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砂纸在我粗糙的指节间嘶嘶作响，木屑像细雪一样飘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安神的木香。那把椅子，线条流畅，弧度是经过我上百次推敲的，能恰到好处地托住一个人的腰和背，让人在午后的阳光里，摇着摇着，就能把一身的疲惫都摇散。

母亲拉黑我微信那天，我正在给客户打磨一张花梨木的摇椅。

砂纸在我粗糙的指节间嘶嘶作响，木屑像细雪一样飘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安神的木香。那把椅子，线条流畅，弧度是经过我上百次推敲的，能恰到好处地托住一个人的腰和背，让人在午后的阳光里，摇着摇着，就能把一身的疲惫都摇散。

手机在旁边嗡地振了一下，我没理会。直到把最后一道蜡打完，看着那温润的光泽从木头深处透出来，我才满意地擦了擦手，拿起手机。

一条红色的感叹号，刺眼地戳在那。

“消息已发出，但被对方拒收了。”

我愣了半晌，以为是网络不好，退出去，重进，再发。还是那个红色的感叹号，像一个无声的嘲讽。我点开她的头像，那张她在三亚海边拍的照片，笑得一脸褶子，像朵晒干了的菊花。照片还在，但下面那条灰色的线，把我们隔在了两个世界。

我花了十五万，用二十五天的时间，带她看遍了半个中国。回来后，她把我删了。

我放下手机，重新拿起砂纸，一下，又一下，徒劳地打磨着那已经足够光滑的椅面。木头没有心，不会痛，可我的心，却像是被这砂纸来回地磨着，磨得又薄又烫，一碰，就是一个血口子。

我只是想让她在最后的时间里，活得像个人，而不是一个插满管子的病人。

到头来，在她眼里，我可能还不如弟弟递过去的那张存折。

第一章 一张诊断书，两样心

那张诊断书，薄薄的一张纸，拿在手里却有千斤重。

“胃癌，晚期，有转移迹象。”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话的语气像他那身白大褂一样，干净，冷静，不带一丝多余的感情。他指着片子上那团模糊的阴影，像是在讲解一道菜谱，而不是在宣判一个人的死期。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只大马蜂撞了进来，横冲直撞。我扶着墙，感觉整个医院的走廊都在晃。我妈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瘦小的身子缩成一团，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好像医生说的是别人的事。

弟弟陈亮比我晚到一步，他一把从我手里抢过诊断书，那双做生意练出来的眼睛，飞快地扫着上面的字，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医生，还能治吧？化疗？靶向药？国外的也行，多贵我们都认！”他的声音很大，震得走廊里回荡着焦急的声响。

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依然平淡：“意义不大了。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底子也弱，化疗的副作用她扛不住。保守治疗吧，尽量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陈亮重复着这几个字，像是在咀嚼一块石头，“说白了，就是等死呗？”

我听不下去了，拉了他一把，哑着嗓子说：“别这么说。”

回到家，我妈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一句话不说。我和陈亮坐在客厅里，烟灰缸很快就堆满了烟头。沉默像一块湿透了的棉被，压得人喘不过气。

“哥，”陈亮先开了口，他掐灭烟头，脸上是一种生意人特有的果决，“我打听过了，有种进口靶向药，虽然不能根治，但能拖一段时间，一个月差不多三万多。咱俩一人一半，先拿半年的钱出来。”

我摇摇头：“医生说了，意义不大。妈那个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意义不大也得治！不治，别人戳我们脊梁骨，说我们不孝！再说了，万一有奇迹呢？钱没了可以再挣，妈没了就真没了！”他话说得慷慨激昂，听起来无懈可击。

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我一闭上眼，就是我妈在医院里因为化疗吃不下饭，吐得翻江倒海的样子。我爸当年就是这么走的，最后几个月，人瘦得脱了相，身上全是管子，没有一点尊严。

我不想我妈也那样。

“亮子，”我慢慢地说，“我想带妈出去走走。”

陈亮愣住了：“出去走走？哥，你没发烧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玩？”

“她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她总念叨，电视里的海是什么样的，北京的故宫有多大，桂林的山水是不是跟画里一样……”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想带她去看看。趁她现在还能走，还能吃得下东西。”

“看？看一眼得花多少钱？飞机票、住宿、吃饭，还有妈随时可能要进医院，这些你想过没有？”陈亮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步，“哥，你就是个木匠，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我这边生意刚起步，到处都得用钱。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钱我来想办法。”我盯着他，“我那间铺子，还有些积蓄。”

