人讲究展卷有益，不管什么书，只要你看总会增长见识；说书也是一样，没能耐的也有其长处，有能耐的也有其短处，这是唯物的。只有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才能创造奇迹，才能标新立异，蜜蜂不是采了百花，才酿出了贻美人间的甜蜜吗？

我就像勤劳的蜜蜂那样，汲取了那么多名人之长，那时全鞍山有七个茶社，一个茶社每天三场，一共是二十一场，我天天骑着自行车，像蜜蜂穿花一样，飞这、飞那，一场也不漏，全让我听到了。那么些年，我一直是那样过来的。正因为我勇于求索和不断进取，所以，登台不到一年，便开始红火起来。领导上根据我的成绩，专门做了一番研究，把我的学员身份变成了演员，至此，正式结束了我的"板凳头"生涯。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