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8月31日,湘阴县邮局盖出一枚鲜红戳记,一名青年邮差扛着小邮袋,骑车直奔二十里外的亦山书斋。那封摺得整整齐齐的电文,被包在最里层,收信人是年逾七旬的仇鳌。邮差一路尘土飞扬,心里犯嘀咕:中央怎么会给这位隐居乡贤连发急电?
1949年8月31日,湘阴县邮局盖出一枚鲜红戳记,一名青年邮差扛着小邮袋,骑车直奔二十里外的亦山书斋。那封摺得整整齐齐的电文,被包在最里层,收信人是年逾七旬的仇鳌。邮差一路尘土飞扬,心里犯嘀咕:中央怎么会给这位隐居乡贤连发急电?
推门时,书斋里正飘着茶香。仇鳌放下《船山遗书》,接过电报,只扫了几行便停住——毛泽东署名的八行电报,请他北上参加新中国奠基会议。老人轻叹一声:“润之还是那么急性子啊。”这已是毛主席二度相邀,他却仍犹豫:自己早立下“功成身退”的心愿,真要再踏进政坛吗?
时间倒回数周。长沙和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工作者曾登门求助,希望老人以声望斡旋白崇禧。仇鳌不惧风浪,当面痛陈蒋介石穷兵黩武,甚至拍桌疾呼。事后他高烧不退,被友人劝返乡下休养。就在病榻上,他对秘书陈曼若说:“湖南能不流血,那才叫功德。”一句话,显尽古稀书生的赤诚。
毛主席收到老人婉拒的复电后,没急,反而“加码”——先是托林彪转话,再亲自写信给程潜,请这位湖南省主席劝说亦山。第三封电报干脆言明:即便不出仕,也盼春暖后进京一叙。诚意写在字里行间,谁都看得出来。
11月中旬,程潜带着毛主席的回信登门。“先生,北方寒,但党中央更盼您去透透气。”陈曼若在旁边轻声补充:“老人家,您老不去,一封封电报怎回?”仇鳌沉默片刻,只说一句:“不可再却。”第二天,他披着棉斗篷踏上北上的列车。
抵达北平时,天已飘小雪。统战部长李维汉和田家英在月台迎接。田家英扶着老人下车:“主席在莫斯科,特嘱我先安顿您。”住进北京饭店的夜里,仇鳌却几乎彻夜难眠——一想到即将相见的润之,他心里翻腾的不是官位,而是三十年旧交情。
1950年元月,毛主席归国。第一时间,他在颐年堂设简朴家宴。见面那刻,两位湖南人几乎同时伸手。毛主席爽朗:“先生一路辛苦。”仇鳌忙回:“老朽让主席挂心了。”毛泽东笑着纠正:“喊我润之。改个称呼,我这人可没改名字。”一句方言拉近了距离。
席间,毛泽东谈及当年在长沙筹办“湖南自修大学”时的窘迫:“四百块银元,还是先生硬挤出来的。”众人意外,原来早被遗忘的小事,毛主席记得分毫未差。仇鳌举杯,眼圈却红了。那晚的家常菜不算丰盛,但辣椒够味,几人从王夫之说到马克思,从同盟会聊到抗战,言辞冷静,却听得出彼此敬重。
半月后,丰泽园又迎来老人。毛主席端茶直言:国家百废待兴,亟需各方人才,中南军政委员会缺一位懂教育又熟悉地方的委员。“您老只开开会就行,不批文件,不跑口子。”仇鳌苦笑:“年纪大了,记性也差。”“记性差不要紧,会上带笔记本!”一句俏皮,化解了尴尬。最终,老人答应出山,条件只有一个——不领薪水。
赴任不久,他把办公室改成“咨询室”,凡是粮食、土改、教育有疑难的干部,都可来讨教。亦山老人常说:“办事别怕慢,怕的是浮。”这句简短评语,后来被秘书汇总印成小册子,送往华中各地。
1951年“七一”前夕,仇鳌写给毛主席一封三千字长信,直陈革命成功后的“停滞与腐蚀”隐患,提醒“同志要守得住清贫,也要守得住诱惑”。毛主席看罢,放下信,道:“还是亦山先生目光深。”随后,他把信件转给中央有关部门,批注只有四个字:“值得细读”。
仇鳌终究未像一般高官那样久居庙堂。1953年,他自请归里,理由是“耳背眼花,听会都困难”。中央批准休养,但保留名义职务。老人回到汨罗后,又把大半精力放在地方师范学校,照旧不取分文。乡人问他图什么,他摆手:“留给年轻人舞台吧。”
岁月推移,仇鳌去世前一年,毛主席特地让人把他写的那本《船山学术与现代中国》送到中南海,批上两个字:“好书。”仇鳌闻讯,握书失神半晌,自语道:“润之记得我,我足矣。”
三次邀约,一席家宴,一纸聘书,最终换来一位老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中的发声窗口。毛主席那句“您老只开开会就行”,看似玩笑,却道出新中国早期延揽贤达的策略:不求其位高权重,只求其经验与清议。仇鳌也以赤子之心回应,临终仍嘱咐子侄:“档案捐国家,书籍给学校。”这份大度,让人想起他当年写下的小条幅——“书声、茶烟、天地宽。”
来源:一枝青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