那是我攒了小十年，准备给儿子将来买房的首付。

陈亮像看个傻子一样看着我：“你疯了？你把给小远买房的钱拿去旅游？你跟嫂子商量了吗？她能同意？”

“这是我的钱，我能做主。”

“你做主？你这是昏了头！花十几二十万，就为了出去逛一圈，然后呢？回来等死？这钱要是拿来买药，好歹还能多拖几个月！你这是孝顺吗？你这是自私！你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那点可怜的感动！”

他的话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一刀一刀扎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们不欢而散。

我推开我妈的房门，她没睡，靠在床头，窗外的月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显得那么孤单。

“妈，我跟陈亮商量好了。”我搬了张凳子坐在她床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过两天，我带您出去旅游，好不好？咱们先去三亚，看大海，捡贝壳。然后去北京，看升旗，逛故宫。您不是一直想去吗？”

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但很快就熄灭了。

她摆摆手，声音虚弱：“不去，不去，浪费那个钱干啥。我这把老骨头，在家待着就行了。”

“钱的事您别操心。”我抓住她那双干枯得像老树皮一样的手，“就当是我孝敬您的。您养我们兄弟俩这么大，我们还没好好孝顺过您呢。”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头转向了窗外。

我看见，一滴泪，顺着她深刻的皱纹，滑进了枕头里，悄无声息。

我知道，她动心了。

第二章 行囊里的盘算

决定一旦做出，就像开弓的箭，再没有回头的道理。

我老婆是个实在人，听了我的想法，沉默了很久。她没像陈亮那样指责我，只是红着眼圈说：“那是，也是我妈。钱没了，咱们再挣。别让妈带着遗憾走。”

我心里一阵发酸，搂了搂她的肩膀。家有贤妻，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第二天，我就去银行取了十五万。那是一沓沓崭新的钞票，捆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柜员反复确认我的意图，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被骗了的傻子。

我把钱揣在怀里，感觉沉甸甸的，那不是钱的重量，是责任，是承诺，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豪赌。

我开始做攻略，订机票，订酒店。每一家酒店，我都反复比较，要离医院近，要环境安静，要有一楼的房间，省得我妈爬楼梯。我买了一个大药箱，里面塞满了各种可能用到的药：止痛的，止吐的，治腹泻的，还有速效救心丸。

我像一个即将出征的士兵， meticulously 准备着我的行囊。

而陈亮，则成了那个不停在我耳边敲警钟的人。

“哥，三亚那边的酒店一晚上七八百，你住招待所不行吗？干净卫生就行了呗。”

“去北京还坐飞机？高铁二等座便宜一半，不就多坐几个小时吗？”

“你还给妈买新衣服？她衣柜里那么多衣服，穿哪件不是穿？”

他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一个电话，都像一把算盘，噼里啪啦地计算着我的“挥霍”。

我耐着性子解释：“妈身体不好，不能折腾。住得好一点，她能休息好。坐飞机快，她能少受点罪。”

“受罪？我看你是花钱花上瘾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火药味，“我老婆都说了，你这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非得扔水里听个响！”

我懒得再跟他争辩，直接挂了电话。

我妈那边，也充满了矛盾。

我给她买了一件红色的羊毛开衫，让她试穿。她摸着那柔软的料子，眼睛里亮晶晶的，嘴上却说：“买这么好的干啥，我个老太婆，穿块布就行了。快拿去退了。”

我给她看我做的行程单，她戴上老花镜，凑得很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嘴角忍不住地上扬。可看完又叹气：“辉啊，要不算了吧，太花钱了。妈心里不安。”

我能感觉到，她心里住着两个小人。一个，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那是她被生活压抑了一辈子的梦想；另一个，是根植于骨子里的节俭和为儿孙计的本能，那个小人不停地告诉她，这是在“作孽”，是在花儿孙的救命钱。

出发前一天晚上，陈亮和他老婆秀娟提着水果来了。

一进门，秀娟那双精明的眼睛就把我们收拾好的行李箱打量了个遍。

“哎哟，哥，你们这大包小包的，这是准备搬家啊？”她笑着说，话里带刺。

陈亮把水果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妈，哥，我俩再来劝劝你们。这钱，真不能这么花。我联系了个老中医，都说他看肿瘤很有一套，吃他的药，不遭罪，还能控制。咱们把这钱拿来给妈买药，踏踏实实地治病，比什么都强。”

我妈本来已经明朗起来的脸色，又沉了下去。她看看我，又看看陈亮，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心里一股火就上来了：“陈亮，我的决定不会改。你要是真孝顺，就别在这时候给妈添堵。”

“我添堵？”陈亮的声音也高了八度，“我看是你鬼迷心窍！你问问妈，她自己是想出去玩，还是想在家好好治病？”

他把皮球踢给了我妈。

我妈坐在沙发上，双手绞着衣角，头埋得很低。过了好久，她才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要不……就不去了吧。听你弟弟的，还是看病要紧。”

那一刻，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辛辛苦苦准备了这么多天，换来的却是她的一句“不去了”。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妈，您要是真不想去，我们就不去。钱，我明天就存回银行。但是您得想清楚，这可能是您这辈子唯一一次机会了。以后，您可能再也走不动了。”

我的话很残忍，但却是事实。

空气凝固了。

我妈的肩膀开始微微地颤抖，她没抬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最后，是秀娟打破了沉默，她拉了拉陈亮的衣角，打着圆场：“行了行了，哥也是一片孝心。妈，您就跟着哥出去散散心，就当是……最后享享福了。”

她那个“最后”，说得特别轻，却像根针，扎在每个人的心上。

陈亮没再说话，黑着脸坐在一旁。

我知道，这道裂痕，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兄弟之间了。

而我妈的行囊里，一半装着对旅途的期待，另一半，装着沉甸甸的愧疚和不安。

第三章 大海与账单

飞机降落在三亚凤凰机场的时候，一股夹杂着咸湿水汽的热浪扑面而来。

我妈一辈子生活在内陆，第一次闻到海的味道，她有些不适应地皱了皱鼻子，但眼睛里却闪烁着孩童般新奇的光。

我提前订好的酒店就在海边，推开阳台的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浪一层层地拍打着沙滩，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像一首永不停歇的催眠曲。

“这就是……海啊？”我妈扶着阳台的栏杆，看得出神，喃喃自语。

“是啊，妈，这就是海。”我站在她身后，心里一阵满足。

下午，我扶着她去沙滩上。她的脚踩在柔软的沙子里，小心翼翼的，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一个浪打过来，没过她的脚背，她“呀”地叫了一声，不是害怕，是惊喜。

她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海水冲刷得光滑的贝壳，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

“真好看。”她说。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那几天，我们就像普通游客一样，去了天涯海角，去了南山寺。我给她拍了很多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我买的那件红色开衫，在蓝天碧海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精神。她对着镜头笑，虽然还是能看出病容带来的憔悴，但那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然而，那种纯粹的快乐，总是很短暂。

它像沙滩上的脚印，一个浪打过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每当我们在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餐厅吃饭，她第一句话总是：“这一顿得不少钱吧？”

每当我给她买一件当地特色的花裙子，她总是一边欢喜地收下，一边念叨：“又乱花钱，家里裙子都穿不完。”

每天晚上，她都会拿出个小本子，戴上老花镜，把我白天花的钱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机票多少，酒店多少，门票多少，吃饭多少……她算得很认真，眉头紧锁，像是在核对一笔亏本的买卖。

“辉啊，咱们才出来几天，就花了一万多了。这钱……要是给你弟弟，他能进多少货啊。”她一边记，一边叹气。

我知道，陈亮的电话，每天都在“准时”打来。

他从不问我妈身体怎么样，玩得开不开心。他只问：“今天又花了多少？哥，我劝你省着点，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他的声音，像一根无形的线，从千里之外伸过来，操控着我妈的情绪。

在北京，我带她去逛王府井。她看中了一串糖葫芦，盯着看了好久，咽了咽口水，却拉着我走开：“不吃，太甜了，对牙不好。”

我知道她是嫌贵，一串糖葫芦要二十块。

我扭头回去买了一串，递到她手里：“尝尝，北京的糖葫芦，味道不一样。”

她接过去，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眼睛立刻就眯了起来：“嗯，是挺甜。”

她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

可就在她吃得正开心的时候，陈亮的电话又来了。我妈接了电话，我离得远，听不清说了什么，只看到她的脸色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挂了电话，她手里的糖葫芦也吃不下了。

“怎么了，妈？”我问。

“你弟弟说……秀娟的妈妈住院了，脑梗，得做手术。他们手头紧，想问我们这边……能不能先匀点钱过去。”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不敢看我。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早不生病，晚不生病，偏偏这个时候生病？早不说手头紧，晚不说手头紧，偏偏这个时候说？

我拿起手机，直接给陈亮拨了过去。

“陈亮，你什么意思？”我压着火。

“哥，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跟妈说下家里的情况，怎么了？”他的语气理直气壮。

“你是不是觉得我把钱都花了，你心里不痛快，就变着法儿地来恶心我们？”

“哥，你怎么能这么想我？秀娟她妈是真的病了！我就是愁钱，跟咱妈倒倒苦水，这也有错？”

我被他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没法去证实他说的是真是假，就算我证实了，又能怎么样呢？

挂了电话，我看着我妈。她手里那串鲜红的糖葫芦，在人来人往的王府井大街上，显得那么孤单。

“妈，别听他的。家里的事，有我呢。”我安慰她。

她摇摇头，把那串只吃了一颗的糖葫芦，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不吃了，浪费钱。”她说。

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们看的不是故宫的红墙绿瓦，不是长城的雄伟壮阔，我们看的，是一张张不断跳动的账单。

而那片她向往了一辈子的大海，在她心里，可能还没有弟弟电话里提到的那笔手术费来得重要。

第四章 旅途终点的裂痕

二十五天的旅程，像一场漫长而绚烂的梦。

我们从南走到北，看了桂林的山，也赏了西湖的月。我妈的身体比我想象的要好，或许是精神的力量在支撑着她。她收集了一小盒各种颜色的石头和贝壳，还有一本盖满了各地景点印章的小册子。

只是，她的笑容越来越少，眉头却越锁越紧。

她本子上的数字，已经累积到了一个让她心惊肉跳的程度。

旅途的最后一站，是上海。

我带她去登东方明珠，在旋转餐厅里吃自助餐。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整个上海的夜景尽收眼底，黄浦江像一条金色的缎带，流光溢彩。

“真高啊。”我妈扒着窗户，看得入了迷，“跟在天上看一样。”

我给她夹了一块她爱吃的红烧肉，放到她盘子里：“妈，多吃点。”

她回过神来，看着盘子里精致的食物，又看了看周围衣着光鲜的食客，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辉啊，这里……很贵吧？”她小声问。

“没事，出来玩，就图个开心。”

她没动筷子，反而从随身的小包里，颤颤巍巍地掏出那个记账用的小本子。

“辉，你跟我说实话，这二十多天，加上这顿饭，是不是……是不是快十五万了？”

我心里一沉。

我点了点头：“差不多。”

她的手一抖，本子掉在了铺着洁白桌布的餐桌上。她的脸色，比窗外的夜色还要苍白。

“十五万……十五万啊……”她反复念叨着这个数字，像是被魇住了，“小远买房的首付……就这么……就这么吃掉了，看掉了……”

“妈，钱的事您别想了。小远的房子，我以后会想办法的。”我试图安抚她。

“你想办法？你怎么想办法？”她的声音突然尖锐起来，引得邻桌的人都朝我们看来，“你就守着你那个破木匠铺子，一年到头能有多少收入？你弟弟说的对，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冤大头！你把钱都花在我这个快死的老太婆身上，你以后怎么办？小远以后怎么办！”

她的情绪彻底失控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我就是个罪人！我花了孙子的买房钱！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你爸！”

她开始捶打自己的胸口，一声比一声重。

我慌了，赶紧抓住她的手：“妈，您别这样！您这是干什么！”

餐厅的经理和保安都围了过来，场面一片混乱。

我半抱着她，在一片异样的眼光中，几乎是逃离了那家餐厅。

回到酒店，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晚饭也没吃。我能听到她在里面压抑的哭声，一声声，像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我敲了很久的门，她都不开。

“妈，您开开门，我们聊聊。”

“你走！我不想看见你！”她在里面喊，“你就是个败家子！”

那一晚，我坐在酒店房间外的走廊上，坐了整整一夜。

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照得人心里发慌。我靠着冰冷的墙壁，一遍遍地回想这二十多天的点点滴滴。那些她开心的瞬间，她惊喜的表情，难道都是假的吗？

难道在她心里，那十五万块钱，真的比这二十五天的快乐，还要重要吗？

我以为我带她看遍了山川湖海，就能让她忘记病痛，忘记生死。

可我错了。

我带她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她心里那本精打细算的账本。

旅途的终点，不是家，而是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痕。它无声无息地张开了嘴，吞噬了我们之间所有温情脉脉的假象。

第五章 家，回不去的家

回程的飞机上，我和我妈全程零交流。

她靠着窗，用一条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好像要隔绝整个世界。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云层，心里空落落的。

家，这个曾经无比温暖的词，此刻却让我感到一丝畏惧。

果然，一打开家门，迎接我们的，是一场早已准备好的“家庭审判”。

陈亮和秀娟坐在沙发上，旁边还坐着几个平时走得近的亲戚，三姑六婆，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这阵仗，不像是来探望病人，倒像是来会审犯人。

“哟，大旅行家回来了？”秀娟阴阳怪气地开了口，“看妈这气色，是好了不少啊。这十五万，花得值！”

她特意在“十五万”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妈的头垂得更低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走到沙发边上，坐了下来。

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陈亮就站了起来。

他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单据，像是某种证据。

“哥，你不在家的这些天，我可没闲着。我托人问了，妈这个情况，如果用最新的免疫疗法，配合中药调理，虽然不能根治，但活个一两年问题不大。费用算下来，正好也就十五万左右。”

他把单据“啪”地一声拍在茶几上，发出的声响，让所有人的心都跟着一颤。

“你倒好，拿着这救命的钱，去潇洒，去快活！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这是孝顺，还是在催妈的命？”

他的话，字字诛心。

一个亲戚立马附和道：“就是啊，阿辉，你这次做得是有点过了。钱要花在刀刃上，哪能这么个花法。”

另一个也说：“是啊，老人家的心思，还是想多活几天的。看风景什么时候不能看？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唾沫星子像一张网，把我牢牢地困在中央。

我看向我妈，我多希望她能替我说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我玩得很开心”，都好。

可是她没有。

她只是沉默着，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任由那些指责和评判，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陈亮，也看着所有人，缓缓开口：“我带妈出去，是想让她在最后的时间里，活得有个人样，而不是一个浑身插满管子，靠药水吊着命的躯壳。我想让她记住的，是海的蓝色，是山的绿色，而不是医院里那一片惨白。”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秀娟冷笑一声，“你问过妈她自己想要什么吗？你这就是自我感动！你花了钱，你心安了，妈的命呢？妈的命就不是命了？”

“我……”我一时语塞。

是啊，我问过她吗？

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问过她，妈，在生命的最后，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只是想当然地，把我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了她。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我妈，终于开口了。

她的声音沙哑，充满了疲惫。

“别吵了。”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这事……是阿辉不对。”

轰隆一声。

我感觉我的世界，塌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深深的无力和哀伤。

“你弟弟说的对……钱，应该用来治病。我……我还想多看看你们，多看看小远……”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天灵盖上。

原来，在她心里，她还是选择了那种苟延残喘的“活着”。她害怕死亡，她眷恋人间。而我那自以为是的“尊严”和“生活质量”，在她对生命的渴望面前，一文不值。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陈亮和秀娟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表情。那些亲戚们，也纷纷点头，仿佛在说：看吧，我们说得没错。

我站在客厅中央，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原来，我精心策划的这场盛大告别，从头到尾，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那个家，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我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转身，开门，走了出去。

身后，没有一个人叫住我。

第六章 一碗没喝的汤

我把自己关在木工房里，整整三天。

除了喝水，我什么都吃不下。木屑和油漆的味道，也盖不住心里的那股苦涩。我拿起工具，想做点什么，可脑子里一团乱麻，刻刀在木头上划下歪歪扭扭的痕迹，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第四天，我老婆端着一碗鸡汤走了进来。

“喝点吧，你都快成仙了。”她把碗放在我旁边的木墩上，叹了口气。

我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鸡汤，想起了我妈。她以前最喜欢炖鸡汤，总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家里的才最补人。

“我想……去看看她。”我哑着嗓子说。

老婆摸了摸我的头：“去吧。母子没有隔夜仇。她也是一时糊涂，被你弟弟他们说糊涂了。”

我把那碗鸡汤装进保温桶，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小货车，回了家。

开门的，是秀娟。

她看到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侧了侧身，让我进去。

“妈呢？”我问。

“在屋里躺着呢。吃了陈亮托人买的中药，睡着了。”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瞟着我手里的保温桶。

我走到我妈的房门口，门虚掩着。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

我没进去，怕吵醒她。

我把保温桶放在客厅的桌上，对秀娟说：“这是我炖的鸡汤，等妈醒了，你热给她喝。”

陈亮正好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他看到我，眉头一皱。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妈。”

“看妈？”他冷笑一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是不是怕我们把妈照顾死了，你那十五万打了水漂？”

他的话，像淬了毒的针，又狠又准地扎在我最痛的地方。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陈亮，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他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哥，我告诉你，从今往后，妈由我来照顾，你就别掺和了。你那套‘诗和远方’，留着给你自己吧。我们这种俗人，只认钱和命。”

我看着他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突然觉得很无力。

我们是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为什么会活得如此不同？

就在这时，我妈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她醒了。

我心里一喜，正要过去，陈亮却抢先一步，推门进去，又顺手把门关上了，把我隔绝在外。

我能听到里面他们的对话。

“妈，您醒了？感觉怎么样？”是陈亮的声音。

“还好……就是有点没力气。”是我妈虚弱的声音。

“大哥来了，给您炖了鸡汤。”

房间里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我听到了我妈说的话，那句话，让我如坠冰窟。

“让他拿走吧，我不想喝。你跟他说，以后……别来了。你照顾我就行了。”

门外的我，浑身僵硬。

我仿佛能想象出她说这话时的表情，那种躲闪，那种决绝。

紧接着，我又听到她说：“还有……那个钱……你跟他说，就算妈借他的。等我走了，家里这老房子卖了，让你从里面拿钱还给他。”

“轰”的一声，我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断了。

借？

还？

她竟然，要把我这份用尽心力的爱，变成一笔冷冰冰的借贷关系。

她要用这种方式，和我划清界限。

她要用这种方式，告诉陈亮，她站的是他那边。

她要用这种方式，彻底地，否定我那二十五天里所有的付出和努力。

房门开了，陈亮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哥，你听到了？”

我没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

他走到桌边，拿起那个保温桶，塞到我怀里。

“汤，还是你自己拿回去喝吧。我们家，有中药。”

那个保温桶，还带着温度，可我却觉得，它比一块万年寒冰还要冷。

我抱着那桶没能送出去的鸡汤，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那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从今天起，这个家，我再也回不去了。

第七章 木头里的回响

回到木工房，我把那桶鸡汤原封不动地放在了角落。

它在那里慢慢变凉，就像我的心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自己彻底埋进了木头里。我接了一个大活儿，给一个茶馆做全套的中式家具。刨子推过去，卷起薄薄的木花；凿子敲下去，开出精准的卯榫。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这些不会说话的木头身上。

木头是诚实的。你对它付出多少心血，它就回报你多少质感。它不会欺骗你，也不会背叛你。

我白天干活，累到骨头散架，晚上就躺在工房的小床上，对着天花板发呆。

我不再愤怒了。

那股被人误解、被人背叛的火气，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中，渐渐被磨平了。剩下的，是无尽的悲凉和困惑。

我开始试着去理解他们。

我理解陈亮。他是个生意人，习惯了用成本和收益来衡量一切。在他看来，花十五万买几个月的寿命，是划算的；花十五万买二十五天的快乐，是血亏的。他不是不爱妈，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在爱，一种他认为最正确、最理性的方式。

我也开始试着去理解我妈。

她那一辈子，穷怕了，苦怕了。对她来说，钱就是安全感，就是命根子。让她眼睁睁看着一笔巨款，像流水一样花出去，那比在她身上割肉还难受。她最后的妥协，与其说是选择了陈亮的“孝顺”，不如说是选择了她自己固守了一辈子的价值观。

她害怕，她害怕因为自己的享乐，而拖累了子孙的未来。她把我的爱当成一笔债务，或许，是想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些。

想通了这些，我心里反而更难受了。

如果他们是纯粹的坏人，我反而可以痛痛快快地恨他们。

可他们不是。

我们只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用着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同一种名为“爱”的东西。结果，却造成了最深的伤害。

有一天，我正在打磨一张桌子的桌面，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了，对面是三姑的声音。

“阿辉啊……”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

“三姑，有事吗？”

“……昨天晚上，又送医院了。情况不太好。陈亮不让我告诉你，我……我寻思着，你还是应该知道。”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在哪家医院？”

挂了电话，我放下手里的活，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衣服。

我开车去了医院。

我没有上楼，就在楼下住院部大楼门口的花坛边上，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我能看到我妈那个病房的窗户，亮着灯。

我不知道我上去能说什么，能做什么。或许，我的出现，只会让她更加不安，让陈亮更加警惕。

就这样，我从下午坐到了深夜。

看着那扇窗户的灯，由明转暗，最后熄灭。

我就像一个被驱逐的卫兵，只能在城堡的远处，徒劳地守护着。

深夜，我开车回到工房。

角落里，那个保温桶还在。我打开它，里面的鸡汤已经馊了，散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

我把它倒掉，仔仔细细地把桶洗干净。

那一刻，我好像也把心里的那些怨、那些恨、那些不甘，一起倒掉了。

我开始明白，那场旅行，或许不只是为了我妈。

更是为了我自己。

我害怕她像我爸那样，在痛苦和无声中离去，什么都没留下。我害怕我的孝心，没有地方安放。我用那十五万，那二十五天，为自己构建了一场盛大的、自我满足的告别仪式。

我以为我给了她最好的，其实，我只是给了我自己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

我从一堆木料里，翻出了一块成色最好的花梨木。

我要给她做一把摇椅。

就像我开头正在打磨的那一把。

我要用我最擅长的方式，把我没能说出口的话，都刻进这木头里。

第八章 没有告别的告别

我是在半个月后，接到三姑的电话的。

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

“阿辉，你快来吧……，走了。”

我握着电话，手在抖。工房里，那把为她做的花梨木摇椅，刚刚上完最后一道漆，在角落里散发着温润的光。

我最终，还是没能让她坐上这把椅子。

我没有立刻赶去殡仪馆。

我关掉手机，把自己锁在工房里，用最细的砂纸，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那把摇椅。我打磨得极其缓慢，极其用力，仿佛要把我所有的思念和悔恨，都磨进那木头的纹理里。

直到月上中天，我才停下来。

我换上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开车去了殡仪馆。

灵堂里冷冷清清，陈亮和秀娟守在那里，眼睛红肿。看到我，陈亮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走到母亲的遗像前，照片上，是她在三亚海边笑得灿烂的样子。那是我给她拍的。照片里的她，那么开心，那么鲜活。

我给她上了三炷香，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没有眼泪。

心里很平静，像一口枯井。

出殡那天，我去了。我站在送葬队伍的最后面，像一个无关紧要的远房亲戚。

下葬后，亲戚们都散了。我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独自一人，走到了她的墓碑前。

墓碑是新立的，水泥的基座还有些潮湿。

我蹲下来，用手轻轻拂去墓碑上的尘土。

“妈。”我轻声叫了一句。

“那把摇椅，我给您做好了。放在您房间里了，靠窗，能晒到太阳。您要是累了，就回来坐着歇歇，摇一摇，就当我又带您出去玩了。”

“那十五万，您别惦记着了。就当我……提前给您和我爸买的这块地。您二老住在一起，也有个伴儿。”

“我不怪您，也不怪陈亮。我知道，您们都是为我好。只是我们……想的不一样。”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她的回应。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东西，放在了墓碑前。那是我用做摇椅剩下的边角料，雕的一只小鸟。鸟儿的翅膀张开，做着飞翔的姿势。

“您这辈子太累了，下辈子，做只鸟吧。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再没人管您，再没钱的事烦您。”

说完这些，我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张黑白的照片，转身，下山。

刚走到山下，我的手机响了。

是陈亮。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哥。”他的声音很沙哑，带着浓重的鼻音。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妈走的时候……手里一直攥着个东西。”他哽咽着说，“我们掰开一看，是你在三亚海边给她捡的那个海螺。她说，把这个放进她的骨灰盒里。”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决了堤。

原来，她都记得。

“还有……”陈亮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那个记账的小本子。最后一页，她写了一行字。”

“是什么？”我颤抖着问。

“她写的是：我儿子，带我看了全世界。”

我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那场花费了十五万的旅行，那场引发了家庭决裂的旅行，到底值不值得？

那一刻，我有了答案。

我和陈亮，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完全理解对方。我们兄弟之间的那道裂痕，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愈合。

但是，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在母亲生命的尽头，她心里的那片海，终究是蓝色的。

这就够了。

来源：浊酒敬浮生